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

最新 03-12

戳我快戳我呀

在多年以前，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一定都聽年長的人說過這樣那樣的民間故事。可能是睡前母親讀過的灰姑娘的故事，也或許是夏夜乘涼時祖母講給你的牛郎織女的故事，和鄰家姐姐玩耍的時候她大概也跟你說過狐狸精的故事。

這種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浩瀚無邊千變萬化的敘述，被安吉拉·卡特稱之為『精怪故事』。它們經過口口相傳和反覆創作，為我們展現出一種歷久彌新的魅力。

精怪故事顯然是由普通而勤勞的人民創造出來的。在教育仍然專屬於精英階層的時代，想像力插上翅膀飛出皇宮紮根於民間，並從中汲取能量和經驗，成為窮人們的『文學』和他們忠實的發聲者。

由於精怪故事的非官方性，它們只能口頭傳播開去，而通過這樣一種開放的、公眾敘事的活動，精怪故事又增添了獨特的再造性。與高度個體化的藝術作品不同，精怪故事的形成是一個共同編輯的過程，每一個講述者都可以發揮TA的特長並且根據聽眾和場合的需要為故事添磚加瓦，有時候也許還會過渡到另一個故事，那是因為敘述者自己都弄糊塗了。

正是因為這種即興且匿名的傳述方式，我們無從知曉故事最初的作者姓甚名誰，經歷敘述者的更迭後，所謂的『故事原版』已經消隱在時間中，一個故事再造演變出許多變體，儘管在細節上它們有這樣那樣的不同，但那些舉足輕重的『文化基因』卻越過了高山大海，保留了下來。

安吉拉·卡特在書的前言里寫：

各種故事將種子播撒在世界各地，但這不是因為我們全都擁有相同的想像力和經歷，而是因為故事便於攜帶，人們離開家鄉時把它們裝在隱形的行李箱里。

西非的《保守秘密》與莫爾多瓦族的《巫師與巫婆》同樣以夫妻之間的巫術對決作為主題；英格蘭的《狐先生》和美國山區的《老福斯特》更是在情節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女主角偷看的行為，妙齡女子被砍下的手，以及相似的對話與結局，這種重合當然不是隔著大洋的兩岸人們在想像上的共鳴，而是『16、17世紀英格蘭殖民者把隱形的故事和歌曲裝到船上，運過了大西洋』。

書中克什米爾一則故事裡出現的美女蛇形象也讓中國讀者感到熟悉。下半身為蛇形的美麗女子在中國最先恐怕要追溯到女媧，最廣為人知的則是魯迅《阿長與〈山海經〉》中提到的美女蛇，而最深入人心的又是動畫片《葫蘆兄弟》中的蛇妖了，在西方，半人半蛇形態的女子也很常見，法國中世紀的仙子Mélusine，詩人濟慈筆下的拉彌亞都以這種形態為人所知。

這本《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里，有許多故事你會感到似曾相識：既不走路又不騎馬，既不赤身也不穿衣進入王宮的小女孩；被繼母和姐姐虐待最後憑藉一隻鞋子嫁給王子的姑娘；被人捉弄穿著並不存在的服裝的男子；追問月亮誰是世上最美女人的皇后；穿過森林去給外婆送食物的小紅帽；為十二位變成野鴨的哥哥織衣裳的公主；貪心不足最後被仙子收回一切的老婦人……

共同的素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醞釀成各個變體，安吉拉·卡特告訴我們：『精怪故事就是一個國王去向另一個國王借一杯糖。』

與男性視角的故事側重忠誠、道義不同，更為原始的精怪故事大都由傳統的女性形象講述。這或許是因為在更遙遠的時代，女性更多擔負起在家庭里操持家務和教育孩子的職責，她們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囿於鍋碗瓢盆，這使得『女性渴望得到社會性的需求，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時又不受男性基礎結構的監護』。

儘管許多粗鄙的民間故事後來被反覆打磨成精美的童話進入中產階級的搖籃，文字女巫安吉拉·卡特仍舊在採集時試圖去掉它們身上的匠氣，將它們『從色彩柔和的育兒室中抽離，投入到女性慾望的迷宮』。

英國作家、歷史學家和神話收集者瑪莉娜·華納評價說：

她（安吉拉·卡特）顛倒了一些勸誡性質的民間故事，搖出它們曾經表達的對女性的恐懼和厭惡，從中創造出一套新的價值，頌揚堅強、坦率、熱情、性別特徵顯著、永遠都不屈服的女性。

《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開篇，是以楔子形式獨立成章的一則因紐特人的故事——《瑟莫蘇阿克》，主角是一位比男人還男人，比女人更女人的，具有絕對控制力的女神。這則故事奠定了整個精怪故事集對女性的偏護之情。

在這些故事裡，女性是絕對的主人公。我們會看到那些頗具性別特質的屬性出現在主角身上，美麗，智慧，大方，勇敢，能幹，隱忍，這些特質賦予女人們鮮活的生命，不論她是沒落的公主還是平民的女兒。

在墨西哥的《綠鳥》和挪威的《太陽東邊，月亮西邊》里，都出現了一個孤身尋找並解救王子的少女形象，女孩子們通過聰明和勇敢贏得了心上人的尊重和愛情。男子們形象單薄，也極少展現英勇的一面，甚至需要女性的幫助。這種與常規認知中相反的性別行為，在精怪故事裡司空見慣。

而另一種情況，『如果說婚禮是諸多童話故事的最終目的地，那麼婚姻本身和婚姻生活則被普遍描繪成一個笑話。』別忘了女性所要求的是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時不再受男性的監護，因此大部分情況下『男人對於故事來說完全不重要，只是扮演了傻瓜的角色而已』，英格蘭的《一壺腦子》里，機智的妻子為丈夫解決了難題，最後以婚姻作結，用自己智慧彌補了丈夫的愚鈍，實現一個家庭內部的平衡；在挪威故事《丈夫看家》中，丈夫將奶牛趕到房頂吃草，將繩子從煙囪栓下來，當他妻子回來時看到奶牛壓垮了房頂掉下來，丈夫卡在煙囪里；美國一些地區的故事更是明目張胆地諷刺丈夫被戴了綠帽子，《毛堡包》里的女人甚至打算用『強暴』丈夫來進行報復。

對男女形象的著墨程度，對性別刻板印象的顛覆，對婚姻的解構，都體現出安吉拉·卡特在性別意識上的主動選擇。繞不開的『性』話題，也一路從民間的精怪故事裡編織進這本合集。有些故事諸如因紐特和亞美尼亞的傳說是直接而赤裸地表達女性的性覺醒，甚至觸碰到禁忌的紅線，另一些故事則通過隱晦的象徵或令人費解的情節影射出『性』在人類潛意識中的作用，如雪地上的鮮血、未遂的性謀殺、母親對女兒的嫉妒、變成獅子的母親等等。這些粗俗下流的『黑暗童話』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女性在『慾望』面前的真實反映。

也許是因為精怪故事反映的內容過於忠實地記錄了弱者（平民）的生活，講述者在講故事時往往會給它披上一層似真似幻的外衣。回想一下兒時聽的故事，它們多半以『很久很久以前……』作為開頭，聽到這樣的語句，年幼的我們就知道它距離我們不會太真實，故事裡變幻的魔法和跳脫的邏輯也適合在非正式的場合娛樂大家。不過當非現實成分多到飛舞在上空的時候，『自願終止懷疑』的策略又會讓大家把目光投回地面，一些講述者也喜歡在吹牛皮之後強調，『這事千真萬確，我還在他們的婚禮上喝過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