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天子門生：晚清末代進士的命運沉浮

進士館的創設及其旨歸

張之洞序《勸學篇》，謂「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中國素有「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之講求，帝制後期以科目取士，士人實際上兼系「政」與「學」兩者之興衰。尤其是歷經多年寒窗、一路過關斬將而最終金榜題名的「天子門生」，既是高級文官的主要來源，又是傳統學術標杆所在，其殊榮與前景舉世稱羨。至於進士群體中又能優選入翰林院者，則更負清望，明清兩代列宰輔、膺疆寄者，多出翰苑。

問題在於，晚清中國值數千年未有之巨變，於政於學，都出現從未面對過的局面與元素。既然為政在人，育人由學，教育改革遂為晚清新政要項，因此而有革廢科舉、擬定學制、興辦學堂、派遣遊學等舉措漸次展開。對於科舉改制，其初步底線可概括為：八股當廢不當留，科舉可改不可罷，經史宜補不宜棄。實際運作中，改制主線為力圖將學校育才功能與科舉掄才功能結合，在內部調整的框架下應變。1901 年改制措施發布，時論盛稱此後「有學校以造就於先，有選舉以拔擢於後，使人才咸出於學堂，而後為士者無無用之學，為官者無不習之事」。然而，制度運作的現實則不盡人意。由八股而策論、由經史而西學的科舉改制，仍然難脫「新酒舊瓶」的困境。而新政展開，事務紛繁，需才孔亟，傳統對科舉取士「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批評，此時尤見其實。

儘管如此，晚清政府無論從籠絡人心，還是穩定時局，抑或重拾權威的角度考量，都不能將進士這一擁有正途最高出身的精英群體棄之不用，但也不可依樣照舊全收。因此，特於1904年在京師大學堂附設進士館，詳定章程，延聘名師，且新科進士免費入館、厚以廩餼，俾其以速成路徑，掌握近代法律、政治、經濟、外交知識，以佐新政。因此，進士館課程的整體設計思路，是在《論語》所謂「果、達、藝」三項從政素質框架內，分別開設相應學科，希望將新科進士既往接受的經史辭章教育革新為西學法政教育。在具體操作上，則力圖將傳統翰林院的「學館」與新建大學堂的「學館」銜接，將傳統的人才「分科」具體化為近代的課程「分科」，並將傳統資政的「經邦濟世」之學與近代西學中「法政經濟」學科相糅合。同時，也希望通過切實管課，整頓嘉道以降翰林院庶常館學業渙散、有名無實的弊病，令新科進士勉力學問，要在「講求實用之學」，兼求速成和切用。

京師大學堂

從選士史的角度而言，進士館之設，乃廢科興學之際人才選拔和培養體制的改革和過渡舉措，乃以學堂速成教育訓練科舉已成之才的具體嘗試。進士館的設立，標誌著天子門生教育的重要轉型——從研習經史辭章的翰林院庶常館系統，過渡到接受法政經濟教育的大學堂進士館系統。從法制史角度而言，以「開官智」為目標的進士速成教育，也拉開了近代中國系統法政教育的帷幕。而後科舉立停，進士館亦因之停辦。進士群體負笈東渡，又成中國選官史及留學史上空前盛舉——中央政府竟將已獲最高功名的文化精英、官員群體的繼續教育委諸日本，冀望鄰邦成為改革強國之津梁。因此，在制度意義上進士館的存續時間雖短，但在中國近代政治史、考試史、留學史及法政史上又有其特殊位置。

從科舉改制，到設立進士館，再到派遣遊學，以及癸卯、甲辰進士晚清的授職升轉，種種制度變革與運作之中，均可得見官僚群體與官僚體制之間微妙的共存與互博。進士群體的出身為舊制所授，其自身亦屬於龐大的官僚體制，故而維繫舊有體制乃其共通的基本立場。然而，每當制度設計與個體利益抵觸之時，官僚個體便會啟動抵制推諉之法，以個體理性謀求自己處境最優及利益最大。無論是科舉考試由經史八股改為政藝策論，還是令新科進士入進士館修業，抑或集體遣派留學，都是朝廷對末代天子門生進行教育提升的實際舉措。但晚清中央政府與官員群體之間，對「開官智」問題仍然不無分歧。清廷所關注者，主要在於政治的穩定、新政的展開、國祚的延續，因此不惜耗費人力物力，多方創造條件以開其官員群體之智。但官員群體搖曳於「學」與「仕」之間，多數所在意者不在自身知識水平及行政能力對整體政局的影響，其個體理性所關心的主要還是仕途前景問題，此亦人情之常。

