絢爛的學院風景，終歸於史冊中素淡的白紙黑字
星岩書院山長陶邵學自嘆：孤單的雲片從山中飄浮而出，滿天的落日餘輝令人嘆惜。已死的人獲得再生，只有我還有誰呢？我們看看這一切事物，已經今非昔比。那些擅於在溫室里雕琢的、新倡導的學子得到了重視，而市井裡已無位卑的豪傑之士，連老友也稀少了。近年以來，世俗的情態令人驚嘆絕倒，難道只是我平素的志趣、情誼、業績與之違背了？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戰爭中慘敗，舉國震驚，痛定思痛後認為科技教育是落後的主要原因，於是變法維新開始。
順天府尹胡燏棻《變法自強疏》指出，中國雖有書院、義塾，但在八股、試帖、經義之外，「一無講求」，西方國家，人材輩出，全在於廣設學堂，請裁改書院，開設學堂，學習自然科學。
1898年6月17日，康有為奏《請廢八股試帖楷法改試策論折》，在該年7月3日再上《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請求光緒皇帝將書院改制、科舉停廢。
1901年，詔令首先各省書院改為大學堂，數年以後，各府廳直隸州書院改為中學堂，加以推廣，再將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但是進程十分緩慢，效果也很不理想。
1905年，清廷作出促進書院改制的進程，至此，新式教育橫掃中國傳統官式教育和私家教育，書院變得蕩然無存，也成為歷史名詞。書院與科舉幾乎共生共滅，形成了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們回顧，明清時代，肇慶有太學、府學（州學）、縣學等官學體制，也有民間書院、社學、義學與私塾。明代肇慶共有書院24所，清康熙五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666—1908年），復辦和新辦書院73所。
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肇慶星岩書院與惠州豐湖書院、廣州學海堂書院、順德容山書院齊名，號稱「廣東四大書院」。
社學、義學、文社是社區辦學或義務學校，遠及元代。明朝社學記載的有15所，清朝記載的有義學19所、社學67所，文社10所、鄉塾和義塾21所。
光緒三十年（1904）成立高要縣學務公所，光緒三十二年改為勸學所。宣統三年（1911），肇慶各縣把部分書院、義學和私塾先後改成或重新興辦小學堂共111所。新學堂成了書院延續了一千餘年的最終歸屬。
據《肇慶市志》記載，從隋唐開科取士到清末廢除止，肇慶共有進士193人（其中狀元1人），舉人1390人，貢生4095人。其中明代有進士56人、舉人445人、貢生1784人，清代人數分別為71人、887人和2170人。可見從明清時期已具有相當的規模。
書院與科舉被廢止，是傳統農業文明逐漸走向現代工業文明的時代。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許多歷史上曾經起過重要作用的傳統事物都逃脫不了被淘汰的命運，例如，槍炮取代冷兵器、汽船取代帆船、大學堂取代國子監等等。
當然，1923年，毛澤東在《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一文中認為，書院的優點，沒有教授的管理，但為精神往來，自由研究，課程簡而研討周，可以優遊暇豫，玩索有得。他兼采書院與學校之長，創立湖南自修大學，其教學和研究方法，對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一定的示範意義。
從歷史文化長河，捲起書院的浪花，掀起宋初的潮頭，在明清兩朝大起大落，何其壯麗。延續了約千年的書院大門，就此哄然關閉，絢爛的學院風景，終歸於史冊中素淡的白紙黑字。
今天的我們，縱然是百轉千回地懷念和感慨，也無法扶醉歸去，無法重溫宋牆明瓦的星岩書院文化風景了。
然而，包拯形象如清風一樣的文化，一直穿越在時光的寶月荷花，也帶給人們清心直道的正能量。置身星岩書院，清廉之風，彷彿仍在身邊，無不鼓舞世人。
對於每個人來說，文化就是我們的根，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文化就是他的凝聚力，只要我們注重文化教育，不斷培養對國家有用的人才，我們的國家會更加繁榮昌盛。
【星岩書院陳列大綱文稿擱筆】
（謝健江）
七言律詩·孤雲
（清星岩書院山長·陶邵學）
一片孤雲出岫微，空中藹藹惜餘輝。九原可作吾誰與，萬事相看昨已非。
家擅雕龍新學貴，市無屠狗故人稀。年來世態堪驚絕，豈獨平生嘆志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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