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us Communis」：伽達默爾對常識哲學的重塑

摘 要｜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既可以被理解為人人皆知、人人皆有的常識（有常識即理智健全），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能貫通五種感官並作判斷的能力，即共通感或良知。伽達默爾在20世紀啟用它，就是要在西方近代理智主義方法論對精神科學的合法性構成重大挑戰的背景中，重新讓解釋學銜接上西方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從而為精神科學的真理找到豐富的源頭活水。不僅如此，「Sensus Communis」還為伽達默爾打開了以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為核心的古代實踐哲學大門，從而奠定了解釋學的實踐哲學走向。生命乃是「Sensus Communis」的前提條件，精神具有一個誕生、發展和死亡的過程，在此意義上，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強調人類有限性的生命形而上學。

關鍵詞｜「Sensus Communis」 常識 共通感 解釋學 伽達默爾

作者黃小洲，廣西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廣西南寧 530004）。本文原載於《學術月刊》2017年第十二期。

以「Sensus Communis」（常識或共通感）概念為核心的常識哲學在西方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尤其在英國和法國的思想中更是有著深厚的根基，蘇格蘭常識學派就是這方面的傑出代表。然而，隨著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對常識哲學的批判，「Sensus Communis」的豐富意蘊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這種狀況在德國的思想界尤為嚴重。直到20世紀60年代伽達默爾解釋學的出現，「Sensus Communis」才以一種莊重的身份進入德國的主流哲學。

然而，伽達默爾被譽為解釋學的「聖經」的《真理與方法》，為何要把「Sensus Communis」這個似乎沉寂已久的概念重新搬出來討論，並把它提升為西方人文主義傳統的四個主導概念（教化、共通感、趣味和判斷力）之一？「Sensus Communis」到底有何哲學深意，以至於伽達默爾要在解釋學中鄭重其事地復興它？在「Sensus Communis」思想十分薄弱的德國哲學傳統中，伽達默爾此舉意味著什麼？其實，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整個西方哲學史，就會發現，「Sensus Communis」所包含的悠遠相遞的人文傳統和豐富深刻的哲學內容，對於哲學解釋學的理論構建和精神科學的自我認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國內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仍有很大的推進空間。

拉丁文「Sensus Communis」（英文是「common sense」，德文是「Gemeinsinn」）在國內至今沒有統一的譯名，它通常被翻譯為常識、共識、共通感、共同感、健全理智、普通知性、良知等。面對這麼多不同的譯名，我們能給「Sensus Communis」下一個確切的完整定義嗎？或者說它有哪些基本含義？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譯名從不同的側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Sensus Communis」的基本內涵。下面我們分兩個層次來加以辨析考察。

（一）常識及健全理智論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把「Sensus Communis」視為「常識」，即一種正常的普通人都容易掌握的平常知識和基本道理，它簡單易懂，直截了當，不需繁瑣推理考證，毫無玄妙，絕不高深莫測。例如，太陽從東邊升起西邊落下，人是會死的，刀可以被用來切菜等，這些知識誰人不知誰人不曉，這就是常識或共同感。但是如果一個人到了成熟的年齡仍然不懂得上述這些淺顯的道理，那麼我們就可以指責他缺乏常識或者心智不健全。因此，擁有常識的人就可以說是理智健全的正常人，反之則被視為不正常的人。

在西方哲學史上，以這種常識論觀點而著稱的要數18—19世紀的蘇格蘭常識學派，它以托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為核心人物。面對貝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和休謨的懷疑論所導致的「奇談怪論」（如「物是觀念的集合」，「因果律是人心的習慣聯想」），里德要求恢復並捍衛常識的地位。他說：「我堅信，絕對的懷疑論不僅能摧毀基督徒的信仰，也能摧毀哲學家的科學和平常人的審慎??現今，懷疑論的狡計已經使人類的常識和理性顏面盡喪。」里德拒斥那種認為感官不能判斷的現代哲學論斷，強調我們人類的感官（sense）具有一種卓越的判斷能力，能夠裁斷是非從而終結各種無謂的過度爭論。因此，常識就像是一位公正的法官，能裁決日常生活里的種種分歧。普羅大眾認可常識並接受常識的判決，因為常識不在別處，它正在每一個人心中。「有感官的人就是有判斷的人。良好的感官就是良好的判斷。無感官顯然與健全的判斷形成鮮明對比。共同感官是一定程度的判斷，是我們能與之交流和交往的人所共有的判斷??我們靠眼睛判斷顏色，靠耳朵判斷聲音，靠鑒賞力判斷美醜；靠道德感官或良心判斷行為的正誤。」

