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夫與《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

作者：日本國立金澤大學名譽教授 李慶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國古典文獻的收輯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遺產。《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就是這些文獻精華的如實記錄。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名大隆，號補安，以字行，祖籍浙江秀水（今嘉興市）。其祖移居江蘇吳縣（今蘇州市），遂為吳縣人。

先生誕生於清朝末年，七歲，入蘇州小學。十三四歲，受學家塾，研讀《論語》。十八歲，從吳江「天放樓主人」、文學家金松岑習國文,讀《資治通鑒》。二十歲,隨丁國鈞校讀史籍。同年，入金松岑之師吳縣曹元弼之門，研習經學。曹元弼為前清翰林院編修，專精《三禮》。先生受業，奠定國學基礎。學業有成，二十六歲，執教蘇州女子師範學校。二十八歲應上海聖約翰大學之聘，為國文教員，後升為教授。其間，學界交往，視野漸擴，鑽研古典文獻學，蔚然成家。

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先生轉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講授文獻學。直到1966年，因肺炎去世。

「蛾術軒」乃先生晚年齋名，取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意為：小蟻學大蟻，勤銜泥土，以成蟻冢，比喻勤學。

先生一生孜孜不倦，致力我國古典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著述宏富。早在1934—1941年，友人趙詒琛和他先後輯成《甲戌叢編》到《辛巳叢編》等八部叢書（又稱「八年叢編」），收書九十餘種，稀缺文獻，得以留存。兩人收輯清代黃丕烈、顧千里的題跋、著述，編輯刊行《黃顧遺書》。在此基礎上編成《顧千里集》《黃丕烈集》，並撰《黃蕘圃先生年譜補》，為這兩位清代著名的文獻學家提供了較為完整的資料。《顧千里集》稿，後筆者董理，得諸方支持，已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黃丕烈集》稿，則不知下落。

先生重點收輯了清代「吳學」代表惠棟的著述，編有《惠棟集》、曹元弼的遺著《復禮堂文二集》《三集》《復禮堂詩集》《復禮堂尺牘》，還有曹元忠的《箋經室余稿》《箋經室賦錄》等數種，原稿俱存，尚未刊出。上世紀30年代，受胡玉縉先生之託，收輯遺稿，編成《許庼遺集》（又作：鄦庼集林）。其中《許庼學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已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其餘還有《許庼題識》《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等，不再細述。

不僅收輯前人文獻，先生自己也勤奮著述，早年著有《景刊元貞本論語註疏解經考證》,現存清稿本。上世紀50年代，研究《管子》，著《管子校釋》,有手稿本存。並就《管子》版本,和郭沫若先生商榷,提出批評。還著有《補三國志兵志》《學禮齋隨筆》等多種。

為了給學生打好文獻學基礎，先生編寫國內第一部文獻學的大學教材《文獻學講義》（後由徐鵬師整理出版）。廣受學界好評。先生考訂、補充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後經徐鵬師輯錄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據不完全統計，先生撰述、整理、輯集的著述上百種，單是手抄稿本，便達一千餘萬字。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就是這部晚年撰寫的《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

先生既非達官顯貴，也非金玉滿堂，終生以教學著述立世，在世僅66年。在電腦尚未普及的時代，依靠個人的努力，做出上述成就，絕非常人所能企及。

縱觀歷史，在時代大潮中，有人引領風流，飛舞浪尖，萬方矚目；有人被潮流挾裹，在波濤中掙扎。他們或許滿身瘡痍，帶有缺陷；或許如入黑洞，沒有光亮；或許淡然無奇，微不足道，不受世人關注。但是，他們堅韌頑強，決不放棄追求，激揚著生命力。這樣的人，是造就各類文明的中堅和脊樑。

王欣夫先生一生致力中國古典文獻的收輯研究，致力保存民族文化遺產。在他的身上，可以感受到這種精神和力量。他無愧為我國近代古典文獻學的代表性學者。

王欣夫先生不僅是一位學者，還是一位實踐型的藏書家。不論環境如何困苦，總設法克服，全力以赴，保存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獻資料。《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就是這些文獻精華的如實記錄。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所錄文獻，包括稿本一百多種，批校本二百多種，抄本四百多種。來源，大致有四個方面：

一，祖上傳下。先生父祖輩就藏有宋本《陶淵明集》，明弘治本《陳伯玉集》，明嘉靖孔天胤依宋本刻的《通鑒通鑒》初印本等，達數千卷。這些典籍，有的流失，有的留存。

二，收集購買。先生一生，勤力收集各種典籍。如清濟陽張爾歧撰的《周易說略》四卷，康熙己亥泰山徐志定「真合齋」磁活字本，國內僅存。清王澍手書原本《積書岩摹古帖》，乃從清代宮中流出。先生傾囊購得。