當然，由於晚清局勢複雜多變，加之決策所依賴信息的不全以及個體認識和判斷的局限，這種「理性選擇」未必能導向最優方案和效果。縱觀進士館創辦全程，作為最高政治權威所在的清廷、承擔制度規劃的中樞官員、負責實際執行的館中教員職員，以及作為改制對象和受教者的進士群體各方之間，雖然有相互依賴的共通利益，但是實際也各懷其志，反覆博弈的結果就是開辦進士館的預期成效被削弱。對於末代進士群體而言，需要直面的問題也很現實和迫切：學問與仕途如何兼顧，新舊知識結構怎麼銜接，朝廷/ 國家前途與個人命運能否調和。晚清中國在這些分歧中展開改革，使得許多看似設計較好的制度措諸實踐時，遭遇不少困境。比如，科舉改制中，最終採用的是「舊瓶裝新酒」的套路；進士館官立、官辦、官讀「三位一體」的現實，使其未能避免所謂「科舉時代的劣根性」及「老爺式學生」的弊病；而留學教育的展開，也因求之太速以致良莠不齊，程度參差。

末代天子門生的際遇與浮沉

癸甲進士可謂同時代讀書人之幸運者，趕上科舉「末班車」而成為末代天子門生。然而，他們也趕上一個仕途壅滯的晚清時代，更是一個前所未遇的變革時代。朝考授職後，他們或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或簽分各部為學習主事，或分發各省為即用知縣，其實大多並無實缺。其後或入進士館修業，或在閣部學習歷練，或在地方辦學理政，或派遣出洋遊學，輾轉於各職位之間，辛苦候缺。癸甲進士在清末階段的任職，呈現出「整體嚴峻」、「比較優勢」與「內部分化」並存的事實；清末官制改革，加之兩科進士多有新學經歷，對其補缺晉陞有利。不過，其中仍約有半數尚未輪得實缺，清朝已被推翻。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仕途就此終結。從帝制到共和的政體轉換中，連接該進士群體仕途的階梯並未被完全阻斷。儘管舊朝已沒，政體已新，但他們畢竟擁有進士出身這一關鍵「象徵資本」，加上前清政界的任職資歷，以及新舊皆備的教育經歷，讓其中善於因應者成功過渡，華麗轉身，從天子門生變為民國精英。進士群體在傳統中國的「成功階梯」上，已近登頂；進士館教育和留學經歷，又有助接上新的「成功階梯」。部分進士成功連接前後階梯，進入民國後不僅能保持原有地位，甚至在社會縱向流動中繼續上升。當然，此途之外，亦有部分進士選擇繼續忠於清室，不仕民國，乃至為「復辟」南北奔走；或有進士投身新聞、法律、教育、金融、實業等，發揮其所長；又或鄉居著述，教學育人，募化勸善。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乃至直到1949 年新政權建立，仍有部分健在進士繼續出仕，或以其他方式發揮影響。

葉景葵（1874—1949），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後成為著名實業家、金融家、藏書家

