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邊天究竟有多大：中國女性曾經如何走出家庭，為何如今又走回了家庭？
隨著中國社會的消費升級，三八婦女節被零售商重新包裝，更多以「女神節」、「女王節」的名義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值得注意的是，天貓於3月6日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則「3.8女王節」宣傳視頻，片中的全職媽媽告訴觀眾，她在婚前獲得了985高校碩士學位，是一名大學老師，懷孕後選擇辭職帶娃。但在當全職媽媽6年以後，她越來越焦慮自己是否已經與時代脫節，困惑於女人應該選擇家庭還是事業。
一名有著10年經驗的職業育兒嫂在片中以人生導師的姿態出現，從自己的工作經驗出發，認為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不自信、不快樂、缺乏安全感，從而得出結論：在孩子三歲以前，女性應盡量當好全職媽媽，而後重新開始工作，這樣既能陪伴孩子的成長，又能為孩子樹立一個好榜樣。對於上面那位全職媽媽的困惑，她規勸稱，母親應照顧到孩子的敏感天性，忍住糾結焦慮，況且「陪伴孩子的這幾年雖然失去了事業上的成就，但你得到了陪伴孩子的親情」。
在這條微博下出現了幾乎一邊倒的批評。眾多網友質疑，為何獨獨強調女性需要平衡家庭和事業，而對男性的作用隻字不提？為何在這個本該慶祝女性工作權利和經濟獨立的場合，宣揚女性回歸家庭？或許是迫於負面輿論的壓力，天貓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就刪除了這條微博。
天貓於3月6日在微博上發布了一則「3.8女王節」宣傳視頻，探討「現代女性該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然而討論並不會因此終止。事實上，「現代女性應該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在過去的100多年裡始終是一個經久不衰的社會議題。隨著女性力量在職場等公共領域的起伏，該問題的答案也在這兩種選擇之間搖擺不定。更重要的是，國家力量在私人生活中的介入與退出、後社會主義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與消費主義浪潮的掀起，在不斷塑造著女性的自我定位和認知的同時，亦要求女性不停轉變身份，陷入了兩難境地。
「婦女能頂半邊天」：
從賢妻良母到社會主義工人
根據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副教授Ying Zhang等中美歷史學者的論點，17世紀的中國在明清儒學的規訓下擴大了原有的封建倫理，明確地規範了男女不同、內外之別及家事國事之別。社會性別意識明確規定的「男主外、女主內」，不僅成為了男女之間的界限，也把「賢妻良母」規定為女性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正統身份範式。
五四運動掀起了中國第一波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思潮。五四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從宣揚「男女公開社交」開始，鼓勵女性追求像男性一樣接受教育、在社會上參加工作與活動的權利。毛澤東、李大釗等人認為，中國婦女受壓迫的根源在於「女主內」造成的經濟和政治上的不獨立性，因此走出家門、進入社會是婦女解放的唯一道路。但是五四運動的影響局限於一小部分城市精英女性，並未波及廣大農村地區的婦女。
1949年後，新中國政府全力支持推動男女平等，毛澤東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明確反映了這一決心。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法》，自由婚姻、自由離婚、經濟獨立等一系列長久以來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聞所未聞的概念自此開始深入人心。
「婦女能頂半邊天」宣傳畫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性別意識與其說是宣揚女性獨立自主，不如說是呼籲女性為建設社會主義添磚加瓦——對於這個經歷了多年戰亂、積貧積弱的國家而言，4.5億人民是建立新中國幾乎唯一可以利用的資源，女性也不應除外。毛澤東本人就曾表示，如果女性不積極投入生產，建立新中國就是個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在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登記在案的女性僱員為61萬，僅佔全部勞動人口的7%，而到了毛時代，幾乎所有勞動年齡女性都參與就業，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90%的中國女性投入了生產勞動。另外，女性的政治參與度和教育程度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女性大規模參與工作，工作和家務的矛盾從那時起開始成為新的婦女問題。1963年，《中國婦女》雜誌刊登了全國婦聯主持的「女人活著為什麼」討論的一系列評論文章，儘管討論參與者對生理性別如何決定女人的社會職責問題各有看法，但雜誌編者的結語是：「兼顧兩方面，處理好家庭與工作的關係。」
