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會有記錄者
翻開星岩書院燦爛的歷史畫卷，豐富的文化底蘊和多彩的文化傳承撲面而來。
在書院領域，古往今來，星岩書院在這方面還是可圈可點的。以清代為例，除了張曾敭（重修星岩書院）、陶邵學（長管星岩書院）、朱一新（兼理星岩書院）外，還有李光廷、張午橋等主持人。
李光廷(1812-1880)，字著道，號恢垣、宛湄，番禺化龍山門村人。清咸豐元年(1851)中舉人，次年中進士，任吏部封驗司主事，曾主講禺山書院。同治二年（1863）之後嗣執教星岩書院。他撰有《廣元遺山年譜》《漢西域圖考》，還題星岩書院聯：「七石碧巉巉，終古星芒垂北戶；一輪光皎皎，此間月色滿西江」。
據說，李光廷任星岩書院山長，在強學堂，共設有三張案台，一案記錄員用，一席主持人用，還設一桌給質疑者用。主講人與質疑者兩桌的閑置，叫「虛位以侍」。等待質疑者跟主講人在其間提問，或展開討論用。
為什麼有辯論？主講人講自己的學問，然後是不同學派之間的辯論。學生「質疑者」隨時問主講人，目的就是專門找碴，用跟你相反的道理和你辯論，以追求真理。問題千奇百怪，主講人隨時作答，倉促間既不能查考文獻、也無暇思考。
例如，明代廣東進士湛若水，「以興學養賢為已任」，獨自捐資或帶頭捐資修建書院40多所，他在廣東辦書院時，門下有102歲的、90多歲的、80多歲的，都來聽課。他非常喜歡辯論，辯到人家都怕了的地步。他90多歲了還到處和別人辯論，因為已養成了習慣。
據述，星岩書院山長張午橋，字丙炎，揚州人，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銜，曾任肇慶府知府，親自主持和支持辦書院，還在星岩書院題寫一聯：
兀兀（昏沉）醉翁情，欲借斗杓共酌酒;
田田（洪亮）詞客句，閑傾荷露試烹茶。
當時肇慶官方浚師(1830—1889)，與張午橋交往較深，不僅為星岩書院學生上課，還為張寫了「祝尊慈李太夫人八十開六壽」的長聯：
帝眷卅二載耆臣，宣勞冬部，久羨盛名垂，況愛士歐陽，澤流皖水，焚香清獻，譽遍巴江，報國效馳驅，最堪欽醇謹老成，寵賁絲綸邀定論；
我是十三齡弟子，記領春風，頗慚虛坐了，念飄零王粲，兵燹無家，牢落杜陵，文章憎命，撫棺余涕淚，只嬴得感恩懷舊，願傳衣缽到來生。
當然，明清時代，星岩書院分為考課和講會兩類。考課，就是考知識課，生徒考課的試卷叫做課藝。我們在當年的試卷可以看到，星岩書院與端溪書院的試題，絕大部分以八股文課士，嗣後，時勢更易，提倡經、史、理、文之研究，兼辟習格致之學，即當時所謂雜學。
肇慶有些書院雖然時間短暫，如慶雲書院、景星書院、鐸陽書院、縈梧書院，卻名噪一時，影響頗廣。
星岩書院，講會制定有會約，即規矩，包括講會的通知、事項、簽到、繳費，這些規定列出來非常細，例如一般是每個月聚一至二次，朔望集中，每個月初三或初七聚會，每個聚會半天或一天。另外，講會開始之前總會有來賓先到，到了以後幹嘛呢？當然是先喝喝茶，等待正式的講會。
據說，書院講會通常是早上七點鐘到十一點，提供茶水，甚至供飯。午餐四人一桌，菜兩葷兩素。若講會延續到晚上，那就葷素六色、酒數行。山長、地方官或比較尊貴的客人則「倍之」，更豐盛些。資金來源是統籌的，也相當於aa制。
而講會的講授內容都是理學，聽眾既有縉紳，又有百姓，目的是為了恢復封建倫理綱常。比喻在明朝，當時正值內外交困，肇慶一些書院認為時下最緊要的是向世人講明理學，灌輸忠孝節義倫理道德，例如唐宋朝那樣，培養出唐張柬之、李紳、宋劉摯、鄒浩、胡寅、胡錠、雷正、張世傑忠節之輩，以挽救大明王朝的頹勢。明嘉靖二年（1523），肇慶知府曾直，還修建了八賢祠，祭祀這八人，後來有了八賢里的地名。
提到講會，必然要說端溪書院山長梁鼎芬，稱梁文忠公，進士出身，1887年11月調任肇慶後，定章程55條，親自培養出「端溪十子」得意門生。當時梁鼎芬生活的年代，剛好是中國風雨飄搖、飽受列強凌辱的清末。他對端溪書院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同時，也對灌輸忠孝節義的期許，我們從他為忠節八賢祠撰寫的楹聯即可看到他的期望：
流落豈雲悲，獨憐迢遞修門，無路再陳萬言疏；
精誠儻來格，應念徘徊壤屋，有人重賦八哀詩。
翌年底，梁鼎芬聘為廣雅書院首任院長，率「端溪十子」進廣州，楊壽昌是 「十子中之卓犖者也」。梁鼎芬有一次無意間看到了楊壽昌的日記，「大驚嘆，謂其學行為諸生中第一」。
千年竟在彈指一揮間，關於曾經的那些是是非非早已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然而，歷史總歸會有記錄者。或許一篇篇有關先人的文章表述，亦或是一段段口口相傳的故事，後人都在用這個時代慣有的方式銘記著……
（謝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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