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海東：陽明的神跡——以《年譜》為中心

作者簡介

崔海東，字少禹，男，江蘇六合人，哲學博士，江蘇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國哲學與政治哲學。

陽明的神跡

——以《年譜》為中心

本文原載貴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06期

經作者授權發布

轉載請註明出處

摘要：王陽明《全集》特別是《年譜》中，記載著大量關於陽明生平種種不可思議的神跡。這些神跡，一則是陽明自身所發生者，二則是外部力量所賦予者。這些神跡的形成，一則基於明代三教合一、道釋盛行之背景，二則出於儒家內部王門與朱子學爭正統之需要，三則經過了王門上下的集體加工。這些神跡的影響，一方面促進了明代「三教合一」的發展，另一方面則突破了儒家對超自然領域「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底線，王門的自我神話最終也導致了其作為儒家學派的自我解體。

關鍵詞：陽明，神跡，年譜，敬而遠之

我們在讀陽明《年譜》時，會發現其中充滿了對陽明一生各種神跡的詳盡描寫[1]。此與儒家傳統的「不語怪力亂神」對超自然領域保持「敬而遠之」、「存而不論」迥然不同，若與先秦聖賢平和充粹的文本對比，這種衝擊會極為強烈。當然，這不是我們現在才有的印象，明人馮夢龍已是如此，他「偶閱《年譜》」，便覺得陽明與佛教和尚濟公、道教仙人許遜極為類似，而後二者已有小說，故自己正可據《年譜》再創一篇，以並為三。[2]可見《年譜》中陽明神跡之強烈，並非愚之孤論。下面我們就來探討這些神跡的種類、形成以及影響。

一、神跡的種類

我們以《年譜》為主，參其它記載，可將陽明的神跡按施受區分如下：

（一）自身發生之神跡

其一，夢境。陽明一生有許多夢境，竟然在後來的歲月中逐一驗證，當真匪夷所思。如《年譜》載陽明15歲時，「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1] 卷三十三P1222。伏波將軍即平定西南之漢將馬援（前14－49年），伏波將軍乃其封號。陽明57歲征思南，經梧州，「十月謁伏波廟。先生十五歲時嘗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宛然如夢中，謂茲行殆非偶然。」[1] 卷三十五P1322並且寫了兩首詩，其中有「四十年前夢裡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又如陽明21歲時舉浙江鄉試，《年譜》載：「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忠烈燧、胡尚書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1] 卷三十三P1221此是說陽明三人同中舉人，又同歷宸濠之變，正驗證當年考場仙人託夢。再如陽明28歲時，《年譜》載：「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以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夢符，遂受之。」[1] 卷三十三P1224-1225此是說，陽明曾夢到威寧伯王越（1426—1499年，明代中期著名的西北戍邊名將）贈他弓劍，後來陽明督造王越之墳，果然得其佩劍。

儒家會有夢境之描述，但通常只是表達理想之召喚。如孔子嘆「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那是孔子表達對天下有道的夙夜所思、夢寐以求而已，至於周公只是一個符號，並未在、也無須在現實中驗證。而《年譜》津津樂道於夢境與現實之間一一驗證的神奇，已經超越了儒家的表達初衷與範圍。

其二，法術。陽明因家族所傳，學會道教法術（此詳下文），《年譜》載其31歲時在家鄉「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門，先生即命仆迎之，且歷語其來跡。仆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卷三十三P1225-1226也就是說，他可以足不出戶卻預先知曉外面即將發生的事情。弟子黃綰《行狀》所載與此小異而大同，其云：「養病歸越，辟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為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輿）等四人慾訪公，方出五雲門，即命仆要於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為神。」[1] 卷三十八P1408可見此事在王門已是公論。當然我們不討論此道教法術的真偽有無，只是關注這份記錄的神乎其神。