在當時，每一家國有企業都是一個「單位」，一名「職工」就是一個單位的終生成員和勞動者，並在法律意義上是單位的擁有者。單位同樣肩負起職工的育兒、教育、住房、醫療、計劃生育、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和家庭事宜，因而為女性大規模投入勞動力解除了後顧之憂。
市場經濟下的女工分化：
從「鐵飯碗」到「青春飯」
1980年代中期，經濟改革先後在農村地區和城市地區開啟，其中城市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市場經濟在城市經濟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在國有製造業大舉縮小規模的同時，中國輕工業和服務業迎來了迅猛發展，創造了數以百萬計的工作機會，吸引了大量女性勞動力。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博士Wen Hua在《購買美貌：中國的整容業》（Buying Beauty: Cosmetic Surgery in China）一書中指出，鑒於服務業工作者通常與消費者有直接接觸，年輕貌美的女性工作者對消費者（特別是男性消費者）的性吸引力被不斷強調，一種新的性別化的工作機制（gendered work regime）由此建立。
因此，在鐵飯碗被認為腐朽不堪的同時，一種新的女性職業形象——「青春飯」——從1990年代早期開始廣泛出現。根據紐約大學電影研究系副教授Zhang Zhen的觀察，「青春飯」指的是一系列幾乎只向年輕女性開放的新興高薪職業，比如雙語秘書、公關小姐和模特。年輕貌美幾乎是獲得這些回報豐厚的職業的唯一先決條件。
「空中小姐」（空姐）是在1990年代令眾多女性趨之若鶩的「青春飯」代表型職業之一。直到現在，空姐曾經攜帶的「光環」仍被一些人津津樂道。2017年年底，GQ實驗室採訪了一位1993年入行的資深空姐，她表示，當醫院護士月薪只有120元的時候，空姐的月薪已經達到6000元以上，「很感謝這份工作讓我比別人更早一步開拓眼界，也收穫了美滿的家庭。我當時的師姐不能說都嫁給了達官貴人吧，但都找到了想要的，畢竟當年高層次的人都搶著找空姐，現在就難說了。」
在改革時代，人們離開停滯不前的國營部門，「下海」進入商業世界追逐金錢與個人回報，而充滿朝氣的年輕女性形象象徵著一種全新的勞動力、一種社會流動性的新模式，以及被當下官方意識形態所倡導的消費文化。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Amy Hanser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城市女性將青春和美貌化作就業優勢，這個曾被視作社會主義革命推動力量的群體轉而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現代性。鐵飯碗向青春飯的轉向，既是女性身體在職場中的女性性別化，也是對「有生產力」的身體和「無生產力」的身體的區分——社會主義被投射到中年女性的身體上，她們如今代表著國家社會主義的無效和落後。
Amy Hanser
在這一階段，女性的生理性別再次成為關注焦點——無論是捧著鐵飯碗的女性，還是吃到了青春飯的女性——兩性對比之下女性的競爭力高低，憑藉外貌優勢吃青春飯是否道德，都成了社會關注的問題。在《中國婦女》於1987-1988年發起的第二次女性問題討論中，有作者指出，「男女都一樣」的社會性別觀點是錯誤的，在中國經濟發展低下的階段，增加婦女就業比例不僅不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而且造成虛假的男女性別平等觀。男女有別，女人應該有自己的天職。
「男女有別，女人應該有自己的天職」這一觀念的回潮，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改革時代女性就業歧視抬頭的肇因。學者們認為，中年女性因為承擔了更多家庭和育兒責任，而被市場經濟環境下效率至上的企業視作負擔。加拿大里賈納大學社會學學者Hong Guo指出，國企改革為了適應市場經濟，更加強調效率，企業的招聘決定因此只關注經濟效率和盈利能力，忽視了社會和政治問題。企業將重心放在了儘可能降低成本、提高盈利上面，而非幫助促進整個社會的平衡發展。原先向職工提供的托兒服務、產假等福利，開始被視作提高用人成本的沉重負擔，這加劇了針對女性的就業歧視。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逐漸退出了企業管理的直接干預，失去了解決女性就業歧視問題的力量。
