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後，美國為何不把日本的裕仁天皇處決了？

是否處決裕仁，戰後勢力如何劃分，其實早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就確定了。

這我忘了是從哪個書上看到的，好像是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的。

之前我一直認為是雅爾塔會議上決定的。但想起蔣介石傳記中有羅斯福問「南海諸島蔣公是否有意」的記述，感覺也合乎邏輯。

1943年盟國決定反攻前就商議了戰後日本改造問題：必須徹底剷除軍國主義生長的土壤，剷除對天皇的絕對服從，讓日本永遠失去對外武力擴張的犬牙。

這個問題在臨近日本投降前更為現實：搞死日本容易，但以何種方式搞死，搞死後如何收場變得尤為複雜。

簡單來說，如何用最小的成本達到最理想的效果，如何用最小的犧牲保持對日本的成功領導，是美國考慮的最實際的問題。

不但羅斯福杜魯門這樣考慮，你若是美國總統，你也會這樣考慮。

畢竟犧牲一個美國大兵的成本，與犧牲一個日本人的成本，從國內人的接受程度來看，是無法比的。

日本人犧牲一個就驕傲一次，認為是對天皇的奉獻一次，他和他的家人心理上是滿滿的榮譽感幸福感。

但美國死一個人考慮的首先是這個人背後的家庭，會有多少人增加在下次的抗議遊行隊伍中，與政府為難。

這不僅包括最後的登陸戰，也包括佔領後對頑固分子的控制。

無處不需要美國大兵的流血犧牲。

東京審判前，蘇聯、澳大利亞等多個盟國強烈要求徹底懲處天皇，把甲乙丙戰犯都嚴懲不貸，能處死都處死。

但美國為了確保戰後他們在亞洲的勢力，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保護天皇，改造日本為新的亞洲基地。

如果處決天皇，美國得到什麼好處呢？

杜魯門想了想蘇聯紅色勢力南下的可能，想想朝鮮半島、還是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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