里德聲稱所有知識和科學必須建立在常識這種自明的真理基礎之上，常識才是哲學理論的源泉。葛蘭西稱常識是哲學的民俗學。伽達默爾更是細緻地指出，在蘇格蘭常識學派的新體系中，有關常識概念，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起了實際作用。

（二）共通感及良知論

陳嘉映也主張「亞里士多德是訴諸常識的大師」。不僅如此，格雷格里克廣受好評的著作還詳細討論了亞里士多德的常識理論。亞里士多德在《論靈魂》中強調感覺只有五項，即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除此之外無其他感覺。不僅如此，每一項感覺都有其相應的感覺器官，例如眼睛負責視覺，耳朵負責聽覺，而各個感覺器官之間是不能「互通」或「共通」的。這樣一來就很容易讓貝克萊式的主觀唯心主義有了可乘之機。有一種第六感官能「互通」所有這五項感官（即所謂「共通感覺」器官或終極感覺器官）從而對事物作出綜合判斷嗎？亞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沒有。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的感覺雖然彼此不能互通，但是存在一些「共通可感覺事物」。他說：「對於我們憑相應的這個或那個專項（個別）感覺所識得的共通可感覺事物，不可能另有一個特殊的感覺器官，這些共通感覺到的事物，我指運動，休止，形狀（圖案），度量（大小），單元（合一）。」例如，視覺和觸覺都可以共通地感覺到形狀。但是這遠遠不足以解決貝克萊式的挑戰。於是亞里士多德主張：「兩項分離的感覺各別施展其感應之為白為甜，它們於兩者之間差異各都不明；這必須待之一個單體，而內蘊乃兼此兩異的品性者，才能作出判別。」這個「單體」具有匯通五感的綜合審辨機能，即既能感覺又能思想，從而克服割裂五感所導致的休謨式懷疑主義傾向。伽達默爾指出，在經院哲學托馬斯·阿奎那對亞里士多德《論靈魂》的註疏里，「共通感是外在感覺的共同根源，或者說，是聯結這些外在感覺，並對給予的東西進行判斷的能力，一種人人皆有的能力」。

在《論靈魂》的篇末，亞里士多德從目的論的角度解釋了動物的感覺。他說各種感官之所以成為動物的必備官能，不是為了簡單生存式的營生或謀生這樣的低級目的，而是為了獲得「幸福的生活」或「優良的生活」這樣高尚的目的。這給「共通感」在古羅馬時代里的人文主義轉向留下了餘地。伽達默爾認為，斯多葛派和後來義大利的維柯，都強調了共通感的倫理學-政治學向度。正是在此意義上，龐景仁先生主張蘇格蘭常識學派的特點就在於推崇「良知」（common sense），這是一種正常人的正確判斷能力。

在20世紀這個單一的自然科學思維成為新神話的時代里，伽達默爾毅然將「Sensus Communis」提升為解釋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解釋學「常識觀」，這裡面包含著許多深刻的思想內容。我們知道解釋學與精神科學有著緊密的生命關聯。在西方近代對方法論的熱切追求浪潮中（無論是培根基於實驗的經驗歸納法，還是笛卡爾基於數學的理性演繹法），理智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成為了時代的主流，並最終導致了19世紀精神科學（Geistewissenschaften）的認識論危機。由於精神科學對主流的理智主義方法論的遊離，它的合法性遭到了質疑，實證主義者就不承認精神科學的真理性。精神科學何以可能？狄爾泰窮盡畢生的心血想要從方法論-認識論上來為精神科學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從描述心理學到解釋學、歷史理性批判，可惜兜彎子太多而事倍功半。