其三，事功。宸濠之難時，陽明48歲，《年譜》載：「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1]卷三十P1261此記錄已神似諸葛亮作法借東風了，即便此風向之變屬實，但原因肯定不會是陽明禱告所致。甚至陽明門人塑造陽明在軍中曾四十天不睡覺。如王遵岩問王畿：「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王畿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2]卷上又云：「先師已造位神人，焚之火而心不與俱焚，溺之水而心不與俱溺者也。」[3]卷五這已經完全把陽明當作神仙了。

（二）外力施予之神跡

其一，出生。《年譜》載「是年（1472）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岑，岑驚寤，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1]卷三十三P1220-1221歷史上凡是著名人物特別是帝王將相的出生，全部附會神異現象，以自我聖化，區別凡庸，此在豪傑之輩，可以理解，然儒者如此，委實令人嘆息，陽明亦不能免此俗也。

其二，說話。《年譜》載「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群兒嬉。有神僧過之曰：『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言。」[1] 卷三十三P1221錢德洪《後瑞雲樓記》與之微異，變為一道士，其云：「先生五歲尚未言，有道士至其家，戒竹軒公曰『天機不可泄』。竹軒公覺之，乃更先生名，自是諱言夢矣。」[3]此是說陽明幼時取名「王雲」道破了仙人云中送子的出生秘密，所以受罰5歲不能講話，後有神僧或仙道路過，點破這個問題，陽明祖父為陽明更名為「守仁」後，陽明立即開口說話了。其實時間關係不等於因果關係，同時代的文徵明到8歲講話還不清楚，即便陽明到6歲才開口講話，雖然晚些亦屬正常，又何需扯上仙釋。

其三，相命。《年譜》載陽明11歲至京師，一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須拂領，其時入聖境；須至上丹台，其時結聖胎；須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1] 卷三十三P1221此是說相士認為陽明一生可分為鬍鬚長到衣領、丹田上方、丹田下方三大階段，分別對應初入聖境、結成聖胎[4]、證成聖果。雖然《年譜》未作說明，但絲毫未出意外，此預測又一一驗證。「須拂領」約略37歲「龍場悟道」，「須至上丹台」則是50歲提出「致良知」，當宸濠之後，而「須至下丹田」即57歲征思田逝世時，所謂「吾心光明，夫復何言」。

其四，奇遇。《年譜》載陽明36歲遭劉瑾陷害貶至龍場，但他不想去，「因附商船游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卧，蓋虎穴也。夜半，虎繞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1]卷三十三P1227這裡面有兩個神奇的地方，一則猛虎居然不敢吃陽明，二則在寺中遇到江西鐵柱宮的舊交道士[5]，二人曾約定海上相見，而且道士早就寫好了詩：我就知道二十年之約到期了，你必定要到此寺中來見我！

（三）兩點說明

其一，以上神跡具有兩重真實性。一是客觀真實性，即是否在陽明身上真實發生過；二是記錄真實性，即王門上下是否「相信」陽明神跡是真實的並予以記錄。對於前者我們無法、也無須考證。至於後者，陽明弟子錢德洪在編輯《陽明全書》時聲明「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1]卷四十一P1571，故留下來的都是王門公認極有價值的材料。其中陽明《年譜》更是由其門人俊彥集數年之功多人分工合作而成[6]，故可以說王門上下對《年譜》的真實性認可度極高。

其二，神跡的「主創」及比例。《年譜》所載神跡，不排除部分經門人作偽，但絕大多數當由陽明本人提供素材並定調，至於具體比例和細節，已無須細分，我們視其為王門上下集體加工的結果（詳下文）。

二、陽明神跡的形成

上述《年譜》中陽明的諸種神跡是由外在仙釋影響、儒家內部與朱子爭正統、王門上下集體加工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受仙釋之影響

