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詩經》：華夏的「詩意童年」，被刪的「心路歷程」——《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原標題：（30）《詩經》：華夏的「詩意童年」，被刪的「心路歷程」——《讀史要略之禮樂中華》

1.當古希臘盲人歌手荷馬還在今天的地中海沿岸流浪傳唱他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的時候，在萬里之外的中國，一個註定要成為「聖人」的老者正在今天曲阜的一間精舍內，開始了他晚年著名的「刪詩」和「譜樂」工作。

這位老者是孔子。史載，是年已經六十餘歲的儒家先師，開始將官方和民間收集的三千篇詩歌進行整理和編訂，「擇優」保留了三百零五篇，以作為讓他的弟子們學習和傳唱的文化載體。

一部此後將照亮華夏文明「心路歷程」的詩作將要誕生。

再過二百餘年，當西方的《荷馬史詩》開始被人們整理成書的時候，在南中國的母親河長江邊上，一位名叫屈原的偉大流浪詩人也開始了他發自於內心激憤的詩篇創作。他的「離騷」將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不斷戳痛和激勵著中華民族，並和《詩經》一起，一南一北、一前一後遙相輝映，成為未來近三千年中華民族的「文化燈塔」和「心靈錨地」。

2.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這些官員們就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把能夠反映民眾歡樂疾苦的民間歌謠採集和整理後交給音師譜曲，再演唱給周天子聽，以為施政參考。當年這些來自於民間的《詩作》，類似於今天的「段子」——由此可見，中國歷史上維持時間最久的周王朝是多麼的「善於傾聽民意」。

按照《詩經》里「國風」分布，周王朝采詩的地域，大約以黃河流域為中心，南到長江北岸的廣大地域。采詩的時間，約為西周初年開始，直到春秋中期的五六百年間。這個時間，恰恰覆蓋了周王朝從興到衰的歷史過程，見證了春秋戰國的大變局和大動蕩，催生和響應了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繁榮的「百家爭鳴」的產生。

正是在這個特殊的大時代下，《詩經》有了一個相對寬容的創作環境。社會的動蕩使得來自統治階級的約束力自然減弱，作為社會個體的「人」的獨立性和自由性被無限激發，於是，一篇篇「味美筋道」的詩文，一行行「直抵內心」的詩行，一個個「戳心揣肺」的文字，開始迸發了，並且流行了，最後穿越了！

3.《詩經》在他真正「誕生」前，就已經成為上流社會品評人物的標準。

比如，在孔子剛剛出生不久、還沒有對當時尚稱為《詩》進行整理的時候，《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就有了以下的記載：

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這裡說叔孫，就是那為留下了「三不朽」高論的魯國大臣；

而「慶封」，則是當時齊國的執政大臣、曾和家臣「共妻妾」的「歷史名人」慶封。他到魯國訪問，叔孫豹設宴招待慶封，慶封表現得很沒禮貌，於是叔孫豹便為他賦了《相鼠》以諷刺挖苦他——慶封居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這段文字里的《相鼠》一文，經後來的孔子編入了《詩經·鄘風·相鼠》。全文如下：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在今天看來如此直白的批評，但坐著豪車的花花公子慶封竟然不明白其中的內涵，難怪叔孫豹要笑話他了。

4.《詩經》共分《風》、《雅》、《頌》三部分。

其中《風》出自各地的民歌，共160篇，是《詩經》中的核心內容和精華部分。其中既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徵人及反壓迫、反欺凌的怨嘆與憤怒，常用復沓的手法來反覆詠嘆，體現了民歌的典型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共105篇，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其中的《大雅》作者多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另外，《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共40篇，對於考察周朝歷史、宗教與社會有很大價值，其中一部分堪稱「史詩」。

孔子曾概括《詩經》的總特點為「無邪」，並教育弟子讀《詩經》以作為立言、立行的標準。

確實，即便我們今天誦讀《詩經》，也會如同在於一個天真無邪的孩童交流——你面對的，是一顆幾乎完全乾凈純潔的內心。比如：

《詩經》對賢能的執政者表達了深厚的愛戴：在《召南·甘棠》中，詩人說那一株鬱鬱蔥蔥的甘棠樹，是賢臣召公當年面向百姓公開處理政務和休息的地方，要永遠保護好，不能損毀……

《詩經》也有不少詩篇在總結教訓、警醒執政者：在《大雅·盪》中，詩人指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詩經》中更多的詩篇是在揭露統治者的惡行：在《魏風·伐檀》中，詩人批判了那些「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的統治者……