伽達默爾高屋建瓴地指出：「所謂的『精神科學』在過去和現在都正確地被叫作Humaniora或humannities（人學或人文科學）。由於作為近代之本質特徵的方法和科學的勃興使得這一點變得模糊不清。實際上，如果一種文化賦予科學以及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學以領導地位，就根本不會衝破人類作為人的共同世界和社會而生存於其中的更廣的範圍。在這種更廣的範圍中，修辭學和詮釋學具有一種無可爭辯的、包容一切的地位。」

顯然，在伽達默爾看來，與其費盡心力去從方法論上為精神科學作論證，不如從兩千多年來精神科學的實際歷史存在形態——人文科學、人文傳統和人文精神來加以考察更為恰當。只有在這種廣闊的歷史本體論視域中，精神科學才會走出現代科學方法論所設置的羈絆，它的真理性才會從另一種更普遍的意義上被承認。

具體來說，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能給精神科學的認識論提供何種辯護資源？這就是「Sensus Communis」，它包含著一種卓越的認識能力。伽達默爾解釋說：「顯然就有某種理由要把語文學-歷史學的研究和精神科學的研究方式建立在這個共通感概念上。因為精神科學的對象、人的道德的和歷史的存在，正如它們在人的行為和活動中所表現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規定的。」我們要十分注意，伽達默爾對「Sensus Communis」的援引是以義大利著名人文主義者維柯為切入點的，而「Sensus Communis」恰恰活躍在西方源遠流長的人文主義修辭學傳統之中。為了批判笛卡爾的理智主義方法論，維柯啟用了一種「古今之爭」的視角來回溯到以「Sensus Communis」為基礎的修辭學真理觀。可見，正是在維柯身上，伽達默爾找到了抵制現代科學方法論霸權的先驅者和同路人。「如果想理解人文科學的認識論和科學命運——直到它以浪漫主義精神科學的形態出現的方法論構造，那麼『修辭學』的背景就具有獨特的討論意義。」

正如前面所說，「Sensus Communis」 所表達的是一些人生在世的常識真理，簡單、基礎、直截了當。然而問題是，常識是可錯的、相對的，它並沒有數學那樣的普遍必然性和精確性。維柯辯護說：「正如知識源於真理，錯誤出自謬誤，常識就誕生於真似之物。這是因為，真似之物可以說介於真理與謬誤之間，因而真似之物幾乎大部分都是真的，很少是謬誤。」顯然，從認識論上說，「Sensus Communis」所具有的真理就具有或然性或概率性，它是「真似之物」。但是，這絕不意味著這個具有似真性的「Sensus Communis」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毫無用處或用處太少，相反，它對我們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

「Sensus Communis」被應用於日常生活，需要藉助修辭學的說服論證技藝。一般來說，修辭學被認為是一門關於如何把話說得漂亮、說得絕妙的藝術。為此，柏拉圖曾在《高爾吉亞篇》中把它貶低為一種「奉承術」。可是到了《斐德羅篇》，柏拉圖又不得不承認修辭學是一項重要的事業，它對人的靈魂能產生重大影響，並且區分了真正的修辭學和虛假的修辭學。他說：「真正的修辭學家是勸導的大師。」亞里士多德強調修辭學關心的對象是人人都能有所認識的事情，但又不局限於任何具體的科學或事物之中，因而具有廣泛的普適性。他把修辭學定義為在每一事例或論題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還把推理論證稱為修辭演繹，例證稱為修辭歸納法。這樣一來，伽達默爾就指出修辭學含有一種積極的雙關意義：說得漂亮與說出真理。綜合起來看，修辭學是一門以簡單易懂的常識為基礎，通過漂亮的話語來進行勸導或說服他人的或然性論證藝術。

在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領域中，或然性真理或似真性真理才是事情的本相。一個常勝將軍不是絕對必然地贏得每一次戰爭，上一屆的奧運冠軍在此次比賽中也可能馬失前蹄。我們在文學藝術作品的鑒賞當中主要不是去體會什麼幾何學的鐵定演繹真理，在宗教的經驗里也主要不是去發現數學般的精確知識。應該說，一切歷史中的人與事件都具有或然性。因此，伽達默爾說：「修辭學自古以來就是真理要求的唯一辯護者，它相對於科學的證明和確定性要求捍衛了似真性（Wahrscheinliche）、明顯性（Verisimile）以及對共同理性的闡明。」