其一，「三教合一」的時代背景。陽明諸種神跡的形成離不開有明道佛盛行的時代背景。自南宋起「三教合一」已略有規模，孝宗趙昚即雲「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原道辨》）[4]。明代「三教合一」的趨勢、規模和深度更勝往昔。首先是朝廷重視。明太祖曾棲身寺廟，故明廷素重佛教。有明皇帝對道教也是非常推崇。成祖奪嫡後在武當山大修宮觀奉祀真武大帝，英宗組織道士編纂刊印大型道經叢書《正統道藏》，至世宗時登峰造極，乃至出現了「青詞宰相」，即科舉進士出身的第一等人才都必須為皇帝撰寫道教青詞，多人因此入閣，故可以說明朝中後期道教對廟堂上層文化有著深厚影響[7]。

其次，民間「三教合一」更是生根發芽、風生水起。高度發達的民間俗文化，將「三教合一」以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記載並傳播開來，幾乎重塑了國民信仰。如佛教題材的《西遊記》、道教題材的《封神榜》大肆宣揚因果報應、神通法力等，以致一些傳統的儒家題材如描寫上層精英的《三國演義》和下層草莽的《水滸傳》都深受影響，將諸葛亮、吳用等人都寫成了具有某些神仙法力的道教式人物，甚至滑到了「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5]的程度。

在此時代背景下，儒士受仙釋影響乃至以之為高是極為正常的事，宋代那種激烈排斥二氏的風氣已不復存在。陽明自稱「出入佛老三十年」，友人、門生、後學包括他自己也認為他為學有「五溺三變」[8]。雖然他自己認為龍場之後已悟二氏之非並徹底滌盪之，然而二氏對其影響並未止步於龍場，而是一生的——前半生入，後半生出。

其二，家族的道教秘術熏陶。陽明家族史上深受道教影響。如六世祖王綱結識了著名道士趙緣督，趙預言王家後代必有名世者[9]。四世祖王與准還學會了趙緣督所傳授的道教功法，占卜預測「奇准」[10]，特別是預測自己的再世子孫必然興起[11]，果然，陽明的父親王華高中成化十七年狀元。這種占卜的準確性不能不對整個家族產生重要影響，並促使其成員代代相傳。顯然陽明自己也親自掌握、親身體驗了此家傳秘術，如前引31歲時「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遂先知」。

就本文主題而言，道教對陽明的影響要遠遠大於佛教。但後者也不容忽視，其自言「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1]卷九P295，所以他的神跡中其實也摻雜著些許佛教的神通。

（二）出於和朱子爭正統的需要

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同屬心學，象山睥睨萬物，13歲開口便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6]。這個氣魄，是陽明所無的，陽明一生都籠罩在朱子陰影中。如《年譜》載12歲時「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1]卷三十三P122118歲時謁婁諒，婁諒教其「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必可學而至』」[1] 卷三十三P1223。有意思的是，《明史》則雲「年十七謁上饒婁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7] P5168，直接將《年譜》中遮遮掩掩的「宋儒」判為朱子。因為當時可讀之書，可學之聖賢，就是朱子。另外我們可以從他21歲時著名的格竹一例中看出，陽明實際上是嚴格遵循朱子學之理路的。正是因為他一直在學朱子，以朱子為學習、超越目標，所以才會有龍場悟道，吾心自足，不假外求。故可以說，成陽明者，朱子，陽明欲出而不能出者，亦是朱子。

陽明一生都在與朱子爭正統，學術上的對抗眾所皆知，不需贅述。愚以為，陽明之神跡，應該還有辟朱子之目的。明代朱子學一統天下，太過強大，無法撼動，故王門上下只有藉助神力，以自我抬高，爭奪受眾特別是下層民眾，此不失為一條方便高效之途徑。

然而悖離正常的學術討論，利用神跡自我宣傳，此實是儒門內部不健康的發展，其結果必是兩敗俱傷。時人已謂「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論之不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甚。」[7]P5168故世宗亦謂：「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8]卷九十八

（三）王門上下的集體加工

上述的種種神跡與「神道設教」不同，「神道設教」是儒者自己不信而暫時肯定神道對民眾外在的道德規範作用，但陽明是自己信、自己講，弟子遂記錄並宣傳，故神跡的形成正是王門上下集體加工的結果。

