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胎、保子宮、生男孩」，中國女人的宿命？

作者： 宋爽

來源：新周刊（ID：new-weekly）

拿下豆瓣9.4分高分的國產紀錄片《生門》，於2017年年末通過網路和電視同時播出。導演陳為軍說：「都說生育是兩個人的事，是老公、老婆的事情，其實不是。真正面對一切的，是女人。」

「男人是更會算計的動物。」《生門》導演陳為軍在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蹲守了一年多之後，發出了這樣的感慨。

世界衛生組織2015年發布的報告顯示，發展中國家的孕產婦死亡率是2.39‰，而發達國家則為0.12‰。

在中國，2016年全國孕產婦死亡率下降到0.199‰，中國孕產婦死亡率已經處在發展中國家前列並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然而這仍舊意味著每5025個孕產婦就會有1個死亡。

美國攝影師 Leilani Rogers 從2004年開始執行一項關於母親群體的攝影計劃，記錄了將近60名母親從懷孕到分娩的過程，每張照片都訴說著一個獨特的故事。

生老病死，生排在第一位，不論對於孩子還是母親，這都算得上是人生中的一道坎，跨過去了皆大歡喜，跨不過去，生就可能變成死。

現代醫療技術日趨成熟，孕產婦死亡率逐年降低，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相當一部分人忽略了女人生孩子的危險，而在陳為軍眼裡，這一關實在「太兇險了」。

上大學期間，陳為軍的親人接連故去，「加上多年的唯物主義教育，我對死的認識很粗糲」。拍攝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著》的時候，片中女主人公雷梅因為艾滋病去世的那天，作為導演的陳為軍凌晨4點趕到了雷梅家，和雷梅的丈夫馬深義守在雷梅旁邊，直到火化的人早上6點鐘趕來，陳為軍才離去。

陳為軍，中國紀錄片導演，攝影師

陳為軍覺得直面死亡時自己的內心「足夠堅強」，但這一切隨著《生門》的拍攝而改變。

「一個人無論是正常死亡還是突發交通事故死亡，都不會傷到我內心深處去。可是親眼看見那些母親從生門到死門之間穿越，看見女人為了生育而死的時候，傷到我心裏面去了。我以前對死亡那種粗糙的感受，被這種以死換生、以生換死的繁衍本能扭轉了，我對母親、女性這個群體感到敬畏。一個女人只要沒生過孩子，不論她多大年紀，都還是小姑娘心態，可一旦生完孩子女人就變了，她的身體會面臨顛覆性的破壞。可即便如此，所有女人都前仆後繼，哪怕身材變形，哪怕要面臨危險，都要把孩子生下來，這是男人做不到的。」陳為軍說。

《生門》劇照

作為一個男性，陳為軍似乎站在了男性的「對立面」，他不再以一個置身事外的異性的目光來審視女性，這讓他平添了許多悲憫之心，那些厭惡女人生產過後難看的妊娠紋、變寬的髖骨和鬆弛肚皮的言論，在他看來無法原諒。

作為一個見證者，陳為軍似乎明白了女人由於生理、社會環境、傳統、偏見以及進化論所帶來的艱難處境，「都說生育是兩個人的事，是老公、老婆的事情，其實不是。真正面對一切的，是女人」。

《生門》劇照

「我才33歲啊，能不能努力一下。」

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被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12月被寫入憲法。直至2015年實施全面二孩政策之前，「一家只生一個好」的觀念早已潛移默化地塑造了中國人獨特的生育觀。

「一胎化政策，使得分娩成了重大的儀式。一對夫婦只能有一個孩子，這讓生孩子變成了一個家庭天大的事，這在其他不施行計劃生育的社會環境里是沒有的。」陳為軍說。

從備孕、懷孕、保胎再到生產，陳為軍感受到了孕婦背後整個家族的焦灼感。

另一方面，沒有幾個人能坦然面對一個生出來就有缺陷的孩子，但陳為軍認為這違背自然規律：「每個人都想生出一個完美的、沒有任何缺陷的孩子，這在概率上是不可能的，但人們對此的焦慮卻真實存在，沒有幾個人能做到順其自然。有的孕婦為了保胎，從懷孕開始就幾乎不下床，不敢動。這是跟自己較勁。人要接受一個事實，那就是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上，是有可能有意外的，我們要坦然接受。這才是正常的生育觀。」

《生門》劇照

在一定程度上，一個不打算丁克的家庭，哀莫大於膝下無子。在跟蹤拍攝80多個家庭之後，陳為軍認為這些家庭唯一的共通之處就是對生育的執著，或者說一切都要讓位於傳宗接代。

夏錦菊曾懷孕六次，生產兩次，已有兩個女兒，但為了再生一個兒子，她還是懷了第三胎，手術台上卻大出血，心臟停跳兩次，總失血量達到1.8萬毫升，相當於全身血液換了四次。