而周人們通過《詩經》所表達的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對是非分明的價值判斷、對醜惡現象的嚴厲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周王朝延續近800年的基業。

《詩經》中表現了遠古的愛國情懷：在《小雅·採薇》中，詩人為了保衛國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在《秦風·無衣》中「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詩經》還對那個時代的農業生產進行了「全景掃描」：在《豳風·七月》中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七月亨(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一年的勞作、艱辛，當時的農業耕作、糧食品種，勞動間歇難得的聚會，對未來的期盼，寫得栩栩如生，這使得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約3000年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生活圖景。

《詩經》還記錄了周人多姿多彩的情愛婚戀和樂觀向上和堅韌不拔的優秀品質。如果說「生存」和「延續」，是人類及文學藝術兩大永恆主題的話，那麼，《詩經》中以「延續」為主題的婚戀題材詩篇，則以它的豐富與厚重，展示了周人的婚戀詩大多坦率直露，自由奔放：

《鄭風·狡童》：「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王風·采葛》：「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衛風·伯兮》：「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透過《詩經》，我們彷彿可以看到在遙遠的先秦時代，先民們坦然率真，舉手投足都「不玄不妖」。

《邶風》中一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讓我們感嘆先人們的用情至深和無盡愛意表達；

《王風》中一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讓我們觸摸到先人們相互思念時的急切心情；

《陳風》中一句「月出皎兮」，直令後來的子子孫孫都效仿著對月懷人；

《鄭風》中一句「但為君故，沉吟至今」，讓今天的少女們仍然苦戀著「青青子衿」；

5.把《詩經》和《荷馬史詩》和在同一個歷史緯度進行比較，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文化探索。今天我們可以看到，《荷馬史詩》更多體現了西方文化的「個人英雄主義」特質，而《詩經》在那個時代就已經缺少「個體性」存在——有的只是群體和類別——也許，從那個時候開始，處於嚴密社會組織的中國先人們已經將他們個人的生命，放置於國家民族（當時的部落）的利益與興亡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才是理想的人生。中國文學從一產生就帶上了「文以載道」的特點，也許正是從《詩經》濫觴。

不但如此，《詩經》還主導和確立了未來中國文學的發展走向。《詩經》的寫實主義創作思想，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無論是韓愈的古文運動，還是歐陽修的文論興起，實質上都是對於寫實主義的傳承和發揚。歐陽修提出「文以載道」的務實理論，「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提倡把「道」與「事」結合，強調從生活中事論文發聲，反對空泛的華麗，都是對《詩經》緣景抒情、從心發聲的繼承和體現。不單如此，《詩經》還奠定了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的「抒情詩」的傳統，垂範了中國式的「賦、比、興」文學手法。

《詩經》不但被奉為儒家經典，而且經常被其他諸子廣為引用。比如孟子、荀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人在說理論證時，多引述《詩經》中的句子以增強說服力。至漢武帝時，《詩經》開始正式被儒家奉為經典，成為《六經》及《五經》之一。

6.《詩經》之於中華民族的現實意義，還在於她幾乎「歷史和現實地主導了」此後兩千五百年間的中國「話語權」。

據統計，出自於《詩經》、今天仍被中國人廣泛使用的「成語」就有180條左右。相比於《詩經》，出自《論語》的成語有173條，出自《孟子》的成語有136條，出自《莊子》的成語有161條，出自《史記》的成語有265條，出自《漢書》的成語有158條——關鍵是，《詩經》之外的等其他作品所產生的成語，又大多根源於《詩經》中的「先期創造」和「文化鋪墊」。