其一，陽明自身所為。首先，陽明有意所為。一則他自己講述並宣傳。前文提及的系列 「先知」「夢境」事件，很多都是陽明親身經歷的、私人性的，如幼夢伏波將軍、長安街遇相士等等，他不講，友人、弟子不可能知道。二則弟子的記錄、擴散基本都是得到陽明首肯的，否則，就算知道，陽明不準傳播，後人自然也看不到。三則陽明生前對神跡不辟反留，深刻地反映了陽明自己相信之。除夢境、相面在「現實中」被逐一驗證外，先知術則是陽明確定掌握並驗證功效的（雖然陽明後來又檢討說「此簸弄精神，非道也」，然而畢竟陽明自己也能達到這個水平，只是認為它層次比較低而捨棄）。這說明他自己是相信的，或半信半疑，至少是將信將疑的。我們甚至可以推斷，不能完全排除陽明有自我聖化之可能，覺得自己不同凡響，不斷自我催眠，加之又有事功加持，故更加深信不疑，一生活在「天命」的幻象中，故而逝世前不久還感嘆「此行天定豈人為」。

其次，陽明的無心之過，如將良知的神秘化。陽明正常的對良知的學術討論，認為它是儒門的「正法眼藏」等，均無可厚非。並且陽明將一切都收歸於良知，此立在他的人生境界上，也完全沒有問題。但是陽明對良知無意中的「神話」，則容易讓人視之為神仙法術。如王畿云：「嘗問陽明先師『人稱用兵如神，何術以致之？』師云：『我無秘術，但平生自信者良知，凡應機對敵，只此一點靈明，神感神應，一毫不為生死利害所動。所以發機慎密，敵不知其所從來。在我原是本分行持，世人誤以為神爾。』」[9] P302時人謂陽明「用兵如神」，陽明卻以良知來解釋，真是越解釋越神秘。陽明在軍事中的所謂「良知」只是一種綜合判斷應變能力，兼有理性與直覺，既有天賦，又有後天學習歷練。然而陽明沒有具體剖析開來說，而是立在他自己的人生境界上比喻著說，無意中開了一個「故弄玄虛」的頭，門人後來再據此發揮，一俟流布開來，對大眾來說，此「良知」就完全沒有下手之處、資接之方，只能目瞪口呆，視為神仙之術。

其二，弟子塑造。沒有陽明生前授意至少默許，王門弟子不可能這麼編寫《年譜》等。同時，沒有弟子記錄加工，推波助瀾，陽明的神跡也不可能這麼生動翔實。在此方面，王畿當仁不讓，如前文所記的陽明在家鄉修鍊道術一事，到了王畿筆下，就變成陽明「究心於老佛之學，緣洞天精廬日夕勤修養，煉習伏藏，洞悉其要，其於彼家所謂見性抱一之旨，非惟通其義，蓋已得其髓矣。自謂嘗於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滁陽會語》）[9]P34-35此與陽明自敘在陽明洞中修鍊導引術差別極大，幾乎寫成神仙小說了。

其他弟子也不遑少讓，如董沄也是極力神話陽明，甚至借「五星聚」來為陽明登上神壇助力。其《題〈傳習錄〉後》云：「斯道之在天下，雖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顯晦，實由氣數。… …東井先祥，德星後聚，豈偶然哉!… …以至於今，而篤生陽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轍，海內學者，復鄉應焉，而五星聚室，是豈人力所能為哉？蓋自孔子以迄於茲，凡四廢興矣。」[10]P271「五星聚」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天象之一，凡此天象出現，往往人間要有重要的事變或人物出現，如湯武革命、三代更替。故董沄此舉可謂登峰造極、無與倫比了。

另外錢德洪他們在編《年譜》時，不僅陽明如此，王門重要人物也服從必有神跡這樣的「規律」，如陽明47歲時，大弟子也是妹婿徐愛死，時方31歲，徐愛在王門中的地位由陽明親自定為「顏回」，故徐愛也享受到了神跡的待遇，《年譜》載其「嘗游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1] 卷三十三P1255而此瞿曇又是神僧的形象。