從各方收集名人稿本，如清吳縣徐堂《韓詩述》、清秀水諸錦《儀禮義疏稿》、吳雲《兩罍軒收藏經籍碑帖書畫目錄》、鄭文焯稿本六種，鈔稿本如徐養原《頑石廬文集》、批校本如元和陳倬校《讀書雜誌》等，達數百種。

三，抄錄編輯。先生從友朋處轉抄過錄罕見題跋和著作，有時如痴如迷。如過錄何焯、惠士奇、惠棟的《周禮註疏》校語；過錄段玉裁、臧庸等校《儀禮註疏》的校語；過錄《華陽國志》《經典釋文》等書顧千里的校語；其他如抄錄錢大昕、焦循、潘祖蔭等人的校跋等，多為罕見者。甚至臨終前，重病在身，仍在過錄盧抱經書跋。

轉抄過錄後，彙集所得，編成書稿。如陸貽典《覿庵書跋》、《嘉業堂群書序跋》等，凡此有四十多種。

四，師友饋贈。前輩託付的，如曹元弼的《復禮堂日記》《北堂立言記》，胡玉縉的《辨俗編》手稿等。友朋見贈的，如《爾雅郭注拾遺》，系任銘善抄錄贈送；《家語弟子補註》手稿本，乃丁福保所贈。

對於這些典籍，先生精心選擇，寫就《書錄》，對上述各類文獻，做了真實記錄。所述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

第一，典籍本身的傳布情況。

如《集韻》十卷，清康熙時代曹寅刻本，日本天保九年（相當於咸豐六年）復刻曹寅刻本，嘉慶甲戌等三條書錄中，記載了書中段玉裁、王引之、袁廷檮、鈕樹玉等十多位清代學者的校跋語，藏書印章。

又如翁方綱未刊稿《四庫全書提要》，記載了該書稿的流傳以及劉承干嘉業堂，由施韻秋抄錄副本的情況。再如，原存馮桂芬處、後歸丁初我收藏的《唐詩鼓吹》，乃陳少章、何義門親批校本，《書錄》中，敘其流傳過程，收購納入的情況。

凡此，經、史、子、集各個領域，共一千多種典籍。因為都是親身經歷，親眼所見，親自所錄的資料，真實可靠。

第二，與典籍流傳有關的人物生平。

《書錄》所載文獻，多未刊稿本。每部文稿，都彙集著學者畢生心血。有的作者，因時代動蕩，蕭然而逝；限於社會歷史環境，未被人知，甚至不見記載。然而，所撰著述，甚為出色。如《水經注箋疏》存一卷，乃先生從殘稿中錄出。作者系慈溪林頤山，在《水經注》研究領域，「其功實不亞於戴（戴震）汪（汪士鐸）」。賴此所錄，方得留存。

第三，近代江南地區的學術流變。

清朝咸豐以後，世態大變。就中國典籍而言，瞿氏鐵琴銅劍樓、楊氏海源閣、丁氏八千卷樓、陸氏皕宋樓等典籍的流散，引起眾多的議論感慨。先生在《嘉業堂群書序跋》中，記載嘉業堂「收書於易代之際，《藏書志》雖積稿盈尺，僅什存二三，而刻書數千卷，實足與毛氏媲美」，劉承干先生「恣人錄副，以廣其傳」的情況。在《獨斷疏證》條下，記載了自己與胡玉縉先生的交往、受教並蒙其託付，整理文稿的經緯。

《書錄》所載社會變動和知識階層狀況，尤多江南地區文獻流傳、人物交往細節，如無此書，或就淹沒在歷史長河之中了。

每逢時代動蕩，典籍總有聚散分合。這一特定社會現象，揭示著文明的變異、展開與進化。《書錄》未刻意闡述高深的哲理，而文化和哲理並非憑空存在，須有現實支撐。正是這些具體真實的記述，展現了那個時代斑駁多彩的文化空間。其中有參天大樹，有茂密叢林，乃至生存過的纖細小草。正賴有此，中國文化的莽原，才顯現出歷史人文的廣袤和雄渾；中國文化的天空，才顯現出思想哲理的深邃和悠遠；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才顯現出延綿不斷的頑強生命力。先生曾有一段令人回味之語:「人有遇與不遇，而書之傳否，也有幸與不幸。」此千餘部著作，一個多世紀，飽經動亂，遇到先生。與毀於戰火和變亂的眾多文獻相比，可以說是「遇」而有幸了。

此乃《書錄》學術價值之所在。

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為王欣夫先生上世紀60年代所著，系他人生最後時期對自己學術成果的總結。