癸甲進士政治立場與政治認同之轉向與分化，亦頗微妙而曲折。作為科舉正途遴選的「天子門生」，他們理應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作為帝國龐大官僚體制內的成員，他們整體也傾向維繫既有體制的存續。當然，其間時勢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進士館派出留學人員兼有官僚和留學生雙重身份，其外出留洋，不免接觸革命思想，可能影響其政治取向。不過，他們此時也還是盡量維護現有秩序，因為他們本是舊有體制的受益者。今日研究似不宜為了符合後定之論，過早、過分拔高部分進士的「政治覺悟」；當然也不宜因此而苛責於人，謂該群體「革命性」不足、不肯與舊體制徹底決裂云云。以他們的經歷和身份而言，此種艱難而緩慢的轉型才是他們在那個時代中的真實境遇。實情如此，必至漸見立憲無望，革命蜂起，其政治立場才隨之逐漸轉變。其間，從天子門生、欽命職官到民選議員、國民代表等，癸甲進士的政治身份和認同開始發生微妙轉變。少數進士開始將其「忠愛之誠」做出忠於一家一姓、一朝一人與忠於一國一群、職事大政的區分。傳統意義上君即國、朝廷即國的觀念，逐漸遭遇到來自內部的嚴峻挑戰。新知階層逐漸「判國家與君主為兩途」，成為清廷不願接受但不容忽視的事實。最終，部分影響甚大的「天子門生」也站到天子對面，轉而傾向同情革命，乃至與革命黨人合作，共同助成清朝滅亡。此種「種瓜得豆」的結局，確非改革之所樂見。當然，如果跨越新政十年及清廷成敗的論域，則可發現晚清改革對近代中國轉向與國家建構的重要意涵。民國肇建後，統合該群體的舊有體制已不復存在，他們的政治認同進一步分化。其中有總體支持民國而內部再分派系者；有企圖復辟帝制而視民國為「敵國」者，乃至有投敵附偽而身敗名裂者；其間，又有在國共兩黨及中間各派選擇與斡旋、輾轉進退者。其群體內部的複雜分化遠甚前清時代。時代世局之遷移大勢，誠有為個體及群體難以逆料和逆轉者。

1949年新政權的建立，再次給在世的癸甲進士帶來新的升沉機緣。他們部分繼續在新政府內任職，且不乏身居高位者；多數進入中央及地方文史館系統，繼續本行，發揮餘熱；亦有部分不復出，或僻居鄉里，行跡難考；或客於他鄉，流寓海外，度過晚年歲月。其出處與動向，總體延續其民國時期的政治立場，亦有重新選擇者，均受到新政權建立前後的時勢與政策影響。由於該群體特殊的進士乃至翰林、鼎甲身份，加之其中部分人物在1949年後的活動與名望，在當時的官方宣傳中，他們也常被當作新政權優待舊式知識分子，以及舊知識分子政治選擇、接受改造、發揮餘熱、擁護政策的深具象徵意義的例證與型範。歷經登科後數十年的風雨滄桑，癸甲進士在世者日漸凋零故去，最後的「天子門生」群體也逐漸走入歷史。經過後世的歷史記憶和書寫選擇，在國族、革命、現代化這類「宏大敘事」的話語中，他們的經歷有些被重構和詮釋，其形象再次漸趨清晰，但或樣貌已非；有些則被有意或無意地塵封遺忘，以致其自金榜題名後，具體形跡已斑駁難考。行之未遠的末代「精英」尚且如此，歷史書寫中「民眾」的失真、失語與湮沒，更可推見。

轉型時代的轉型群體

帝制的終結與民國的肇建，無疑是近代中國歷史的重大轉折。作為末代天子門生的癸甲進士，可謂「轉型時代的轉型群體」。他們既背負著舊時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對新時代的各種挑戰。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英的代表，他們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和過渡階段的變化和動態，亦為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縮影，同時也對社會變遷產生深刻影響。科舉的廢除，導致聯繫國家與知識精英的大動脈被切斷，「一方面使得吟哦四書五經、牢守功令、恪遵倫理綱常的舊精英頓時失去憑藉，同時也逼使這些漂浮流動的人才面向許許多多可能的事物」。清末以降，由於傳統四民社會逐漸解體，新的社會職業、分層出現，進士群體亦參與其中，其橫向流動範圍不斷擴大。癸甲進士或因遊學，或因教學，或因仕宦，或因營商，或因流亡，足跡遠屆港台、南洋、日本、歐美等地；在職業分化及地域流動方面，已迥異於獨守入仕一途、主要依託故土的傳統型士大夫。在社會角色方面，癸甲進士既部分延續傳統精英統合與服務鄉邦的職能，又在新的公共空間及公共事務中發揮影響。