正因為陽明弟子的推波助瀾，故後世云：「自道學之名立，儒之好名者雖日侈談理道，而無實裨實用者多。若王守仁功業表著，原不系講學為重輕，其致良知說蓋由尋繹而得，非徒探索空虛者比，迨其後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異說，遂抬訾議之口，不當專歸咎師傳也。」[12]此亦是公允之語。

三、神跡的影響

以上分析了諸般神跡的類型與形成，下面我們來討論其影響。

（一）事功之祛魅

在討論之前，我們將陽明略作祛魅，因學術方面人言人殊，故我們略去只看事功，一則其事炳炳，無可逃也，相對爭議較少，二則陽明的神跡很大程度上即因門人、好事者崇拜其事功所發酵、擴散而成。

其一，邊地教化。我們可以楊慎（1488—1559年）來作對比。陽明長楊慎16歲，為同時代人，二人家世、出身、遭遇皆相仿。楊慎因「大禮議」遭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今保山），終至老死。楊慎在滇，一則勤作著述。明人簡紹芳謂其「自蒙難以來，嘔心匠意，摹文讀經，近搜百氏，窮探古迹，白首蓬霍，日月纂索，所不能盡……平生著述四百餘種。」[13]《明史·楊慎傳》認為「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為第一。」[7]卷一九二P5083其中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對西南地區特別是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進行搜集和整理，作了開創性的工作，著述有《滇侯記》、《滇載記》、《蜀志》、《雲南山川志》、《南詔野史》等。二則竭力傳播中原文化，興辦書院，廣教弟子，培養出著名的「楊門七學士」和數百名弟子，使所在的邊遠地區成為科舉重鎮，為雲南的騰飛立下了豐功偉績。相比而言，陽明在貴州龍場驛只有兩年，他對地方的教化、對邊地與中原文化交流所作的貢獻無論如何是不能與楊慎相比的。

其二，生平事功。南贛、宸濠、思田是陽明平生三大事功。首先，這些事功是其謀略、膽識、軍事各項才能的綜合反映、集中體現，值得後人欽服。但是不必摻上神怪，除了天賦外，這與陽明自小有意識的學習是分不開的。如幼夢伏波將軍，成年後又夢到威寧伯王越贈其弓劍，此二人皆是著名的戍邊名將，足見陽明對軍事傾慕之深。又如15歲時，即「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御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1]卷三十三122226歲時，「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僅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能收韜略統馭之才。於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1]卷三十三P1224甚至在欽差督造王越墳時，「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1]卷三十三P1224-1225。可見在他統兵作戰之前的數十年中，他一直在醉心學習、演練軍事。

其次，陽明的事功若放在歷代儒士中來看，其實並不能鰲頭獨佔，比他出色者大有人在。如章太炎在《檢論?議王》中云：

世人多以其成功，以為度越先儒遠甚。案其運籌制勝，霩清區夏，未若劉基也；轉危為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懾強寇，未若种師道也。……此三子者，乘時立功，或橈之以致敗，而敵多大於小侯俚酋。文成擬之，則劣矣。明世文吏能克敵者，韓雍蓋文成等夷，以無學術，世人未嘗齒數。相提而論，寧有短少焉？[11]

此是認為，陽明的事功其實趕不上明初的開國名臣劉基，南宋采石之戰大破金兵的虞允文，北宋抗西夏名將、張載弟子种師道，這些都是歷代文人帶兵的典型，其敵人也遠非小小侯王或邊地酋長可比。單就明朝而言，陽明也不一定比儒將韓雍（1422—1478年，長陽明50歲）更出色。後者平亂履歷與王陽明驚人的相似，先是平定葉宗留、鄧茂七起事，後是在右僉都御使、巡撫江西任上得罪寧王，後來與王陽明一樣平定廣西大藤峽。因此，王陽明的事功，放在明朝的背景下看，並非橫空出世，更非空前絕後。[12]