一個醫術精湛的醫生並不能必然地說服病人做手術，一個汽車發動機專家也不能必然地說服消費者購買汽車，而唯有懂得修辭學技藝的人能把各種高深專門知識轉化成簡單的道理來進行綜合的勸導，從而促成事情的達成。丸山高司說：「本來修辭學就是在古希臘的社會實踐生活中發展起來的。修辭學的活動空間是市場、法庭、議會等地方。修辭學落腳在『實踐的立場』上。」小到市場上的討價還價，大到法庭與議會中的激烈辯論，修辭學的身影無處不在。伽達默爾強調，修辭學並非只是講話形式的理論和一種說服他人的技藝，它是一種由人的自然能力發展而成的機能，換言之，人人天生就是一個修辭學家，他通過言談來與他人達成一致意見或促成某項行動。「修辭學的普遍存在是不受限制的。正是通過修辭學，科學才成為生活的一種社會因素??一切能夠成為實用的科學都有賴於修辭學。」

正是通過「Sensus Communis」與修辭學的密切關聯，伽達默爾維護了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中或然性真理的權利。洪漢鼎先生指出：「共通感使我們認識到另一種知識和另一種真理，使我們不再把科學的知識和理性的真理認作唯一的知識和真理。」顯然，這並不意味著人文科學比自然科學更少真理性，或者層次更低，恰恰相反，這隻能說明自然科學真理的局限性。正是在此意義上，伽達默爾強調：「理性的證明和教導不能完全窮盡知識的範圍。」讓我們回到知識分類大師亞里士多德的基本判斷：一切知識都是美妙可敬的，有的憑藉其精確的標準，有的則憑藉其題材所關涉的高貴。可見，人文科學知識是憑藉其題材的高尚而美妙可敬的。

可以毫無疑問地說，伽達默爾不僅是一位解釋學大師，同時也是一位倫理學家。如果說「Sensus Communis」代表了一種正常人的正確判斷能力，那麼這種能力除了可以運用於認識論領域來決斷真理與謬誤外，也可以運用於倫理學-政治學等實踐哲學的領域來判定善良與罪惡，甚至在辨別美醜的審美領域也不例外。在古代亞里士多德那裡，倫理學與政治學被統稱為實踐哲學，它們都以「善」來作為共同的追求目標。伽達默爾明確說：「共通感就是公民道德存在的一個要素。」其實，他對「Sensus Communis」的重新啟用是在一種亞里士多德的實踐哲學眼光透視下來展開的，而他對維柯、羅馬斯多葛派、沙夫茨伯利、哈奇森、里德和柏格森等人「Sensus Communis」思想的引證，都包含著一種促進社會生活朝合理化方向發展的倫理思考與批判力量。

伽達默爾說：「在維柯看來，共通感則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種對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感覺，而且更多的還是一種通過生活方式的共同性而獲得、並為這種共同性生活的規章制度和目的所限定的感覺。」顯然，「Sensus Communis」關注公共福利和公共生活的合理性，它通過與他人達成基本共識來構建一種和諧有序的共同體生活。為此，伽達默爾強調了謙遜、適度、節制、實踐智慧、友愛、團結等美德對於「Sensus Communis」的重要意義。正是在此意義上，沙夫茨伯利談到了社會交往中朋友之間的幽默和機智，對人性、友善、共同體的愛，一種以同情（sympathy）為基礎的道德學說，柏格森則直接稱「Sensus Communis」為一種社會感。因此，我們可以對一個缺乏「Sensus Communis」的人提出批判乃至懲戒的要求。

托馬斯·里德十分中肯地論述道：「這道內部之光或感官被上天以不同程度賦予不同的人，它只要達到一定程度，我們就能服從法律和政府，就能處理自己的事務，並為我們對他人的行為負責，這種程度的感官就被稱為共同感官，因為它為所有我們能與之打交道、或要求他們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人所共有。」簡言之，「Sensus Communis」能夠造就守法的公民和負責自主的個人。維柯就曾經告誡：青少年的教育應該優先發展常識，以免日後行為怪異乖張難以合群。伽達默爾也說：「現在對教育來說重要的東西仍是某種別的東西，即造就共通感，這種共通感不是靠真實的東西，而是由或然的東西里培育起來的。」無疑，人們的「Sensus Communis」並不是先天的自然本能，而是後天歷史教化培育出來的。