這直接表現在被打碎鐵飯碗的群體中，女性數量高於男性，且她們比後者更難回歸就業。中國勞動部的數據顯示，1997年女性只佔中國勞動力的39%，下崗員工中將近61%為女性。1998年，75%的下崗女性在下崗一年後仍然處於失業狀態，而該比例在男性中低於50%。職場中的性別隔離和性別歧視、就業市場對性別、年齡和外貌的肆意評判將女性置於不利位置，1997年，《紐約時報》直接以「在中國，35歲+女性 = 無就業競爭力」為題討論了這一現象。
與此同時，強調自立更生、個體奮鬥的市場經濟意識形態鼓勵女性離開國家福利的安全網，青春飯因而在市場經濟起步的1990年代享有較為正面的輿論環境。一篇發表於1994年的雜誌文章《「青春飯」現象面面觀》讚揚現代青年女性不甘拋棄青春，捧起「青春飯」的飯碗，稱隨著第三產業的大力發展，吃「青春飯」的女性比例還將繼續上升。「如果你是一個出色的女孩子，就該去吃『青春飯』，否則，無疑是在浪費自己的青春。」文章作者寫道。和更年長的「鐵飯碗」女性相比，她們因此更加符合市場經濟的時代邏輯：她們工作是為了自己而非他人，與其依靠國家，不如依靠自己；拼搏和效率高於一切；男女有別不要緊，女性身份反而是一種資源交換的籌碼，一張實現收入提高、階級躍升的通行證。
女性要再次回家了嗎？
從年齡焦慮到職場性別偏見
隨著改革和職業分工的進一步深化，女性開始進入各行各業，優秀者亦逐漸嶄露頭角。但當「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帷幕被扯下，亘古至今根深蒂固的性別偏見裸露出來，化作「女性在職場中就是不如男」的因果，而女性則繼續在照顧家庭和實現職業理想之間苦苦掙扎。
職場天花板仍在阻礙女性的自我價值實現。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中國在「職業技術工人」與「高等教育入學率」兩個分項上已經實現了完全的性別平等，但在「預計收入所得」和「高管與政要人數」方面較上一年有所下滑。艾瑞諮詢《2017年中國女性生活形態研究報告》數據顯示，在女性眼中，經濟獨立是優秀女性的最重要特質，但大部分女性在工作中的成就感偏低，工作是造成女性對生活不滿的首要原因。
女性的職業發展機會可能因各種性別偏見而被剝奪：女性體力差，不能倒班，不能長時間出差，因此不能承擔重要業務責任；女性邏輯思維能力差，學不好理工科，因此難以勝任編程工作；女性讀研只為了混文憑，鮮有繼續走科研道路的，況且只會死讀書，因此學術深造的機會要少給她們……不過我們不難發現，女性被認為難以勝任、障礙重重的領域，往往是男性獲利頗豐、彰顯價值的領域。
其中「要生養孩子、要休產假」依舊是女性職場「劣勢」的最深層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生兒育女是否是女性最大的人生意義這一問題上，女性與男性的認知差異在不斷擴大。領英中國與歐萊雅中國聯合發布的《2018女性形象認知與家庭事業觀調查》發現，相較於此前代際，95後女性對出眾女性形象的認知更少認可「賢妻良母」（23%），近八成嚮往成為「經濟獨立女強人」（58%）或「特立獨行酷女人」（19%）；然而同齡男性仍然保持較為傳統的觀念，更加認可女性的「賢妻良母」形象（71%）。
當生兒育女、操持家庭仍被認為是中國女性的重要性別職責，而國家已將育兒責任讓渡給個人之時，女性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證明她們能夠在照顧家庭之餘不耽誤工作。而從企業角度來說，直接招收無家庭負擔的年輕女性顯然是一種更經濟更划算的選擇。這反過來加劇了女性的年齡焦慮。與此同時，在職場競爭壓力倍增的當下，年齡焦慮甚至已成為了全社會的問題。「青春飯」的定義從以年輕的身體為資本，拓展到年輕的腦力、對新事物良好的適應度和年輕的心態。35歲不再只是下崗女工的就業門檻，也成為了男性程序員的辭退噩夢。在這樣的大環境中，女性享受青春餘裕的空間愈發逼仄，職業發展面臨更多的挑戰。
另一方面，國民生育率不斷下降引起的憂慮和二胎政策的實施，在不斷規訓女性回歸家庭，然而國家與社會卻對養育子女為女性帶來的隱憂——事業中斷、就業歧視、育兒成本不斷上升、醫療教育相關基礎設施不完善、男性在養育子女中應該承擔怎樣的家庭責任——鮮有應對之策。
2015年10月起，中國各地全面實施二胎政策。
對年齡漸長的恐懼亦反映在婦女節的新稱呼上。微博歷史博主、時尚雜誌撰稿人洛梅笙認為，今天那麼多人不樂意講婦女節，也跟很多中國女性對年齡的迴避不無關係，「在今天中國許多人慣於用年齡來壓迫女性，所以也造成很多女性，即便年紀很輕，就會對年齡非常敏感，對自己的年齡無自信。」
在婦女節來臨之際奉承女性為「女王」，因此也變得意蘊深長：這既是消費主義社會對女性旺盛消費力的無限奉承，是在瀰漫於全社會的年齡焦慮中營造起的女性高高在上、永不衰老的「神女」幻覺，也是在國家從人民私生活中退場、輸贏自負的殘酷現實中，對女性要自己承擔責任、無所不能的「善意」提醒。天貓的女王節宣傳視頻無法解答女性「如何平衡家庭與事業」這一永久的困惑，只能虛弱地回應道：女性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女性或許已經頂起了消費社會的半邊天，但當3月8日的鑼鼓喧囂結束，她們發現自己面對的，仍然是屬於凡人的、不完美的、焦慮重重的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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