在今天，很多人並不知道，當他日常與人交流，為了清晰表達自己的思想，也為了使自己比別人「更有文化」時，他所使用的如下「成語」竟然根源於兩千五百年前的《詩經》：

不稼不穡；匪石之心；斤斤計較；兢兢業業；敬恭桑梓；君子好逑；哀哀父母；哀鴻遍野；憬然有悟；穆如清風；白圭之玷；白華之怨；白駒空谷（比喻賢能之人在野而不能出仕）；必恭必敬；不分皂白；不可救藥；不稂不莠（比喻人不成才，沒出息）；采蘭贈葯（比喻男女互贈禮物，表示相愛）；懲前毖後；丹鳳朝陽；敵愾同讎；耳提面命；二三其德；風雨如晦、鳳凰于飛（比喻夫妻和好恩愛，常用以祝人婚姻美滿）；風雨飄搖；鳳鳴朝陽；高高在上；高岸深谷（形容幽峭深邃，也喻事物巨變）；高山景行（值得效法的崇高德行）、骨肉離散；厚顏無恥；寒泉之思（子女對母親的思念之情）；昊天罔極（比喻父母的恩德極大）、惠然肯來（用作歡迎客人來臨的客氣話）；雞鳴戒旦（怕失曉而耽誤正事，天沒亮就起身）；鑒往知來；進退維谷；就地取材；赳赳武夫；鳩佔鵲巢；孔武有力；履薄臨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南箕北斗（比喻徒有虛名而無實用）；夢寐以求；明哲保身；靡有孑遺；螓首蛾眉（形容女子容貌美麗）；輕而易舉；巧舌如簧；喬遷之喜；日升月恆（比喻事物正當興旺的時候）；秋水伊人；人言可畏；如日方升；如履薄冰；室邇人遠（多用于思念遠別的人或悼念死者）；生不逢時；笙磬同音（比喻關係和睦）；天高地厚；時和年豐；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逃之夭夭；投桃報李；碩大無朋；萬壽無疆；未雨綢繆；無功受祿；為鬼為蜮；邂逅相遇；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信誓旦旦；旭日東升；衣冠楚楚；一日不見，如隔三秋；憂心忡忡；輾轉反側；魚躍鳶飛；戰戰兢兢；遇人不淑；之死靡它（形容愛情專一，致死不變）；小心翼翼；遵養時晦（順應時勢，退守待時）；竹苞松茂（比喻家門興盛）；築室道謀（建造房屋與過路的人商量，比喻做事自己沒有主見）；惴惴不安；濁涇清渭；桃之夭夭；壽比南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赫赫炎炎；報李投桃；綢繆束薪；芻蕘之言（老百姓的淺陋言辭，用作講話者的謙詞）；父母恩勤；蒹葭之思（戀人的思念之情）；見其一未見其二；普天之下；泣涕如雨。

…………

也許你會為此驚嘆，如此生動鮮活的語言，竟然產生於兩千五百年前的鄉野民間；那時的「人民群眾」們，該有如何強大的文化創造力和思想張力啊！這些極富有活力的「成語」創造，隨著時間的累積，已經沉澱和轉化為一顆顆飽含著先進基因的文化「紅細胞」，流淌和營養著中華民族的血脈和肌體，並進一步凝聚成中華民族的思想品格和觀念行為。

作為中華文化的瑰寶，目前，《詩經》正以幾十種語文在世界傳播，在各國的《世界文學史》教科書上都有評介《詩經》的章節。《詩經》學也成為世界漢學的熱點。西方漢學家評價《詩經》與荷馬史詩、莎士比亞戲劇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難以估量的偉大價值。

7.正因為《詩經》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隨之而來的，便是一個貫穿了一千五年的「刪詩之爭」：爭議的焦點是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中有關孔子刪詩的記載：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也就是說，孔子做了兩項與《詩三百》編訂相關的關鍵工作。其一是「去其重」，即在3000余篇詩中，去除重複，校訂錯訛，編成了一個文獻意義上的「善本」；其二是「取可施於禮義」，即按照儒家理想作為「標準」形成一個有「價值取向」的「精選本」。司馬遷顯然認定《詩三百》是孔子依據流傳的大量文獻重新「編定」，而非僅進行文獻整理。此後的大儒如東漢班固、王充，唐代陸德明，宋代歐陽修、程顥，元代馬端臨，明代顧炎武等，均承襲司馬遷說。

但是到了盛唐——當孔子「至聖先師」的「無尚地位」被牢固確立的時候，一個關於孔子是否「刪書」的爭議出現了：據傳是孔子第三十一代嫡傳子孫的學者型官員孔穎達（官居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今天的教育部長）在其主持編撰的《五經正義》中開始對司馬遷「刪詩說」表示懷疑。他的理由是，先秦典籍中，所引《詩三百》以外「逸詩」數量相當有限，而且，孔子在《詩經》成書之前已經說過「詩三百」的話，由此推測當時不可能存有3000余篇詩供孔子刪選。