有一個重要特徵我們一定要注意：伽達默爾強調「Sensus Communis」對倫理的關切不是從一種抽象的思辨道德哲學入手的，而是以具體的活生生的倫理習俗為根據地的。這表明，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倫理學既不靠近康德定言命令式的道德哲學，也不靠近英國的功利主義，而是以亞里士多德的德性倫理學為楷模的。因為在伽達默爾看來，康德的道德哲學是抽象懸空的形式命令，一點都不接地氣。例如，「不能撒謊」並不是什麼普世命令，因為對強盜或者侵略者撒謊會被認為是機智的符合道德的行為。又如康德關於「不能自殺」的論證，但其實在戰爭條件下，有人選擇捨生取義，則可被尊奉為高尚的。同樣，功利主義也是極有問題的，它以利己主義為出發點，鼓吹赤裸裸的私利才是一切道德的合法立足點，它主張一切共同體都是虛幻的，唯有個人才真實不妄。這兩者的主張都與伽達默爾在「Sensus Communis」中所表達的倫理思慮極為不同。

我所說的事實是指一種最內在地理解的、最深層地共有的、由我們所有人分享的信念、價值、習俗，是構成我們生活體系的一切概念細節之總和。這種事實性的全體的希臘文是眾所周知的『倫理』概念，是一種通過練習和習慣而獲得的存在。??倫理並不是生來就有的。人們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在社會和國家等共同生活中信奉共同的信念和決定，這並不是隨大流或人云亦云，恰好相反，正是它構成了人的自我存在和自我理解的尊嚴。

在希臘文中，「倫理」（ethics）這個詞是從「習俗」（ethos）這個詞演變而來的。亞里士多德明確地說道德德性是通過習慣養成的，它既不是出於自然也不是反乎自然的。由倫理風俗而養成的道德習慣實際上就是人的第二天性。葛蘭西就曾強調，常識應是融貫的、一致的，要克服獸性和原始的激情而成為健全的見識。伽達默爾之所以要回返到倫理習俗或風俗習慣，是因為倫理風俗實際上就是縈繞在人周圍的「生活世界」，它直觀、具體和有活力，充滿著活生生的人物個性、音容笑貌、社會歷史與感性內容，但並不因此而喪失或減少協調人與人之間行動的規範意義，而是賦予人的存在以一種尊嚴感與合理性。面對複雜的周遭環境，伽達默爾主張倫理學要教導一種實踐智慧（phronesis），即不僅要知道什麼是應當做的和不應當做的，而且要知道什麼是合適做與不合適做。顯然，這就需要豐富的經驗積澱、厚重的人生閱歷和對具體情況的掌握。所有這些，正是「Sensus Communis」的倫理要義所在。

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類在本性上是一種政治的動物！這對於理解伽達默爾的「Sensus Communis」乃是一個指導性的宣言。在古代希臘，政治（politics）與國家或城邦（polis）不僅在詞源學上相關，而且政治本身就指涉全體公民，並且以國家的整體利益為要旨和歸宿。同樣，「Sensus Communis」絕不是龜縮在自我小天地里以自我利益為中心，而是以政治共同體為活動舞台的。維柯在《新科學》中正確地定義道：「共同意識（或常識）是一整個階級、一整個人民集體、一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斷。」可見，「Sensus Communis」反映的是一個階級、公民集體、民族國家乃至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判斷。

蘇利文把伽達默爾20世紀20—40年代以柏拉圖研究為核心的早期思想歸結為一種「政治解釋學」，這是十分有見地的，這表明了青年伽達默爾切入哲學時的一種政治哲學動機。他認為，如果人們依據一種政治思想的古典模型（the classical model of political thinking）來抓住伽達默爾的早期著作，那麼這些著作就會獲得一種內在的連貫性。不過蘇利文同時也強調，伽達默爾對政治哲學的關注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並不存在什麼斷裂。