即便隨時有可能面臨死亡，她還是希望主治醫生李家福保子宮——「我才33歲啊，能不能努力一下。」

曾憲春是高齡產婦，之前曾懷孕五次，生產兩次，再一次懷孕後，她經歷了胎盤前置、瘢痕子宮，分娩有生命危險，在得知第三胎是兒子後，小姑子泣不成聲：「我哥之前只有兩個閨女，一直以來想生個男孩。為了保這個小孩，我們一家都好辛苦。」

夏錦菊孕婦

像夏錦菊、曾憲春這樣的女人數不勝數，不論自己是否身患腎病、肝病、精神分裂、高血壓，或是為保胎靜卧在床幾個月直至腿部肌肉萎縮，不論是否隨時有可能面臨死亡，她們的想法都如出一轍：保胎、保子宮、生男孩。

一部分女性觀眾看過《生門》之後，體會到了一種刻骨的悲哀。那些躺在病床上、蜷縮在被子里的女人的面孔，蠟黃、麻木卻又異常堅忍，「就像供上祭壇的活牲一樣」對自己的命運無計可施，只得交給丈夫、婆家或者父母，而具體聽誰的，只有錢說了算。

李家福曾問一個患有重症肝病的孕婦為什麼不早點來醫院治療，她說：「婆婆跟媽媽不一樣你知道吧？我懷孕十個月一直沒工作，她（婆婆）說不來，我不可能自己來啊。」

《生門》劇照

紀錄片不是新聞，而是一種和解

很多看了《生門》的觀眾難以理解，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願意將自己人生中最難堪、最窘迫的時刻展示在全國觀眾面前。

陳為軍對這個問題始料未及，他沒想過這是一個需要跨過去的坎。在他看來，紀錄片的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不是採訪關係，這裡面有強大的信任基礎。

當然，即便做到像「朋友般的關係」，仍然有很多人在最後拒絕播出自己的故事。在陳為軍拍攝的80多個家庭中，有近一半的家庭因為各種原因要求終止拍攝。

「做紀錄片意味著我要時時刻刻面對你和你的家庭，從一段故事的開始到結束，一直都跟你在一起。很多人之所以不願意接受採訪，是因為採訪是一種短暫的關係，可能是半個小時，也可能一兩天，這種關係會讓人擔心後續是否會發生很多曲解和誤會。」

由於紀錄片客觀呈現現實的屬性，陳為軍認為，即便有「曲解」，也只可能來自觀眾。《生門》播出之後，觀眾們有的無法接受早產兒被拋棄的現實，有的責罵「錢比命重要」的家屬，有的對現階段的醫療保障體系感到無奈。陳為軍認為，這恰恰是紀錄片的功能。

《生門》劇照

紀錄片是一種『和解』，它不是新聞，告訴你什麼時候發生了什麼事，而更多的是在解釋背後的原因。

新聞里經常報道城管和小販之間的事情，可如果沒有紀錄片去梳理中國這十幾二十年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城市化進程，讓大家看到小販的無奈和城管的無奈，這個社會就很難達成真正的和解。

就像我拍了這麼多生孩子的故事，如果靜下心來想想，你就不會輕易譴責一個農民對要男孩的執拗，或人們非要生出一個健康的孩子這樣違背自然規律的生育觀，同樣你也無法譴責小孩早產了，身體發育不良就面臨被拋棄的事實。社會無法保障他們，當所有重擔壓在一個普通家庭肩膀上的時候，人是承受不了的。

在陳為軍看來，尤其是早產兒，「現在的醫療保險、生育保險並不覆蓋這一塊，這樣的孩子進ICU可能馬上就要花10萬、20萬元，而早產兒的五臟六腑都沒有發育完全，還有可能是腦癱，對於一個不富裕的家庭而言，這筆錢花進去可能什麼都保障不了，這個家庭後面還能生活嗎？所以這不是一個對錯那麼簡單的事情。

待產房裡的孕婦與家屬

對於拍攝者而言，紀錄片「太真實了」，沒人能左右人和事情的發展進程，同樣也無法左右觀眾的反饋，陳為軍認為一個完整的紀錄片不僅需要媒體播出，還要把觀眾的解讀糅雜在一起，反哺到故事本身。

在拍攝題材上，陳為軍有一套自己的標準，他曾經這樣表述自己的選題傾向：「中國道家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實是一樣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認為做紀錄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這樣的，選題就在你一公里範圍之內。」

陳為軍表示，自己不會去拍邊緣化的題材。一定程度上，他一直在尋找永恆性，那種「白人黑人、西方人東方人都看得懂的東西，比如愛情、青春期、孩子和生老病死」。

潘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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