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關秦始皇的政論文章，如《過秦論》《封建論》皆有失偏頗

中國歷史上，有關秦始皇的一些著名政論文章，如西漢賈誼的《過秦論》、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皆有失偏頗。

賈誼是西漢初著名政論家、文學家，魯迅曾稱他與晁錯的文章「皆為西漢鴻文，沾溉後人，其澤甚遠。」《過秦論》是賈誼的代表作之一，不僅氣勢磅礴，文采斐然，而且論證嚴密，說理透徹，堪稱千古名篇。《過秦論》主旨在於分析「秦之過」，鮮明地提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的中心論點，其目的是提供給漢文帝作為改革政治的借鑒。正如作者在文尾揭示那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過秦論》是優秀政論文章，不是信史，因此，個別地方與史實還有出入，不夠嚴謹。

例一，賈誼在《過秦論》中說：「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意思是說，到始皇的時候，發展六世遺留下來的功業，以武力來統治各國，將東周，西周和各諸侯國統統消滅，登上皇帝的寶座來統治天下，用嚴酷的刑罰來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風震懾四海。六世，指秦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然而，稱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不夠確切。應該是「奮七世之餘烈」，包括秦獻公。

從秦穆公以後，在其他諸侯國進行封建改革的時候，秦國依然維持舊的奴隸制，使得秦國的社會發展落後於其他諸侯國。自秦厲公以後，即躁公（公元前442年至前429年）、懷公（公元前428年至前425年）、靈公（公元前424年至前415年）、簡公（公元前414年至前400年）、惠公（公元前399年至前387年）、出子（公元前386年至前385年）幾代國君統治時期，秦國日趨削弱，不斷遭到外部打擊，軍事上屢屢失敗。即秦孝公所說的「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守舊勢力長期把持權柄，抱殘守缺，極大地阻礙了封建制的發展，使秦國與致力於改革的其他諸侯國相比明顯落伍了，這是秦國連續六代被動挨打的根本原因。

秦獻公即位，意味著新興的地主階級取得政權。他在位二十三年，是秦國奴隸制徹底改革，封建制逐步確立的標誌性人物。秦獻公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是正式廢除人殉制。獻公元年，就宣布「止從死」，正式明令禁止人殉制。雖然在秦穆公死時，這種野蠻的殉葬制度，就已受到人們的譴責，但在二百餘年內，由於舊勢力的強大和頑固，人殉制被沒有被廢除。

二是編製戶籍。秦獻公即位後十年，將全國人口按五家為一伍的單位編製起來，稱為「戶籍相伍」。這一編製具有重要意義，它取消了國人與野人的界限，凡秦國統治下的人民一律編入「伍」，在法律上承認了國人與野人處於同等地位，以便於徵兵作戰和相互監督。

三是遷國都。秦獻公即位後，就將國都從雍遷往櫟陽，下決心戰勝魏國，經營東北。因為關中東部的黃河西岸已被魏國佔領，秦國要發展必須先把魏國趕出河西，而秦都雍遠在關中西部，有鞭長莫及之感。櫟陽在今陝西臨潼櫟陽鎮東北12.5公里的武家屯附近，離魏國很近，又是商業貿易繁盛、戰略要衝之地，史稱「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有利於同魏國的軍事鬥爭。

四是推行郡縣制。早在春秋時期，秦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軍事性質的縣，如「（武公）十年，伐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戰國初期，隨著領地的變化，秦國不斷增置縣，如公元前456年就設頻陽縣，公元前389年又在陝設縣。到秦獻公時，又集中地設了數縣，如公元前379年把蒲、藍田、善明氏改建為縣，公元前374年在櫟陽設縣，當時櫟陽是秦國首都，在首都設縣具有特殊意義，說明秦懲以周弊，下決心廢除諸侯分封制，實行縣制，這為秦並天下後推行郡縣制，實行大一統的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作了準備。