在此時代巨變中，癸甲進士無論選擇如何出處，都既需要努力應對難稱完滿的現實世界，同時又要儘力維繫日漸失落的「意義世界」。從政治立場及政治行動來看，辛亥後他們中只有少部分堅持做清朝的「政治遺民」；但從文化認同和文化心理來看，他們中絕大部分都是傳統文化的「文化遺民」。畢竟，他們歷經數十年的研習和浸淫，精通傳統經史之學既成為他們的晉身資本，也形塑了其文化心理和文化品位。在「中體」與「西用」二分的巨變時代，中學更是他們安住身心、寄託情感的重要支撐。在轉型時代，他們不斷嘗試融通各種傳統思想資源，賦予其新義，以便能在用世、養身與治心之間有所依歸，並維繫其已受挑戰的「意義世界」不致徹底坍圮。在此過程中，傳統同鄉、同年、同僚、同志、同族等關係不斷疊加重組，形成一張張複雜宏闊的人際關係網路，以塑造新的身份，維繫群體認同，並伴隨他們在時代巨變中升降浮沉。

傳統中國的近代轉向，需要面對的不僅是現實世界內物質層面與制度層面的建設問題，還有更加深層的「意義世界」重建問題。清季民初中國社會的劇烈激蕩與變革，外層物質文化、中層制度文化與底層思想文化的變遷，其實並不同步。改試西學策論後，考官閱卷仍然堅持「聖賢矩矱」；留日進士剪辮易服，也還要仰賴舊有功名與政體；癸甲進士入民國後，主要還在維繫傳統的「意義世界」。凡此種種，都可看出社會各個層面文化的變遷並不均質，步調也難於一致。晚清新政主要致力的，更多還是針對中層制度層面進行改革。透過進士館的個案也能看出，清廷其實對此不遺餘力、用心良苦，但未收其效，已失其政。科舉革廢，帝制終結，使「制度化儒學」失其依託。但是，「『制度化儒學』的壽終正寢，並不表示中國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學的消亡」。傳統儒家在制度層面的瓦解，並不意味著其在文化層面和社會層面的影響完全消失。制度的儒家已然終結，但文化的儒家尚在延續；經學化的儒家已經退場，而子學化的儒家尚有新境。透過考察進士館的設立運作及癸甲進士的升降浮沉，亦可得見中國近代轉向中制度建構的努力與曲折，以及文化傳統的斷裂與延續。

今天，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帝制後期儒家的最高「神聖空間」，已闢為面向公眾開放的博物館，遊人如織。大成門外的廊檐下，靜靜佇立著198通元、明、清進士題名碑，講述著這些傳統文化精英曾經的毅進與恩榮。其中，即有光緒癸卯科及甲辰恩科進士題名碑。甲辰題名碑旁，特以銅牌鐫字，曰「末科進士題名碑」，並以中英對照的文字略述始末，其中特別舉稱「新中國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沈鈞儒——來自浙江秀水的二甲進士，清末民國時期的憲政志士，新時期的政法領袖。題名碑上有關沈鈞儒的信息，或因後人特意琢磨，去除塵障，顯得格外清晰。

沈鈞儒

其前後左右的「同年」們，姓名與籍貫大多已斑駁難辨。除了少數人物之外，癸甲進士群體的經歷與事迹大多已漸行湮沒；而那些冰冷的碑石上所鐫刻的名字，其實無不曾為鮮活之生命體。依據甲辰進士題名碑旁銅牌的標識，此碑應屬自助導覽機講解範圍。當不同語言、文化及知識背景的過客雲集，各自細聽導覽機講述「末科進士題名碑」的來龍去脈，時空懸隔，背景參差，遊客各自體味想必亦大異其趣。前人筆記嘗云：「甲辰為清代末科會試。自隋唐以來之科舉制度，至此而曆數告終。此榜多知名之士，以之結科舉之局，頗不落莫。」誠然如是。癸卯、甲辰進士中頗多引領風會的人物，他們的雙眼見過清朝的鑾輦，辛亥的硝煙；見過民國的擾攘，敵寇的入侵；見過政權的更替，斯文的遠離。他們在時代洪流中的所學所思、所做所言、所喜所憂、所懼所惑，伴隨了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個族群，走過跌宕起伏、一波數折的未竟轉向。（文/李林）

本文節選自李林著《最後的天子門生：晚清進士館及其進士群體研究》，商務印書館，2017年12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表。

本文轉自澎湃新聞 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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