（二）正面影響——推動「三教合一」的高潮到來

王門上下對這些神跡津津樂道，說明他們都認為這些是光彩的好事，至少沒有辱沒先師，這在兩宋理學家那裡是萬萬不可想像的。故而由王門所為，恰好可以看到有明「三教合一」程度之深入。同時王門之神話陽明，又反過來推進了「三教合一」的大步發展。錢明先生認為，陽明後人利用道家道教資源對先師予以神化，此又與陽明本人根深蒂固的道家道教情結有密切關係，最後使陽明成了「陽儒陰道」的道士，進而使之由儒家心學大師變為被非主流社會頂禮膜拜的「三教合一」的「道祖」[13]。而陽明學又深深地影響了林兆恩（1517－1598年），他創立了著名的「三一教」[14]，從此之後，民間「三教合一」如火如荼，以至於「天下幾無日不講學，無人不講學，三教合一之說倡言無忌」[14]。

（三）負面影響——對儒家的健康發展形成一定傷害

除了前述與朱子爭正統造成的傷害之外，陽明神跡對儒家健康發展還有以下弊端。

其一，推崇道佛，認為高儒一等。儒者對超自然領域保持敬畏，「敬而遠之」，「存而不論」，而道佛素矜為此領域的專家，儒者對此從不當真更無須置喙。然而陽明卻悖離此立場，主動宏揚二氏。在陽明這些神跡中，始終存在一個形象，那就是神僧、道士之類。他們都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法術，凡人包括儒者一生的命運或短期的行為，他們都能瞭若指掌，可以隨機指點，然而儒者卻愚庸至極，不能戡破天機，遑論掌握、改變命運。顯然，王門上下，將仙、釋置於比儒者更高的層次。陽明中年後已經洗心革面[15]，然而王門弟子卻樂此不疲，特別是在陽明逝世後，更是添油加醋。這對王門與整個儒家來說，無論如何並非有益的改革，而是無聊的傷害。若陽明一生均已前定，則其平生不過是機器木偶而已，這是另一種「吾心自足，不假外求」，然則學術事功烏有神奇？若陽明神跡屬實，則陽明之事功是學法術而得，還是學軍事為政歷練而得呢？如果是前者，此又關良知何事？然則良知只是個神通而已，那人人學道即可，何必自稱為儒？

其二，使陽明自己的學問最終淪為戲說，也促使王門作為一個儒家學派的自我解體。王門之儒，在神跡上，已下降到漢儒讖緯的水平，將《年譜》幾乎寫成了《封神榜》，將陽明寫成了《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所以前有陽明之《年譜》，後有馮夢龍《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使陽明最終與佛門濟公、道教許遜一起並立封神。然而讖緯從來都是惡搞，神仙一念即成妖魔，神通化最終必然庸俗化。在道教眼裡，《封神榜》自然都是真的，這很正常，可是對儒家來說，如果不能堅守「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底線，戲說的結果，所謂陽明就是一個神，王門就是一個教，良知就是一場戲，然則這個神化的儒家流派的自我瓦解，也很快隨之到來。而歷史正是如此上演的。

故而，王門上下的神話，當時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如陽明好友湛若水即是如此。如關於武夷山遇虎、重逢鐵柱宮道士之類，湛若水認為完全不可信，其在《陽明先生墓志銘》中云：「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沉於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徉狂避世也。』故為之作詩有云：『徉狂欲浮海，說夢痴人前。』及後數年，會於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為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1]卷三十八P1402可見對陽明神跡之存疑與理性思考，亦非始於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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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余英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M]余英時文集[C]第3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200-201.

