阿爾貝爾·加繆與瑪利亞·卡薩萊令人眩目的通信錄
[按]譯自Robert Zaretsky, 「』No Longer the Person I Was』: The Dazzling Correspondence of Albert Camus and Maria Casares」, 原載LARB,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no-longer-the-person-i-was-the-dazzling-correspondence-of-albert-camus-and-maria-casares/#!。這是一篇書評，評論的是瑪利亞·卡薩萊，阿爾貝爾·加繆：《通信錄1944-1959》(Correspondance, 1944-1959), éditions Gallimard, 2017, 1312 Pages。
「不再是我曾經是的那個人了」：
阿爾貝爾·加繆與瑪利亞·卡薩萊令人眩目的通信錄
作者：羅伯特·扎瑞斯基
翻譯：王立秋
1944年6月6日早上，盟軍登上了諾曼底海岸。當天晚上，阿爾貝爾·加繆和瑪利亞·卡薩萊一起登上了床。儘管後一個事件與法國海岸上展開的行動相比微不足道，但從此以後，加繆和卡薩萊不再是原來的自己了。對那些閱讀他們的通信錄——從1944年夏天到1960年冬天的，（加起來篇幅超過一千頁的）865封信——的人來說，他們也都不一樣了。
到法國解放的那個夏天，加繆在法國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了。兩年前，這個二十歲出頭的阿爾及利亞作家，用他出版的小說《局外人》震撼了法國文壇。1943年，他加入抵抗報紙《戰鬥報》並很快成為該報主編。忠於這份報紙的口號——從抵抗到革命——的加繆，用激烈的語言聲稱，抵抗只是第一步。目標不僅是解放，還要重新發明這個國家。8月24日，他宣告，為自由法國而鬥爭的男男女女，「不會同意順從的勢力和任何形式的不義的復歸」。
這一斷言碰巧響應了他就在幾周前寫下的一句話：「我終生拒絕順從，我選擇在我看來本質的東西，並緊緊抓住它。」不過，加繆的這句個人宣言的聽眾，不是《戰鬥報》的讀者，而是他的情人瑪利亞·卡薩萊。她，在當時也已經是巴黎家喻戶曉的人物了。在西班牙內戰期間（1936-1939），卡薩萊的父親，厄運的西班牙第二共和國的總理（譯註：即桑迪亞哥·卡薩萊·基羅加），把她送到了法國。十多歲的時候，卡薩萊就在巴黎學習戲劇和哲學了——和加繆十年前在阿爾及利亞，法屬阿爾及利亞學習的主題一樣——而且，到1944年的時候，她在巴黎著名的馬圖林歌劇院讓觀眾激動萬分。（那些在馬塞爾·卡爾內的《天堂之子》[1945]或讓·科克托的《俄耳甫斯》[1950]中見過卡薩萊的人會理解為什麼。）
瑪利亞·卡薩萊
的確，馬圖林歌劇院為她與加繆的關係提供了舞台。在這座還被佔領的城市裡，卡薩萊一直是加繆1944年戲劇《誤會》（Le Malentendu）的主演。儘管這齣戲開演的那個晚上是一場災難——譏諷和嘲笑聲、噓聲和叫喊聲不時地打斷演出——但是，加繆並不是很失望。也許，這齣戲，在首演的時候還沒有準備好。但是，更重要得多得多的是——就像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的那樣——他「在這齣戲上演的時候，他獲得了作者所能獲得的最大快樂：聽一個符合他夢想的非凡女演員，用聲音和靈魂發出他自己的語言。」
不過，同年夏天，也標示著，或者說看起來標示著，他與那個聲音和靈魂的分別。當他告訴卡薩萊，他終生拒絕順從的時候，加繆的意思，並不是抵抗德國佬的佔領，而是抵抗與他妻子離婚的誘惑。四年前，加繆和一位法屬阿爾及利亞同胞，弗朗西娜·法奧爾（Francine Faure）結了婚——他拒絕打破這一承諾。「我知道的太清楚了，我所需要做的，只是說出特定的話，然後轉身離開我生命的這一部分。但因為我約定過，所以，這些話是我說不出來的，這些約定也是我沒法打破的。」模具看起來壓好了：在幾天後他寫的一封信中，加繆告訴卡薩萊「我會試著讓弗朗西娜幸福」。
