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樂：重塑國際話語，改革全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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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樂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本文刊於3月6日環球網。
摘要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觀等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實踐體現了整體性思維下的新全球觀，超越了傳統上狹隘的民族國家概念和意識形態分歧，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叢林法則，迥異於西方個體本位的思維方式，從人類社會高度相互依存、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視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帶一路」作為促進全球和平合作的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不僅填補了全球治理公共產品的重大缺口，還推動了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進入新時代，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全球治理機制的融入者、參與者，正在變為引領者，世界對中國經驗、智慧和方案也有了更多期待。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我們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積极參与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致力於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推進大國協調合作，深化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和共同發展，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
與此同時，國際輿論中刺耳的聲音也開始增多，尤其是近期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拋出了美國民主基金會的兩位學者新造的「銳實力」概念，惡意揣測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滲透;德國外長在剛結束不久的2018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指責「一帶一路」是中國地緣戰略工具，試圖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威權秩序，對抗西方主導的自由民主秩序。面對西方刻意營造的負面輿論環境，中國不能只是被動應對，而應該生產出能夠真正代表未來世界發展潮流的新話語，重塑世界對全球治理話語體系的認知，使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得到世界更廣泛的認同。
中國vs西方：新舊世界觀之爭
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治理觀和國際新秩序的攻訐，恰恰反映了當今世界，仍由西方主導的國際話語體系已經落後於全球治理理念與實踐的發展。
當前，世界體系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長期以來西方主導建立的全球治理體系在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周期性爆發、發達經濟體增長乏力市場疲軟、國際發展赤字鴻溝日益擴大等嚴峻挑戰時日益失效，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新問題。首先，西方發達國家自身實力相對下降，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美國全球事務層面實行戰略收縮，政策聚焦國內議題，大打貿易保護主義牌，對國際多邊合作不以為意，在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無意承擔國際責任。歐洲則遲遲未從歐債危機中走出，又接二連三陷入民粹主義浪潮迭起、難民大規模湧入、恐襲頻發等內部治理危機，在領導全球治理方面有心無力。其次，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亞洲GDP佔全球比重已經超越了北美和歐洲，世界經濟重心從西向東轉移。但既有國際制度體系未能夠及時反映此種變化，治理結構和規則不公平、不合理，非西方國家代表性嚴重缺乏。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轉型是大勢所趨。
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新型全球治理觀等理念，以及「一帶一路」建設實踐體現了整體性思維下的新全球觀，超越了傳統上狹隘的民族國家概念和意識形態分歧，摒棄了零和博弈的叢林法則，迥異於西方個體本位的思維方式，從人類社會高度相互依存、人類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視角理解全球秩序。「一帶一路」作為促進全球和平合作的共同發展的中國方案，不僅填補了全球治理公共產品的重大缺口，還推動了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一帶一路」提出四年多以來，從最初的合作倡議，逐步上升到國家戰略，頂層設計框架不斷完善，各領域務實合作成果豐碩。全球140多個國家和80多個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大會先後將相關內容納入決議，「一帶一路」在全球範圍內得到了廣泛響應，從倡議轉變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
然而，長久以來的觀念霸權讓西方世界很難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以客觀公正的視角和平和的心態審視自身、看待中國。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即將填補國際體系中的權力真空充滿焦慮和恐慌，他們深陷自己塑造的話語體系無法自拔，仍以過時落伍的舊世界觀審視中國先進的全球治理理念和實踐。
