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戰中走過最遠的路，就是美國人的套路

貿易戰是幌子，背後在談判桌上能達成什麼樣的協議才是關鍵，作為縱橫商界幾十年的老油條，特朗普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

相比醫改、稅改這些需要處理錯綜複雜政壇關係的事務，自導自演一出貿易領域的大戲，未嘗不是特朗普亮出的真正王牌。

壹

1985年5月，擺在日本大藏省大臣竹下登面前的選擇只有兩個：

要麼，讓美國議會提出的兩百多樁貿易保護法案成為現實，其中每一樁都與限制日本商品進口有關；

要麼，就得接受美國改造自己國家貨幣和金融市場的無理要求。

剛剛履新的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在會面時對他半開玩笑半威脅的說，「美國國內的保護主義情緒十分高漲，而且在近幾個月內會繼續惡化，有好幾項保護主義的法案已經提交國會審議了。」

「如果你想要阻止這些立法，甚至讓總統發動否決權的話，那最好採取些短期就能讓他看得到實際效果的措施。」

貝克所指的措施，就是讓日元升值，同時減稅和擴大內需。多管齊下，以解決兩國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問題。

就在三個月前，美國參議院以92：0全票通過了要求對日本實施報復的美日貿易共同法議案，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們更迫不及待的提出要對日本所有進口產品徵收25%的懲罰性關稅。

山雨欲來風滿樓，面對二戰後的老大哥、冷戰時的盟友突然亮出的獠牙，就算是當時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也汗毛倒立、別無選擇。

時代周刊對貝克的評價是「痛恨失敗的紳士」，圖片來源：Times

日本不是沒有做過反抗的努力。

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兩國為紡織纖維產業的貿易摩擦首次交手時，日本政府的態度還是很強硬的，不但嚴詞拒絕了美國讓自己限制毛紡化纖產品出口量的要求，眾議院甚至還全票通過決議，反對美國干涉日本的貿易政策。

結果，1971年8月15日，美國尼克松政府突然宣布對一切外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附加稅，並停止把美元自由兌換成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加上紡織行業的出口受挫，讓日本經濟受到了嚴重衝擊。

兩個月後，日本政府服軟妥協，接受了美國關於解決紡織品問題的方案，並以政府賠償方式彌補了日本紡織業的損失。

老大哥之所以是老大哥，在於他治你的辦法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

因此，當12年後，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日本外相安倍晉太郎到訪時提出「日元因為人為的關係被低估了，而匯率對美日貿易影響巨大，日方必須採取有效措施」時，安倍選擇了顧左右而言他。

和他的兒子一樣，老安倍只是個政客，而舒爾茨卻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建築工程公司總裁、尼克松前政府的財政部長，在這樣的人面前談匯率和貿易，是很容易被套路的。另外，安倍大概也是想起了十幾年前處理貿易摩擦不當後的慘痛教訓。

舒爾茨曾因為結束固定匯率制度登上時代周刊，圖片來源：Times

就在他們會面的同一時間，美國嘉碧樂貨車公司總裁李摩根正在聯合學術、法律等多界大佬，共同起草題為「美元與日元的不匹配：問題的所在與解決方案」的摩根報告。

摩根的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屢次敗給日本小松製作所，他恨得牙都癢。

這一報告將當時的美國對外經濟關係歸結為三點問題：

1.快速惡化的貿易收支

2.相對日元不斷升值的美元匯率

3.美國政府在匯率政策上不作為，導致本國產業受到進口產品的惡意衝擊

這一報告提供的解決方案，是迫使日本進行「金融自由化，日元國際化」。這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美國對日本高壓式談判的綱領。

回到文章開頭，當時的大藏省大臣，後來的日本首相竹下登手上的難題。他在慎重考慮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對日本可能造成怎樣的傷害後，和當時大藏省負責外匯政策的行天豐雄說，「（讓日元）升吧，10%也認了。」