所載書跋，或為舊稿，或為新撰，俱反覆斟酌，方始寫定。自己出資，請友人「耐公」（封尊五先生）小楷端正抄寫，裝訂成冊。

在1961年到1962年，寫定六冊，署為「庚辛稿」，乃因1961年為庚子年，1962年為辛丑年得名。1963到1965年，以每年六冊的進度，分別署為「壬寅」「癸卯」「甲辰」稿。此後，又加以修改，並請友人鄭翼先生校閱。1966年，撰寫、謄清了五冊。未署稿名。

1966年8月底，先生病倒。《日記》記載，進醫院前，仍在抄錄題跋。病重之際，恰逢「文革」風起雲湧，如火如荼。天氣炎熱，自云：「似置身洪爐中，必可成為百鍊之鋼。」當時的醫療和身心狀況，可想而知。先生對前來探視的學生和助手徐鵬師說：「我的稿子，你要幫我。不然的話，就都成灰燼垃圾了。」人皆未料，兩個多月後，留下諸多遺稿和畢生積累的藏書，先生竟撒手人寰，享年僅六十六歲。這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

徐鵬師受託，對存放在復旦大學先生住所的藏書和遺稿，加以歸攏，仍存原處。上世紀70年代，「工宣隊」進駐大學。指先生藏書，為「封、資、修」之「四舊」，當在掃蕩之列。命家屬限時搬出，否則，就 「堆到弄堂里去」。因為「房子是住人的，不是放書的」。

家屬無奈，和舊書店聯繫，拉走兩車，後多散落。又告知徐鵬師。徐鵬師聞訊，報告復旦中文系，把餘下的書籍轉至系辦公室。同時，通過有影響的學者譚

其驤先生，向上海市主管領導反映。通過各方面努力，復旦大學同意將未送舊書店的藏書，收入復旦大學圖書館。在此期間，徐鵬師找出有價值的文獻，歸還王師母。如上述清代王澍的《積書岩摹古帖》——這是先生生前變賣師母首飾購得者。同時，收羅先生部分遺稿，加以保存。其中包括《蛾術軒善本篋存書錄》清稿本的絕大部分，共二十七冊。尚有一冊清稿本及未謄清的草稿，和王先生的藏書一起，歸入復旦大學圖書館。當時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非常重視這部稿子，曾特地詢問並查看過。

上世紀70年代末，全國開始恢復研究生考試，筆者有幸，忝列徐鵬師之門。在學期間，讀過此稿，並遵師命，和同窗一起，編成《蛾術軒篋存善本簡明目錄》，油印若干，散發學友參考。

此後，徐鵬師先後整理、出版了《文獻學講義》《藏書紀事詩補正》等先生遺著。又和原復旦大學教授，後為北京圖書館（即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副館長的鮑正鵠先生一起，標點整理這部《書錄》。

兩位先生，不顧自身健康，放下手中著述，費時多年，方始告竣。其間，徐鵬師曾在《中華文史論叢》等專業雜誌上發表過部分整理稿。

上世紀90年代，徐鵬師命筆者儘力聯繫，爭取出版。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長李國章等先生支持，由吳旭民先生為責任編輯，在2002年出版了標點整理本。徐師特命筆者撰寫《前言》，對此書的學術價值和流傳情況，略作說明。出版不久，初版售罄。2012年再版。

標點整理本問世，王欣夫先生的學術成就，進一步受域內外學界關注。王先生的學生，復旦大學中文系吳中傑教授在《海上學人》等著作中，專門介紹王先生的事迹和為人。潘旭瀾教授，從文化史的角度，宏觀審視，發表長文《兩部大書的腥膻與苦澀》，介紹王先生的業績和鮑正鵠先生、徐鵬師整理《書錄》的情況，引起學界相當反響。其他學人有關先生生平和學術成果的文章也多見刊出。

到本世紀初，徐鵬師感覺體力和精神不支，數次和筆者談及王先生遺稿的整理。2003年3月，特地把王先生的哲嗣王啟棟先生夫婦請到家中，共同決定，將遺著託付給筆者。

受命惕若，夙夕在念，不敢懈忽。多年來與各方聯繫，王先生和徐鵬師的遺著，已出版數種。最近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這部著作，可望化身千百，流傳於世。或可告慰先生和徐師在天之靈。

學術有傳承。學術的傳承不僅為名義上的師弟關係，更反映為一種人與人的深層聯繫，一種精神之延續。半個多世紀，潮起潮落，人情變幻，世態炎涼。隨波逐流，沽名釣譽，固然有之，而這部文稿的流傳，筆者更多感受到的，是前賢對學術的執著追求，是情感交流的溫暖，是人和人之間的信賴，是一種人性中的真誠，此乃更值得珍惜之處。

