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的敵人
青年卡爾·施米特
要談論浪漫派當然得先弄清楚何為浪漫派，但要根據行為或立場給出浪漫派的定義卻十分困難。浪漫派因其本身內在的精神結構，導致了混亂無序的生活與政治立場，由此造成其概念歧義叢生，對它的定義亦爭訟不休，彷彿也陷入了它熱衷的那類「永恆交談」。施米特為了讓人明白這類困難，先行展示了一系列針對浪漫派的觀點，暗示讀者暫時放棄對定義的渴求。面對這種複雜難解的境況，他將先以實例來表明政治浪漫派的特性，在他眼裡繆勒是十足的政治浪漫派典範。繆勒作為德國晚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施米特或許察覺到政治浪漫派的特性在他身上已經得到充分發展。繆勒出版《對立論》時比施米特更年輕，才二十五歲。與施米特一樣，他的第一部著作即標示出未來的思想方向。調和各種對立是這部書的中心論題，那種滲透一切的辯證法將一直籠罩著繆勒日後的思想領地，在其縈繞下是非對錯將變得晦暗不明。這種晦暗導致繆勒本人的政治立場也同樣模擬兩可，曖昧模糊。用施米特的話來講，繆勒那近似於騎牆的態度表明他「不過是任何權力制度熱心的奴僕，隨時打算拋棄自己思想中有礙發揮作用的成分，吸收另一些成分」。
施米特認為要理解浪漫派必須從笛卡爾著手，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論斷導致了哲學上思想與存在的分裂，後來者為了彌合這種分裂，採取的折衷主義態度則為浪漫派的船帆鼓滿了風。遠在尼采高喊「上帝死了」之前，上帝就已經從神壇上跌落，那又是什麼取代上帝成為最高的實在呢？韋勒克在其文學批評史中曾引述了繆勒的如下觀點：我們不應由於一個詩人而忘卻更偉大的詩人—人類，或由於一篇詩作而忘卻更偉大的詩篇—歷史。最終革命派將「人類」推上了最高實在的王座，保守派為「歷史」戴上了最高實在的冠冕。事實上，即便劇院取代了教堂，晨報取代了晨禱，世俗化並不能避免人類對最高實在的渴求。在沒有晨禱，也沒有晨報的時候，取代它們位置的或許便是升旗儀式。當然，浪漫派並非甘心屈尊俯就於新的實在，他們將把兩種新的實在浪漫化，使其成為具有浪漫主義用途的工具。浪漫派具有更高的渴求，他們要讓自身成為世界的創造者。
無論是上帝或後來的兩種新的實在，最終必定要歸結到某種秩序與規範上去，而浪漫派則不會止步於此。雖然浪漫派覺察到人類總被某種不可把握的力量所左右，但他們不會把世界看作絕對精神展開的場所。在這一點上，可以說黑格爾不是浪漫派。施米特認為浪漫派所持的是一種「主體化了的機緣論」，為了調和對立，浪漫派求助於更高的第三者，但總是存有與其對立的實在，於是便轉求於更高者，浪漫派成為身陷沼澤的巨獸，只能相信自我的創造力。浪漫派的創造力拒絕任何因果關係，拒絕任何規範，一切都取決於天才的自我。波德萊爾也在少不更事的二十五歲時寫過一段話，「浪漫主義恰恰既不在題材的選擇，也不在準確的真實，而在感受的方式。他們在外部尋找它，而它只有在內部才有可能找到……有多少種追求幸福的習慣方式，就有多少種美……正如有多少種理想，民族就有多少種理解道德、愛情、宗教等等的方式一樣」。當馬基雅維里和人文主義者們感嘆命運的時候，他們或許還秉持著對某種規範或秩序的信念，浪漫派則使整個世界成為主體創造性的機緣。浪漫派的機緣意味著絕對的偶然性，摒棄任何因果關係，他們缺乏能動性，只是對世界作出感受性回應。一方面，他們持有消極的機緣論，另一方面他們又渴望成為創造性的主體。這構成了浪漫派的核心問題，也是他們最基本的矛盾。他們擁有的是「既……又……」這樣的語法結構，他們沒有能力作出決斷，而作出決斷的能力是一切政治活力的來源，故而他們完全缺乏政治創造力，只能如孤魂野鬼般徘徊於審美領域，決難真正理解政治。
晚年卡爾?施米特
在伯林看來，浪漫派張揚自我的主觀主義導致了一種韋伯所言的意圖倫理，而非責任倫理。因此，伯林把浪漫主義革命看作現代思想史上的一個危機。「然而」—伯林話鋒一轉—「像自由主義者和存在主義者一樣（而且我恐怕還必須加上民族主義者甚至法西斯主義者），我們也讚賞那些動機道德，我們讚賞那些無論他們行為可能的結果是什麼，都仍然受我們及他們自身珍視的目標的驅使，不去考慮結果是什麼的人。」如果把這樣的觀點推到極致，是不是說希特勒依舊值得我們崇敬？
在施米特眼裡，伯林肯定是浪漫病患者。他或許會毫不猶豫地視其為敵人，正如他在《政治的浪漫派》再版前言中強調的，他才不願為浪漫派的「永恆交談」提供佐料。值得回味的是，成為納粹首席法學家的是施米特，伯林卻被奉為捍衛自由的思想大師。為現代性祛毒的思想鍊金術士們調配解藥的技藝往往不夠成熟，結果總是一次次加劇其毒性，比如施米特的前輩尼采。然而，鍊金術士們的努力永遠值得崇敬，他們總能夠提供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對於世界來說絕不是可有可無的。這樣的話，施米特大概是不屑於聽的，他會不會將之視作浪漫病發作的胡言亂語？■
《政治的浪漫派》卡爾?施米特 著，馮克利 劉峰 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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