五是允許商業活動。秦獻公七年，「初行為市」，明令允許在國都內進行商業活動，這與奴隸制下的「工商食官」有本質的不同，進一步解放了生產力，也為商業資本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六是軍事鬥爭取得初步勝利。在秦獻公的治理下，秦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明顯增強，同魏、韓、趙的軍事較量，已由失敗轉向勝利。秦獻公十九年，秦國出兵向韓、魏進攻，大敗韓、魏聯軍於洛陰。秦獻公二十一年，秦軍深入河東，在石門與魏國大戰，斬首六萬，取得大勝。公元前362年，秦國趁魏國與韓國、趙國大戰之機，進攻魏國，在少梁大敗魏軍，取得龐城，俘獲魏將公孫痤。

秦獻公卓有成效的改革和軍事鬥爭，是商鞅變法的先導，是秦國圖強的基礎。因此說，秦始皇應「奮七世之餘烈，吞二周而亡諸侯」。七世中，論作用和貢獻，除了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其他秦王如「孝文王、庄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都無法與獻公相比，況且獻公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對秦國影響深遠。

例二，賈誼在《過秦論》中寫道：「三主之惑，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闔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將秦始皇與胡亥、子嬰混為一談，對秦始皇有失公允。

秦始皇統一天下前後，還是善於集思廣益、傾聽各種意見並察納雅言的。如秦始皇對尉繚的軍事才華十分賞識，對尉繚恭敬備至，不僅讓他享用同自己一樣的衣服飲食，而且秦王在尉繚面前常常表現得十分謙卑。尉繚不主張輕易挑起戰爭，即使誅亂禁暴，也主張儘可能保持社會秩序安定，以至於兵不血刃而天下親。他認為士氣的高低，決定著戰爭的勝負，「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體現了儒、法諸家合流的歷史趨勢。在分析天時、地利、人事之間的關係時，指出「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他反對卜筮迷信，強調人事作用，體現了唯物主義思想。他提出不要吝惜財物，向各國掌權的豪臣行賄，破壞其聯合之策，離間其內部關係，這樣做，不出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以離間計瓦解諸國合縱。他還總結了行軍作戰的一般原則、陣戰的規則、軍陣的形式以及軍事紀律、相互監督等方面的內容。尉繚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對實踐經驗的科學總結。從秦始皇時代統一戰爭的過程看，尉繚的軍事思想得到了較好的貫徹，也大大加速了秦國統一天下的步伐。比如，重用良將，用離間計瓦解合縱、剷除敵將，沒有大規模坑殺降卒，以和平方式佔領齊國，嚴肅軍紀等，都貫穿於統一戰爭的過程之中。

如韓國的「疲秦」陰謀敗露後，秦國的宗室大臣因為權力和利益的關係，也早已對在秦國的客卿不滿，便進一步煽動說：「來自各諸侯國的客卿沒一個好東西，都是為自己的國家而奔走，不如將所有的客卿統統趕走。」秦王政聽從了這些意見，下了「逐客令」。聞此，包括李斯在內的從東方各國來秦的客卿皆惶恐不安，李斯為了保住自己在秦國的地位，趕緊寫《諫逐客書》，上書秦王政。李斯雖是無節的政客，但才華橫溢，是個文章大家，這篇《諫逐客書》寫得出奇的好，文采斐然，說理透徹，打動人心。秦王政看見《諫逐客書》後，立即改變主張，撤銷了逐客令。李斯不僅因此官復原職，而且以後更為秦王政所倚重。秦王政原本就是個愛才、惜才、用才的君主，對待一切服務於秦國的能人（大罪者除外），包括一些有過錯或地位低的能人，他都能夠包容和尊重。比如：對待統兵伐楚大敗而歸的李信將軍，對待賓客、軍事家尉繚子，對待韓國姦細、水利專家鄭國，對待出身微賤的姚賈和用尖刻語言斥責秦王政的焦茅，甚至在那個蔑視商人的時代，他對待大商人也很尊重。烏氏倮以畜牧發家，搞販運牲畜貿易，「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清」；巴蜀寡婦清，世代以丹穴為業，家亦巨富，「秦始皇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經過一番周折，秦國仍舊保持著吸收並大膽使用外來客卿的傳統，外來客卿也在秦國統一天下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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