儘管伽達默爾對政治的關注始終帶著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古典眼光，但是他並沒有採用古希臘時代那種狹隘的城邦主義和等級主義區分（奴隸甚至僅僅被視為會說話的工具），而是在羅馬斯多葛派「世界公民」構想和康德「永久和平論」的洗禮下，走向一種強調友愛、團結、正義和平等的世界主義政治哲學。

如前所述，「Sensus Communis」捍衛了常人或普通人的健全理智、健康判斷，這在政治領域中亦然。然而，在一個勞動分工如此細密化的社會裡，很難再產生亞里士多德那樣的「百科全書式學者」了。普通人僅僅在某個或幾個領域裡有深入的研究與認識，成為專家，而一旦跨出這些領地，他就可能降格為一個「無知者」。一個科學與技術的時代是專家的時代，國家政治由此也變成了專家治國，結果普通人的意見就不幸地變成了一些可有可無的雜音，這給政治的不平等與強人專權留下了借口。伽達默爾堅決反對專家治國論，儘管他曾為權威恢復聲譽，但是這絕不意味著要讓權威或專家主宰或替代我們自己的健康判斷。在《專家的界限》一文中，伽達默爾一開始就強調哲學並不是一門吹毛求疵或鑽牛角尖的專門技藝。「在社會與政治生活中，專家對於實際決定的作出者而言是下屬的。」無疑，對於平常人而言，專家可以是被聆聽的對象，但是絕不是最終決策的權威。事實上，「Sensus Communis」維護每一個人在政治上乃至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有平等的參與權、發言權和決策權，而不是讓專家來包辦。

以對話、商談、民主而不是暴力強迫的方式來解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大小事務，這是伽達默爾解釋學「常識政治觀」的鮮明特徵。我們知道，伽達默爾受柏拉圖對話思想的影響，畢生都在強調對話的重要意義，從這個角度而言，他的政治學也可以稱為對話政治學、商談政治學或修辭學的政治學。這與亞里士多德「人是logos的動物」的著名論斷有關，它包含雙重深意：人既是理性的動物，也是言談的動物。亞里士多德曾明確地界定：「修辭術就像是辯證法和倫理學說的分支，後者可以被恰如其分地稱作政治學。所以，修辭學也可以納入政治學的框架。」修辭學具有影響人靈魂的偉大勸導力量。正確地說，修辭學是一門關涉倫理與政治的言談技藝。「用說服取代強制與暴力作為協調群體行為的主要手段則是人類文明、人類社會和人類社群形成和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

顯然，能以言說來作為個人與共同體的行動嚮導，需要一個寬鬆自由的民主政治來作為修辭學論辯的土壤。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民主政治，「Sensus Communis」之花就會枯萎凋零。伽達默爾的常識政治觀與民主政體的追求是合拍的。沃恩克（Warnke）正確地指出，伽達默爾的解釋學導向的是一個更多民主、更少極權的方向。伽達默爾曾批評18世紀德國的學院派形而上學和大眾哲學，雖然十分注重向啟蒙發達的主流國家英國和法國學習和模仿，但是在政治思想上卻畏首畏尾。「人們雖然採納了共通感概念，然而由於丟掉了它的一切政治內容，這一概念失去了它本來的批判意義。」這隻要讀一讀康德《判斷力批判》對「Sensus Communis」的審美化改造就可以明了。受柏格森影響，葛蘭西早就對常識與政治、宗教之間的緊密關係具有洞察。因為群眾的政治運動建基於大眾的情感, 群眾運動的領導人需要大眾的同意或認可。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從不超越常識」。但是，葛蘭西同樣辯證地意識到，大眾的直覺情感是需要領導權教化的。

美國獨立前期，托馬斯·潘恩在常識的旗幟之下對英國政體提出嚴厲的批判，為美國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搖旗吶喊。他強調設立政府的初衷與目的是為了保障人們的安全，以最小的成本帶來最大的利益。常識哲學導向民主政治。正是在此意義上，漢娜·阿倫特辯護說常識是民主的命脈。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伽達默爾深悟民主政治對於德國來說彌足珍貴，政治的合法性仍然在於廣大普通公民的一致同意，這應是一種常識，一種解釋學的常識政治觀，這使得他與其師海德格爾的浪漫主義政治哲學拉開了距離。