正如他的信以灼人的細節和善良的語言揭示的那樣，在這個任務上，加繆通常是失敗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與卡薩萊的分離也失敗了。在一開始的分手的四年後，他們的道路又交叉——再一次地，異乎尋常地，在6月6日——會合在聖日耳曼大道上。這一次，儘管他們經常因為職業和家庭的職責而分開——因此也才會頻繁地寫信——他們的道路一直重合在一起，直到十二年後加繆去世。
這條路把我們引向一個我們過去認識，但現在卻發現自己並不認識的男人，和一個我們大多數人從來不認識，但現在卻有了更豐富認識的女人。加繆早期的書信里涌動著讓我們想起他年輕時的文章的抒情。從法國西南部的普羅旺斯，他告訴卡薩萊，他在看到流星划過夜空時許了一個願。「要是你今晚抬頭看夜空」，他輕聲地說，希望它們「像雨一樣落在你美麗的臉上，叫你想起我的愛。」至於卡薩萊，她也修正了對她們之前幽會的理解。「在我第一次遇見你的時候，我太年輕了，以至於不能完全把握『我們』這個詞代表的有一切。也許，這是必要的：我要在一頭撞上生活的南牆後，才會帶著對你、和對意義的無法滿足的饑渴回來。」
1944年，加繆對卡薩萊坦白了他「荒謬的」慾望，希望她一直在他身邊，就算弗朗西娜還在他的另一邊。在四年後重聚的時候，卡薩萊也回到了這種「荒謬」（這個詞是所有語詞中最有存在意義的）。是，他們的關係可能是「愚蠢的」，就像加繆堅持的那樣，因為他不僅已婚，更一對年輕的雙胞胎的父親。那又怎樣？「如果你願意這麼說的話，一切都是愚蠢的。但因為事情就是這樣，而我們又不能改變它們，所以，讓我們儘可能地管理好它們，不要因為對生活索取太多而把一切都搞砸了，畢竟生活是……荒謬的？」
荒謬以多種形狀和大小出現。1951年，加繆與讓-保羅·薩特之間發生了戲劇性的決裂，事情的導火線，是加繆的《反抗者》的出版。在這本絕妙的、儘管有時有些模稜兩可的對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分析中，加繆把手指指向了法國左翼那邊的那些對斯大林主義的罪行視而不見的「有用的傻瓜」。不可避免地，《反抗者》反抗了薩特，法國最著名的共產主義的同情者。當薩特在《現代》上發表對這本書的嚴苛評論的時候，加繆報之以一封經常是尖銳的、時而是自憐的長信。薩特的刻薄的、極其個人的回應毀了加繆。在「古怪的抑鬱」中，他告訴卡薩萊他不再有「生之欲」了。
不久之後，加繆又重新發現了生活的慾望，但這個生活，卻越來越陷入私人的、和公共的鬥爭的包圍圈。對自己才思枯竭的恐懼——他告訴卡薩萊，「我需要工作，但我不能工作。真的，我不能」——和他對弗朗西娜情感狀態的愧疚混到了一起。1953年，弗朗西娜看起來經受了一次神經崩潰，這一崩潰部分是由加繆與卡薩萊的關係促成的。在一封特別痛心的信中，加繆報告了弗朗西娜的一次自殺的嘗試：她突然沖向陽台上的窗子，顯然是想跳下去。加繆攔住了她，但還是受到了打擊。她本可以成功的，他告訴卡薩萊，「如果我反應不夠快的話」。儘管他堅持，他並不「完全理解」弗朗西娜日益惡化的狀態，加繆依然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他自己造就的荒謬情境之中。
加繆和瑪利亞·卡薩萊
但這些鬥爭，既沒有定義加繆最後的歲月，也沒有定義他寫給卡薩萊的信。一次又一次地，我們在這些信中發現了加繆那種朋友都喜歡，卻很少在他的著作中出現的冷幽默。在倫敦製作他的戲劇《卡里古拉》的時候，加繆評論說，舞台的裝飾風格看起來是直接從巴黎的跳蚤市場買過來的，而且，扮演卡里古拉的演員「還沒有我的肩頭高」。不過，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面——「那些芭蕾舞是我根本就想不到的。」在這裡，他也拒絕順從：他離開劇院，想去喝一瓶蘇格蘭威士忌。唉，他發現「時間太晚了，只能點咖啡」。那天晚上，他做夢都夢到了「那些怪異的芭蕾舞——我也在其中與喬治六世共舞。」
