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開端，京師同文館的設立有什麼波折？

原標題：作為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開端，京師同文館的設立有什麼波折？

作者：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岳忠豪

鴉片戰爭後，中國國門被迫打開，中外交流越趨頻繁，但直到19世紀60年代初，中國外交及外語教育一直沒有什麼進展。直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咸豐帝「車駕北狩」，經過此次近乎亡國或改朝換代的危機，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覺醒。而恭親王奕?與英法使臣交涉，備嘗艱辛，這使他和曾國藩、李鴻章等疆吏一道，開展了中國近代史上的洋務運動。而隨著洋務學堂的創辦，中國近代意義的教育事業也由此起步，首推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

1861年初，奕?在《通籌善後章程折》中主張「查與外國交涉事件，必先識其性情，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協！」請求創辦外國語言學堂，隨即得到咸豐帝的批准，經過一年多的籌備，1862年7月11日，京師同文館正式開學。

京師同文館並非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培養外語人才的機構，早在唐代便有了官辦的翻譯機構，明代有「譯遠方朝貢文字」的「四夷館」，清代改稱「四譯館」，京師同文館的前身俄羅斯文館在乾隆年間就已設立。但京師同文館與上述機構有著本質的不同，奕?在《遵議設立同文館折》中說「臣等伏思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言語文字，方不受人欺矇。各國均以重資聘請中國人講解文義，而中國迄無熟悉外國語言文字之人，恐無以悉其底蘊。」可見京師同文館並非僅僅是為了翻譯，而是為「悉各國情形」「悉其底蘊」，這就比之前為翻譯而存在的「四夷館」等前進了一大步。並先後聘請英國教士包爾滕、傅蘭雅、美國教士丁韙良等外國人來同文館任職，這也是與以往不同的重要一處。以外國人為教習，相比本國人則更能開闊學生的思維、促進西學傳播。

（傅蘭雅）

京師同文館創辦之初是為教習外國語言文字而存在，這與祖宗之法、前朝先例相因循，並無不當之處，因此也沒有引起社會及朝中的非議。但在1866年底，奕?奏請擬在京師同文館講求天文算學，要招取舉人貢生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入館學習。但這一舉措馬上遭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先後有山東監察御史張盛藻上《請同文館無庸召集正途疏》、大學士倭仁上《請罷同文館用正途人員習天算折》、直隸知州楊廷熙上《請撤消同文館以彌天變折》等表示反對開設天文算學館，並對西學大肆攻擊，倭仁謂「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而奕?等人則對此展開了激烈的辯駁，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場關於教育改革問題的大辯論由此引發。「事實是，從1866年底開始，延續時間達半年之久的一場大爭論，改變了京師同文館的語言學堂性質，確立了它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的開創性地位。

（恭親王奕?）

這次的辯論，在朝廷的干預下告一段落，雖然表面上倭仁辭職，恭親王等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但實際上對京師同文館天文算學館的開設帶來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由於倭仁等保守派的阻撓和社會上士大夫階層巨大的阻力，天文算學館的招生情況並不理想，最終因生源太少及學生素質過差，被併入英、法、俄文館，所謂天文算學館已名存實亡，這時的京師同文館也顯出衰頹之勢。

1869年末，美國人丁韙良（W.A.P.Martin）被任命為京師同文館總教習，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此1870年後京師同文館有一定的發展。「1876年，館中正式規定除外語外，學生還要學習數學、物理、化學、天文測算、萬國公法、各國歷史、地理等課程，使同文館由單純的外語學校發展成為一所以外語教學為主，兼習各門西學的綜合性學校。」1902年，京師同文館併入戊戌變法時成立的京師大學堂。

京師同文館在四十年的發展歷史中，儘管學生素質不高，也並沒有做出比其它洋務學堂更突出的成就與特色。但它標誌著中國開始施行西方教育，學習西學由想法變為了現實，中國近代教育在這所位於北京東堂子衚衕的小學堂中緩慢起步。同時，它也被譽為「晚清三大譯書重鎮」，對中國近代的譯書事業與西學傳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它帶動著其它洋務學堂一道，為洋務運動提供新人才、新技術，藉助於學堂這一具體的形式，新觀念開始改變人們原有的成見與信念。無論成效如何，京師同文館也已經踏出了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第一步。

參考文獻：

1、夏東元：《洋務運動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2、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

3、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海：格致出版社，2012年。

4、孫培青：《中國教育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編輯：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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