伽達默爾對德國古典唯心論在「Sensus Communis」論域中所表現出來的政治軟弱立場是不滿的。康德曾斥責「Sensus Communis」說：「認真看起來，向良知求救就是請求群盲來判斷，群盲的捧場是哲學家為之臉紅，而走江湖的假藥騙子卻感到光榮而自以為了不起的事情??在形而上學裡，良知（常當做反義詞使用）是決不能去做判斷的。」顯然，向常識求救就是請普羅大眾來做公斷，然而普羅大眾在康德看來無異於群盲，他們對高深的形而上學思辨所知寥寥卻要冒充權威來評判。換言之，常識就是知識的冒牌貨，它想以次充好、魚目混珠。康德把那些到處鼓吹常識哲學的人諷刺為走江湖的假藥騙子。黑格爾也批評常識以情感為根據，踐踏了人性的根基。

有意思的是，博爾特把這種哲學與常識的論爭追溯到了柏拉圖《泰阿泰德篇》中泰勒斯仰望星空失足落井而遭到女奴嘲笑的故事。在柏拉圖看來，哲學家應該像泰勒斯那樣超越常識。「污穢的平民百姓的日常世界、粗野的女僕是不值得嚴肅研究的。」當然，博爾特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像巴曼尼德、柏拉圖、笛卡爾、康德等人那樣貶低常識，而是要重新發現亞里士多德、托馬斯·里德、摩爾等人的重要價值，為常識的元哲學意義辯護。

德國古典唯心論與西方傳統哲學對常識哲學的批判是嚴厲的，也擊中要害，伽達默爾對此十分清楚。在20世紀的新視野中，為了限制抽象的數學理性主義方法論對精神科學或人文主義傳統的過分僭越，伽達默爾重點援引了德國虔信派厄廷格爾（Oetinger）這位不起眼的牧師，而不是康德與黑格爾。顯然，厄廷格爾在德國古典唯心論普遍貶低「Sensus Communis」的主流聲調中，捍衛了一種極具解釋學應用意義上的生命形而上學意蘊。常識看似簡單，但並不與哲學或形而上學相對立。到了20世紀80年代，德國的洛伯科維奇在常識與休謨懷疑主義的比較中，繼續捍衛了常識作為哲學的立場。

如何能讓聽眾理解上帝的話語《聖經》？這對於教會人士來說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厄廷格爾十分清楚，理性的論證或數學的演繹既不能幫助理解《聖經》，也不能增進信眾的信仰。歐洲啟蒙運動的歷程證實了這點。為此，他倡導一種基於「Sensus Communis」的生成法（generative Methode），即一種像種植秧苗那樣培植性地理解《聖經》的方法。生命的基本特點就在於發育、生長、發展和進化，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如果牧師在解經時能在聽眾的心田裡種下能夠生根發芽的信仰種子，那麼精神就能像一個生命體那樣發展壯大。所以伽達默爾也意識到，生命才是共通感的真正基礎，因為死的東西是沒有「Sensus Communis」的。反過來，共通感能使生命活躍起來，充滿人文的意義，而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的意義。所以，厄廷格爾就把「Sensus Communis」翻譯成「Herz」，即心地、良心或良知。

生命還有一種神聖般的奧秘性，它簡單而統一。例如珊瑚蟲與海星，被切割之後仍能再生成新的生命體。在所有這些生命體中，厄廷格爾看到了上帝的榮光與恩惠。「生命循環的中心在於心靈，心靈通過共通感認識無限。」伽達默爾著重引用了厄廷格爾這句話。生命是上帝最精美的禮物。在生命中認識作為無限的上帝，這在一定意義上給神學形而上學留出了地盤，也給精神的成長預留了廣闊的空間。「與用實驗和計算強行地分割自然不同，厄廷格爾把從簡單到複雜的自然進展看作為神聖創造的普遍生長規律，因而也是人類精神的普遍生長規律。」可以看出，伽達默爾強調精神的發展過程與生命的生長曆程正相類似。