這一觀點很快被文化更加繁榮的南宋學者鄭樵和另一位儒家泰斗級人物朱熹接受。但這些「有限的懷疑」，並沒有動搖「孔子刪詩」的主流判斷。

轉折點在清代。一大批在「訓詁考據」中尋找「學術快感」的學者們如朱彝尊、趙翼、崔述、魏源、方玉潤等異口同聲否定孔子「刪詩」說。由於否定者眾，孔子沒有刪詩，幾乎成了當時不可撼動的「學術定論」，以至於嚴重影響並催生了清末民初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疑古辯史思潮」——需要指出的是，清朝是中國「文字獄」最重的朝代（沒有之一），有思想、有追求的學者無不噤若寒蟬，唯有回頭翻檢古籍，從中尋求學術創造。而且，隨著兩千年時間的流逝，證據的日漸模糊，從而為疑古辯史思潮留下了巨大的發展空間——於是，受到清代「乾嘉學派」的餘烈影響，清末民初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錢玄同、顧頡剛們也開始以疑古為手段，向著中國「古典歷史」開火。而作為儒家經典的《詩經》自然是他們炮火轟擊的最直接目標。而轟擊的方式，便是進一步否定孔子的「刪詩」——受到西學強烈影響的胡適和顧頡剛們，他們在一開始幾乎是為了否定孔子而否定孔子「刪詩」，在他們的巨大影響上，孔子沒有「刪詩」、孔子根本不像「傳說」那樣偉大，成為近代以來一項最偉大的「學術成果」和社會文化思潮。

其不斷發酵的結果之一，便是中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王朝革命，以及一次所謂的中國文化「浩劫」。

8.站在21世紀的今天，站在所有古人考證的爭論的肩膀上，加上近代以來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我們可以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呢？

首先，否定孔子「刪詩」的孔穎達們的理論基石之一，是孔子《詩經》成書之前，已經說過「詩三百」的話。但是，今天回望先秦眾多文獻典籍，卻發生許多「三百」的表達往往並非實指，而是「極言其多」的一種修辭手段。比如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的《子儀》篇敘述秦穆公既敗於崤，發奮圖強，不及七年，「車逸於舊數三百，徒逸於舊典六百」。由先秦時期的軍隊編製可知，這裡所言戰車數量的「三百」為虛數。用於極言秦國軍事力量恢復的程度。因之，孔子所言「詩三百」一語，既不能證明當時存在數目為三百篇的《詩經》文本，據此否定「孔子刪詩」之說自然就失去了合理性。

其次，「孔子刪詩」一說本源於《史記》。雖然司馬遷在《史記》中有關漢代的記載上確有嚴重的「思想傾向性」，導致秦漢時期的許多記載不盡符合史實，但在戰國以前的記載上卻大多取材於當時的客觀史實。尤其是司馬遷雖然以儒家弟子自稱，但在他那個年代，孔子還沒有被「神話」到「至聖先師」的地位，甚至那個時候還存在著比較激烈的「儒、道、法」之爭，所以，司馬遷還沒有為孔子「樹立高大偉岸形象」的主觀考慮。

再次，孔穎達的另一個論據是在先秦其他文獻中基本沒有見到「三百篇」之外的詩。而今天，當我們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進行綜合分析，可以進一步推翻孔氏的說法。從傳世文獻來說，《國語·魯語》記載，孔子前數百年，生活於兩周之交的宋國大夫正考父曾「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而今本《詩經》中《商頌》僅有五篇；另外，近年來出土文獻中，亦發現諸多逸詩。「上博簡」存有逸詩兩篇，「清華簡」《耆夜》包含五篇逸詩等等，由此可見，《詩三百》之外，確有大量逸詩。

綜上述，可得如下結論：

其一，我們有理由相信，孔子和其他儒家學者確實對更多的民間詩進行了刪除和重新編寫，因為這既符合西周社會長期文化建構的客觀現實，又符合儒家思想本身「積極入世」和「講政治」、「顧大局」的主觀要求和客觀現實；

其二，唐代孔穎達所開啟的否定孔子「刪詩」議題的目的，其實正是維護孔子本身的正統地位——經過漢唐兩朝的「共建」，孔子的儒聖先師的地位日漸抬高，司馬遷的「刪詩」說無疑有「抹黑」孔子的嫌疑——那麼多遠古的優秀詩歌，如果因為孔子的「政治原則」而被無情刪除，這無疑會讓後人認定孔子還曾經扮演一個不光彩的「文化暴君」角色，而作為孔子嫡傳後人的孔穎達，以及以朱熹為首的孔門優秀學子，自然有義務有責任批判司馬遷「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諂」了——當然，也不排除其中一些學者們為了訓詁而訓詁、為了考據而考據的純粹「看熱鬧」式的學術追求。

其三，自民國以來的「疑古辯史學派」的否定孔子刪詩，則帶著與孫穎達截然相反的目的。深受西方史學傳統影響的顧頡剛們的目標，不但試圖解構中國傳統歷史的敘事方式，更試圖消解以孔子為代表的舊儒家思想影響。據說，胡適在其晚年終於認識到過分「疑古」的危害而改弦更張，開始向著「信史」的方向回歸，其中亦可見中華傳統文化歸流還原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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