於是四個月後，廣場協議簽訂。

之後的一年間，日元兌美元升值40%，幅度甚至超出了美方的預期。然而，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卻不降反升。1985年553億日元，1986年915億日元，翻了接近一倍。

當時美國盛行的將貿易失衡與匯率掛鉤的觀點，在實證案例面前不攻自破。

美國人並沒有反省自己的政策，更不會因此善罷甘休。他們想到了第二個點——「既然不是匯率的問題，那一定是日本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日本必須開放市場，擴大內需，才能解決貿易失衡問題」。

「採取擴大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經濟大國日本理應承擔的國際責任。」——美國財政部長貝克，1987年。

日本不敢怠慢，由央行行長前川春雄帶領團隊起草了一份報告，為的就是尋找一條既能減少貿易順差、又能不影響日本經濟的可行之路，史稱「前川報告」。

前川報告的建議可以總結為五點：一是擴大內需，二是升級產業結構，三是擴大進口並改善市場准入環境，四是加快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五是採取積極的財政和金融政策。

對於現在的中國人來說，聽起來有點耳熟。可惜，這個前川報告當年只實施了後半段，卻忘了前半段，結果就是吹起了偌大的日本資產泡沫。

另一方面，美國卻沒有因為日本的「乖巧聽話」就放下手上的貿易鐮刀。從1986年為了打開通信、電子、藥品和醫療器械、汽車四大市場簽訂的「市場指向型個別領域協議（Market Oriented SectorSelective，MOSS協議）」，到1989年為了改變日本封閉式經濟環境的「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Structural Impediments Initiative）」，美國揮舞起301條款的大棒，試圖像一百多年前的黑船那樣沖開日本的國門。

所謂301條款，是指美國《1974年貿易法》中規定的，如果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在經過調查之後，發現另一個國家侵犯了美國根據貿易協定應當享受的權利，或者這個國家的法律法規對美國商業造成了限制或負擔，可以依據情節的嚴重程度採取報復措施。

聽起來像是法庭審理案件，不過在301的法庭上，作為被告的國家是無權出席和抗訴的，要麼庭外服軟尋求和解，要麼就得指望美國的貿易代表突然發善心。

1989年6月，美國在同一天對日本發起了三起「301調查」，分別針對衛星政府採購、巨型計算機政府採購和木材產品的技術歧視性使用——看起來毫無關聯的三個行業，但全部都與市場准入有關。

調查只是一種威脅，逼著日本人坐到談判桌前談開放才是目的。

在宣布調查的同一天，美國就向日本發出了磋商邀請。日方雖然在明面上多次表示絕不在報復性制裁措施的威脅下坐上談判桌，但說著說著還是坐到了桌前。除了在這三個領域的妥協之外，還和美國簽下了「結構性貿易障礙協議」，開放了大部分的國內市場。

1992年柯林頓上台，美國進入民主黨時代。

日本政府本以為鼓吹自由貿易的民主黨能夠少一些貿易保護的套路，多一些互利互惠的真誠，卻沒想到柯林頓對日本的第一句話就是——「冷戰期間的美日夥伴關係已經過時，經濟貿易問題是美國最為關心的事項，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問題極為憂慮，日本必須對此採取更加有效的對策。」

這一說法，絲毫不顧及當時日本經濟已經滑入「失去的十年」。

「美國企業有提供高品質具有價格競爭力產品的責任，而日本則有責任接受這些產品。」——柯林頓

此時的美國已經形成了一套對付日本行之有效的「官民協同貿易戰體系」——美國的企業和工會向國會陳情，國會提出帶有貿易保護色彩的法案，白宮和USTR則立即拿著法案和301條款的威脅，逼迫日本在貿易談判中就範。

舉例來說，在1993年開始的美日綜合經濟協議談判中，美國向日本提出了「控制經常項目盈餘」和「進口佔GDP比例」的具體數值要求。這一直接干涉內政的舉動引起日本國內一片嘩然。