本期編輯：張天佑

注釋：

[1] 本文所討論的「神跡」，指王門記載、流傳下來的關於陽明生平事迹中種種悖乎理性、經驗和常識的超自然現象，並非神秘主義體驗，也不是悟道過程中的個人體驗，後者陳來先生已有過詳細說明，見其《心學傳統中的神秘主義》，載《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0-400頁。

[2] 馮夢龍在《三教偶拈序》中云：「偶閱王文成公《年譜》，竊嘆謂：文事武備，儒家第一流人物，暇日演為小傳，使天下之學儒者，知學問必如文成，方為有用。因思向有濟顛、旌陽小說，合一而三教備焉。夫釋如濟顛、道如旌陽，儒者未或過之，又安得以此而廢也。」見魏同編，《馮夢龍全集》第3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頁。所謂濟顛就是後世所謂「濟公」，濟顛小說即《濟顛羅漢凈慈寺顯聖記》，旌陽即傳說中的晉朝仙人許遜，其曾任蜀旌陽縣令，故稱旌陽，其小說即《許真君旌陽宮斬蛟傳》。馮夢龍所作陽明小說即《皇明大儒王陽明先生出身靖亂錄》。此可參錢明《中晚明社會對王陽明的造神運動》，載《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3] 《餘姚縣誌》卷十四《古迹》，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4] 簡單地說，道教內丹派謂精氣神合煉，即結金丹、結聖胎。陽明後來對此屢有自己的解釋。如學生「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又如雲「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分見《王陽明全集》卷一第11、19頁。

[5] 《年譜》載陽明17歲時「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參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巹之日，偶閑行入鐵柱宮，遇道士趺坐一榻，即而叩之，因聞養生之說，遂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222頁。

[6] 如錢明先生《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言：「《陽明年譜》最早是由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分頭搜集材料，鄒守益匯總。嘉靖二十六年，錢德洪在嘉義書院率先完成了自陽明出生到謫龍場的一段年譜。十年後，鄒守益委託錢德洪續其後，並編著了《王陽明先生圖譜》一冊。嘉靖四十一年，錢德洪與胡松赴江西安福喪吊鄒守益，順便將初稿拿到吉安，『就正於念庵（羅洪先）諸君子。念庵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刪省，其事則贈矣。計為書七卷』（胡松《刻陽明先生年譜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於杭州天真書院（浙江圖書館、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有藏，卷首載『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制刪正，胡松等校正』）。」見《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645-1646頁。

[7] 所謂青詞，是一種產生於唐代的文體，又稱綠章，是道教舉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為駢體，用紅色顏料寫在青藤紙上。如唐李肇《翰林志》：「凡太清宮道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字，謂之青詞。」參柳存仁：《明儒與道教》，載《和風堂文集》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25頁。

[8] 所謂「五溺」如湛若水在《陽明先生墓志銘》中述其學狀雲「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401頁）所謂「三變」有幾種說法，如錢德洪云：「先生之學凡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錢德洪《刻文錄序說》，見《王陽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574頁）黃宗羲則云：「先生之學始泛濫辭章，繼而遍讀考亭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明儒學案》卷十一《姚江學案》）陽明自己在《朱子晚年定論·序》中云：「守仁早歲舉業，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憂疲疚，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也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王陽明全集》卷七，第240頁）

[9] 張壹民《王性常先生傳》載：「性常先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泄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山隱士趙緣督也。』與語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為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張壹民《王性常先生傳》，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0頁。

[10] 胡儼《遁石先生傳》載：「翁閉門力學，盡讀先世所遺書。……先世嘗得顯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為人筮，無不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准不能為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山石室中，不歸者年余。」胡儼《遁石先生傳》，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1頁。

[11] 「嘗筮居秘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胡儼《遁石先生傳》，見《王陽明全集》卷三十八，第1382頁。

[12]《餘姚縣誌》卷二十三《列傳九·王守仁》，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13] [明]簡紹芳《楊升庵先生年譜》，清道光鵝溪孫氏刻本。

[14] [清]陸世儀《高顧兩公語錄大旨》，《陸桴亭遺集》卷一，清光緒刻本。

[15] 如「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祝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前知的心，就是私慾，就是有趨利避害的意思。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又如陽明云：「聖人只是一個良知，良知之外更無知也，有甚前知。其曰國家云云者，亦自其能前知者而言，聖人良知精精明明，隨感隨應，自能敷衍出去，此即是神。」分見《王陽明全集》卷三第109頁、卷五第18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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