面對東西方新舊兩種世界觀之爭，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全球治理實踐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積極塑造中國話語的國際認同。
增強中國國際制度體系領導力
重塑全球治理的國際話語體系，需要提升中國在國際制度體系中的領導力和話語權。國際組織作為該體系最核心的構成要素，引領著新觀念、規範及制度的產生、傳播和推廣，極大地影響著全球治理髮展趨勢。因而，國際組織既是世界各國互動合作的最主要平台，也是大國影響力競爭的核心領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組織的互動經歷了從謹慎參與，到深度合作，再到積極塑造的歷程，此過程背後是中國對自身國際地位和角色認知的動態調整。近年來，中國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無需贅言，國家硬實力的大幅提升有目共睹，相對而言，中國軟實力仍有提升空間，國際議程設置能力、國際規範塑造能力以及國際影響傳播能力應繼續提升，而依託國際組織增強領導力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
1.引領國際多邊合作機制創新
在此方面，中國已經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有了良好開端。中國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通過股份分配、投票權、管理層遴選機制等方面的創新，首次在國際多邊機構中體現出世界經濟格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也讓開放區域主義的新型治理原則得以實現。
此外，中國發起成立的跨區域多邊合作論壇，也較為成功地將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治理觀植入國際多邊合作議程。以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中國-中東歐「16+1」合作機制等為例，此類合作論壇突破了傳統國際組織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對成員國施加硬約束的做法，將合作建立在成員國互信和共識基礎上，實行自願參與原則，決策機製為協商一致而非訴諸表決。這些合作機制的成功運行有助於塑造世界對新型全球治理觀的認同。
未來，全球治理的空間範圍將向深海、外空、極地、互聯網等公域不斷拓展，中國面臨著填補當前治理體系空白的重大機遇。因此，中國應當牢牢把握機會，在現有治理機制尚未覆蓋以及覆蓋不完全、機制運行不成熟或機制嚴重落後於時代發展的領域未雨綢繆，積極推動現有機制改革並推動更多新型國際組織建立，在常態化的國際互動與合作中塑造世界對中國話語的認同。
2.從國家戰略高度重視國際組織人才培養
國際組織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在專門知識和專業技術基礎上發揮專家權威，並以此形成重要規則、規範體系和共同價值觀念，指導相應領域內的國際互動交流合作。國際組織運行過程中，國際組織職員負責將組織的法定授權轉化為具體運作程序和行動，他們在政策制定、遊說成員國採取行動、協調不同立場、確保具體項目實施等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目前，無論是在綜合類還是專業類國際組織中，中國籍專家和高級官員相對缺乏，影響了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以聯合國大會秘書處為例，2017年7月發布的秘書長報告顯示，秘書處高級官員序列由一級主管(D1)、二級主管(D2)、助理秘書長(ASG)和副秘書長(USG)構成，共357人。其中，中國籍官員只有9人，而美國有45人，英國24人，法國14人。專業類國際組織中，中國權威專家人才缺位現象更為嚴重。例如，南極研究科學委員會(SCAR)作為國際南極科學最高學術權威機構，主導南極科研計劃的制定、啟動、推進和協調，很大程度上主導著南極治理髮展方向。中國從1986年加入該組織至今，只有兩位科學家進入過執行委員會(擔任副主席職務)，近十年都沒有新科學家進入該機構管理層。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普遍存在於各類國際組織中。
為此，中國應該將國際組織人才建設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填補國際人才儲備的巨大缺口。大多數國際組織內部晉陞仍遵循官僚體系運轉規律，從低級職務向中高級管理層晉陞需要較長時間積累專業技能及人脈資源，因此，從長遠角度看，需要建立階梯式培養機制：一方面，輸送更多已經在自己所處領域內具有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優秀人才進入相應國際組織管理層，並提供工資、生活費等補貼，解決好配偶、子女的工作、教育問題，打消後顧之憂;另一方面，為有志成為國際公務員的年輕人提供更多進入國際組織工作的機會。2014年，教育部下屬的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首次推出選拔優秀青年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實習項目，此後選派人數逐年增加;2017年，留基委出台了《留學基金資助全國普通高校學生到國際組織實習選派管理辦法(試行)》，對資助對象、獎學金包含費用種類、選拔辦法等做了詳細明確的規定。日後，除提供資金支持外，還可以考慮利用高校、研究機構等資源設立國際組織人才專業培訓項目。
提升國際話語塑造及傳播能力
重塑國際話語體系，善用國際組織平台是外部途徑，而同樣重要的是內部革新，從自身出發提升國際話語塑造及傳播能力。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提高文化軟實力工作，尤其是在對外交往中，將中外人文交流視為與政治、經濟合作同等重要的支柱。
當前，隨著全球化進程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外人文交流呈現出行為主體多元化、形式內容多樣化等趨勢，為中國話語的國際傳播提供了更多機遇。對外交往不再被某些特定單位或部門壟斷，企業、高校、智庫、個人等都可以成為中國話語的傳播渠道。《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建好新型智庫，深化中外人文交流。為此，中國應該尤其重視挖掘智庫在中國話語生產及傳播方面所具有的潛力，促進智庫研究水平、國際交流水平、對外傳播水平等的全方位提高，使之得以生產出符合國際傳播規律的優質思想和知識產品，並利用自身影響力與號召力調動廣泛的社會資源，極大地延展中國話語國際傳播的深度和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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