迫於民眾的壓力，在第二年的美日首腦會議上，日本首相細川護熙狠下心來和柯林頓攤牌，「我國政策的數值目標什麼的，不該由美國決定。」

老大哥雷霆震怒。

柯林頓立即簽署了可以隨時發動超級301條款的行政命令，分分鐘可以將日本列入懲罰性關稅的黑名單，USTR心領神會的同步發布了對日制裁的清單，而美國參議院則有本上奏，提出了強迫日本開放市場的法案。

三管齊下，就問你服不服。

四月，就在美國即將發動超級301條款期限的數小時前，日本服軟了。

這種千鈞一髮的戲劇化時刻，在美日的貿易戰中發生過不止一次。

一年後的1995年，美日為了汽車及零配件行業又起了爭端。當時日本車在美國的比例已經非常高，《時代雜誌》曾感慨，「美國路上五輛車有一輛來自日本，可日本路上一百輛車都沒有一輛來自美國。」

圖片來源：興業證券研究所

為了曲線救國，美國一方面要求日企在美的造車廠必須使用更多的本地產零配件，另一方面則希望將美國車企在日本的銷售點擴張至1000家。

談判破裂後，美國再次威脅要啟動「301條款」，對日本產的高級汽車徵收100%的附加關稅。不過這一次，因為WTO已經生效，日本也硬氣了起來，決定向WTO起訴美國的單邊主義制裁行為。

最終，在美國發動制裁期限只剩一天的時候，美日達成和解，美方撤回了制裁性的高關稅，而日方則撤銷了向WTO的申訴。

類似的故事在中美之間也曾上演。

1991年USTR針對知識產權保護的若干問題對中國發起了「301調查」。那時的中國壓根就沒有什麼知識產權保護的概念，美國以這個名義來威脅，無非是覺得中美貿易逆差從1985年的600萬美元上升至1990年的104億美元，竄的太快了。

就在USTR即將做出制裁，要對中國輸往美國的106種商品加征100%關稅的前幾個小時，中美簽訂了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協議。中國承諾將全面修改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尤其是美國關注的醫藥和文藝作品等領域。

各國與美國打貿易戰走過最遠的路，就是老大哥的套路。

與其說上世紀美日之間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貿易戰，不如說是美國單方面借口貿易戰，不斷地敲打日本經濟和貿易政策，使其更符合本國的需求。

這和美國在政治上充當世界警察，本質上如出一轍。

而日本之所以惟命是從，不敢忤逆，也是有苦衷的。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對美國極其依賴——商業談判中最怕的，就是一方有軟肋一方無節操。日本在每次貿易談判中都不敢逾越損害日美關係的紅線，所以老大哥一旦要將威脅成真，就只能迅速服軟。

此外，在那個缺乏國際貿易秩序的年代，WTO還沒有建立，單邊貿易行為沒有約束，美國可以肆無忌憚的單方面宣告懲罰性關稅，還不用承擔任何的責任。難怪特朗普要感慨自己生不逢時，若是回到那個年代，他這樣有文化的「流氓」才能有最大的用武之地。

不過特朗普也能從美日貿易戰中汲取了不少經驗。

首先，控制國會是打響貿易戰的重要環節，只有讓國會能在合適的時間審議通過合適的法案，才能給貿易談判輸送源源不斷的彈藥。今年的國會中期選舉，對於特朗普來說是一場不能輸的仗。

其次，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作為沖在貿易戰場最前線的先鋒，必須得是深諳總統心意的自己人。現如今USTR的話事人萊特希澤恰好就是里根政府打響美日貿易戰時的副貿易代表，從身至心都奉獻給了貿易保護事業，而奉行自由貿易政策的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則在稅改通過後被兔死狗烹。

最後，貿易戰是幌子，背後在談判桌上能達成什麼樣的協議才是關鍵，作為縱橫商界幾十年的老油條，特朗普不會不懂得這個道理。

相比醫改、稅改這些需要處理錯綜複雜政壇關係的事務，自導自演一出貿易領域的大戲，未嘗不是特朗普亮出的真正王牌。（編輯：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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