關於《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在各個具體研究領域的價值，筆者已在該書標點本的《前言》中做了一些說明，此不重複。

那麼，為什麼已有整理標點本，還要出此原稿影印本呢？

首先，徐鵬師生前教示，已出排印本，鑒於當時社會環境和認識，個別篇目，全部刪削。有些篇目，有所改動。出於出版形式的考慮，對原書分卷，稍有變易。因此，影印本可以更準確地反映原稿的本來面貌。

其次，王先生在每篇寫成之後，請人謄寫。清稿成冊之後，又加修改、增補、批註。這些內容，反映王欣夫先生晚年的思想變化，而在整理本中，則無法看出這樣的過程、或反映得不明確。

最重要的，就此稿本形態的價值而言，更完全應該影印。眾所周知，各種文化樣式：音樂、舞蹈、繪畫、雕塑、電影等等，在各自發展歷史上，每個階段，都有自身標識性作品，都有自己的經典。書籍稿本的發展也是如此。

中國的典籍文本，歷經甲骨、金石、簡帛，紙張等載體變遷，有著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典籍形態，自印刷術發明以後，多由手寫轉為印刷，卻絲毫未減少手書稿本、抄本的價值。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書寫工具的演進，鋼筆、鉛筆、圓珠筆取代了毛筆。進入電子信息時代，電腦打字又取代人工手書。在中國，用毛筆書寫的稿本，越來越少。這是一個歷史變遷的轉折點。

這部清稿本近五千頁，一百七八十萬字，全部用毛筆小楷工整寫定，書法光鮮奪目，蔚然大觀。作為典籍變遷、書稿形態轉折點上的代表性作品，有著無可替代的價值和時代意義。筆者不贊成輕率發出「某某時代沒有文化巨作」的抱怨。以筆者數十年海內外跋涉，調查研究漢文典籍的經歷所見，就個人著述的漢文稿本言，當今之世，鮮有可與此比肩者。

總之，無論從其內容、從古典文獻學的學術研究角度而言，還是就其形式、從稿本流變的形態變化角度而言，這部《書錄》都堪稱為我們這個時代當之無愧的代表性之作，無愧為時代的經典。因此，影印非常必要。

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十年、百年之後重回首，當證吾言不妄。

最後，要對在這次影印出版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問題做一點說明，對貢獻了力量的各方表示感謝。

首先，要感謝王欣夫先生的哲嗣王啟棟先生和夫人，慨然同意並大力支持此書的影印出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王興康社長，在當前商業風潮正盛之際，表現出作為一個出版者的見識和擔當，決定影印線裝出版。該社王為松總編、孫瑜主任，對此表示了熱情關注和支持，尤其編輯顧雷做了大量的實際工作。

復旦大學圖書館陳思和館長、王亮博士等，為翻印復旦圖書館所藏的兩冊殘稿，無私地提供了方便和支持。鑒於殘稿中鋼筆書寫的一冊，除兩篇在清稿本中未收錄外，余皆已收入《書錄》清稿，而此兩篇，原非清稿，當初先生未收，殆有原因。按本書體例，亦不收錄。

原稿沒有目錄，為便於檢索，此次影印，在每頁中縫，標上頁碼。加上了書前目錄和書後的索引。其餘概從原貌，不作任何修飾。索引的編製，得到吾友上海文史館館員金良年先生的真心支持，由他親自編成。

尤其要感謝的，是許多和筆者相識或不相識的海內外朋友、學者，多年來，從各種角度、用不同方式，表現出對王欣夫先生和這部稿本的關注，希望儘快看到影印本問世，並為此書的出版，給予了實際的幫助。這不僅是對王先生個人、而應視作為對於中國歷史典籍、對於中國文化本源的關切。使我們這些從事古典文獻研究的學人，感到「吾道不孤」、被人理解的溫馨，也更堅定了我們繼續努力，以使中華文化更加開放地與世界交流的信念。

眾志成城，才是這部稿本最後得以發出光輝的根本動力。

五十年前，知名學者盧弼先生對於王欣夫先生的學術業績頗為讚賞。稱他「千金一諾重千斤」，「文章道義結知音」。並將他和清初潘耒整理顧亭林遺著相比：「同是名賢同不朽，師門誼篤重東吳。」

同輩學者呂貞白師也有詩這樣評價：「蛾學齋能抱道真，三吳學派未沉淪。自從黃顧風流歇，天壤王郎第一人。」

固然，每個時代的學者都有自身的局限，而就對於前輩遺稿和近代文獻學的貢獻而言，王欣夫先生無愧此譽。

故謹借這些詩句，作為結語。

（本文為影印本《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前言。）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