但伽達默爾不是想重申厄廷格爾的神學辯護，而是有著更為寬廣的人文主義關懷。與近代哲學那種過分放大的自我相比較，伽達默爾在解釋學中更為強調生命的有限性與有死性。受海德格爾時間觀的影響，伽達默爾說：「真正的經驗就是這樣一種使人類認識到自身有限性的經驗。在經驗中，人類的籌劃理性的能力和自我認識找到了它們的界限??有限存在的一切期望和計謀都是有限的和有限制的。」儘管伽達默爾向來都強調理性的重要性，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人類的理性能力是漫無邊際的，人的自我認識也總有遮蔽與短視的時候。人類憑著自身理性的力量而把上帝趕下聖壇，並且自以為自己就是未來的主人翁，一切盡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這其實都是過分自大的表現。

無疑，20世紀生命哲學浪潮對伽達默爾的解釋學產生了影響。可以說，伽達默爾對「Sensus Communis」的討論，最後導向的是一種基於有限性的生命哲學或生命形而上學。但是伽達默爾「Sensus Communis」思想所透露出來的生命哲學，既與尼采式強力意志噴涌的生命哲學不同，也與海德格爾那戰戰兢兢的個體生命哲學不同，而是一種浸潤著中道、健康、節制、友愛、謙遜、團結等精神的生命哲學，富含辯證法的特質。

伽達默爾常常這樣解釋古希臘的名言「認識你自己」，對於我們來說其實就意味著：「『要知道你不是神，而是人。』真正的自我認識，並不是認識的完全的自我透明性（die vollendete Durchsichtigkeit des Wissens），而是洞見到我們不能不承認橫在有限之軀面前的界限。」也就是說，每一個個體都有他自身的局限性，他不是全知、全能的神。正因為如此，所以每個人都要受到教化。生命的根本特點就是它的有死性或有限性。但是有限性不只是消極的東西，它也有積極的意義：正是我們的有限性、我們存在的特殊性，才迫使我們走向追問真理之途，並且開闢與真理的無限對話。也正是如此，與他人、權威、傳統的對話才成為必要，人類需要在一個共同體中生活。他人不僅有可能比我們理解得更好、做得更好，而且他人還可能與我相友愛、團結和幫助，從而構建成一個良善美好的社會。在這種意義上，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也可以稱為一種以健康常識和共通感為特徵的生命解釋學。

綜上所述，拉丁文「Sensus Communis」既可以被理解為人人皆知、人人皆有的常識（有常識即理智健全），也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能貫通五種感官並作判斷的能力，即共通感或良知。伽達默爾在20世紀重新啟用它，就是要在西方近代科學主義方法論對精神科學或人文科學的合法性構成重大挑戰的背景中，重新讓解釋學銜接上西方深厚的人文主義傳統，從而為精神科學的真理找到豐富的源頭活水。人文科學或人文主義的真理紮根在廣闊的人類歷史和社會生活當中，我們處處都可以看到它的真理性在閃光。從家庭、學校到市場、議會、法庭，常識和共通感幾乎滲透在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捍衛著真理的似真性或偶然性、歷史性、說服性、實踐性與向善性。

不僅如此，「Sensus Communis」還為伽達默爾打開了以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為核心的古代實踐哲學大門，從而奠定了解釋學的平民化走向與世界和平主義呼聲。德國傳統的思想太過強調天才、英雄乃至強人、超人，這就給極權主義的出現提供了某種便利。伽達默爾歷經兩次世界大戰，他把常識或共通感引入解釋學，實際上包含著對世界歷史現實的深刻反思。這就是要給德國的倫理與政治思想注入一股清新溫和的民主清泉，以沖淡以往過分狂熱的政治濁流。伽達默爾對「Sensus Communis」的重新闡發，使他的解釋學帶上一種有節制的生命哲學色彩。生命乃是「Sensus Communis」的前提條件，精神具有一個誕生、發展和死亡的過程。在此意義上，伽達默爾的解釋學也可以被視為一種強調人類有限性的生命形而上學。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黑格爾與現代解釋學關係研究」（15XZX012）的階段性成果〕

為適應微信排版，已刪除注釋，請見諒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