就她自己對戲劇生活的多姿多彩的描述而言，卡薩萊在這方面與加繆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加繆1949年的戲劇《義人》的一次演出（其中卡薩萊扮演主角多拉）中，她發現自己在和一名咳嗽的觀眾競賽。「我差不多要離開舞台」，她告訴加繆，「給這個坐在前排的男人止咳糖和手絹讓他停止咳嗽，要麼給他以後演出的兩張票，讓他好了再來。但我忍住了。」在巡演時，她還是有時間敲打加繆，問他為什麼不給自己寫信：
沒人會說你給我寫情書是在浪費自己的天才。是的，我理解！在十二年（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每天都在趕著給對方寫信）後，你厭倦了尋找新的方式來告訴我你愛我。可至少你也可以給我寫幾行字來告訴我你的身體狀況和情緒吧。
這對情人也會分享他們關於自己在讀的書的意見（他們看起來總在閱讀）。司湯達總是妙不可言；巴爾扎克有時才是好的。卡薩萊發現，雷斯樞機主教的《回憶錄》名過其實，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1951)「輕了」。加繆則稱，海明威是個「假貨」，奧威爾「屬於和我有共通之處的極少數人」。儘管寫作依然是一場都在爭，但加繆還是在對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歲月的虛構中找到了某種救贖。1957年，他開始寫作那本即將成為他最後的、並且最終也未能完成的書的作品，即悲傷和美麗得令人心碎的《第一人》。他與卡薩萊分享了這個寫作計劃引發的「痛苦」和「孤獨」，儘管（或者，也許也是因為）他於同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他寫自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一則筆記中，頭暈目眩的加繆說，他的感覺，就像是《民主萬歲》[1939]中的詹姆斯·斯圖亞特。）
我們，在閱讀這些書信的時候也會頭暈目眩。這本書與其說是一部通信錄，不如說是一個由兩個非凡的，完全陷入愛情、彼此又是完全平等的人物共同創作的故事。「這是怎樣的奇蹟啊，你總是知道如何滿足我的預期」，加繆在早期的一封信中驚嘆道，「甚至在我自己都不清楚、不理解我想要什麼的時候？」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並不重要，他補充道。「你給我的，比我應得的還多。我帶著尊敬和感激接受這份奇蹟般的愛，它給了我生命。」幾年後，卡薩萊也感慨說：「哦，當然了，我不再是我1950年所是的那個人了，更不用說1944年的了。這也是件好事！」這些變化是他們「非同尋常的合謀」的結果。現在的她，卡薩萊告訴加繆，「不再是我一手造就的，而相反是我們共同造就的。」
在1959年聖誕節那天，卡薩萊寫信給當時在盧爾馬蘭的加繆（不久前，他在那裡買了一棟房子）。她談了自己幾次購物的經歷，中間穿插著一些她對巴爾扎克的《幻滅》的解讀——「為了」，她解釋說，「節約我自己的」。她在信的結尾說，至於別的新消息，「我要等你回來才告訴你……給你接風洗塵。」就在準備從盧爾馬蘭驅車駛往巴黎的時候，加繆匆忙寫了一則筆記：「一想到就要和你再見，我是這樣的高興，以至於在寫字的時候，我都在笑……我要吻你抱你直到周二，然後再來一次。」
卡薩萊再沒機會為加繆接風洗塵了。1960年1月4日，加繆的車——車上除加繆外還有他的朋友米歇爾和亞妮娜·伽利馬爾和他們的女兒安娜——突然在巴黎郊外的路上脫軌，撞上了一棵樹，加繆當場死去。太可預見地，《紐約時報》的一則社論馬上開始自以為是地談論這次事故的無意義：「在阿爾貝爾·加繆竟然死於一場沒有意義的汽車事故這個事實里有一種陰冷的哲學的反諷。」也許吧。但我更傾向於這麼想，就像《西西弗斯的神話》(1942)的作者會做的那樣——加繆和卡薩萊都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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