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育林書舍」

從有了初步的閱讀能力那天起，借書尋書淘書讀書始終與我相隨相伴，閱讀成為我人生最愜意的樂事。如果說一個人的學養內涵，有一個不斷轉化不斷積累的過程，那麼這個人對於書籍的需求品位，也有一個不斷轉化不斷積累的過程。

我的第一批書籍沒有花錢，是一位學者遺留給我的，他姓陶名德麟，「文革」期間因故下放住在我家，1980年的一個秋日，突然有幾個穿制服的人把他帶走，留下了近百本內容純正、樸素大方的好書，比如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和伊凡·沙米亞金的《多雪的冬天》，還有影印的宋元明清的線裝書。

初中求學的暑假，每當陶叔叔讀書，母親就囑我給他添茶倒水，望我受其熏陶。他談吐不凡，庄諧雜出，特別是小酌之後靈感迸發，逸興遄飛，常常揮毫潑墨。陶叔叔一走杳無音訊，家兄結婚需要新房，父親把我和家兄的住處以套門為界一分為二，我住的這邊依門框大小，往牆裡剛好凹回一本書的空間。稍加拾掇，居然成為一個挺實用的簡易書架。我承繼了陶叔叔的福澤，將其所遺之書存放於此。

代課三年，我感覺處處無家處處家，三個春秋的天道寒暑與人間冷暖，是圖書給我以信念的導向和人性的慰藉。

我的辦公室兼卧室陳設簡單、鄙陋不堪，除了一張辦公桌、幾把摺疊椅，最醒目的就是書，有中外名著，也有當時流行的《讀者》《人民文學》《小說月刊》等文學期刊。這些讀物能夠最大程度上滿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於現狀小人物的「詩心」，讓我獲得一種智力上升的錯覺，一種逃避現實的快感。書是越來越多了，沒有歸置的地盤兒，只能是一層層地往高處壘摞，要不就得請進紙箱里消停安歇。實在沒有一點隙地，我就在土牆上釘了幾個木頭橛子，架起一溜包裝用過的木條，把這些書籍放在上面，這就成了我的第二個書架。

其時，我有了不完整的《魯迅全集》和《約翰·克利斯朵夫》，還有諸如《太平廣記》《酉陽雜俎》《世說新語》《容齋隨筆》和《史記》。有一段時間裡，我格外偏愛這類書籍，不論開本大小，不論品相新舊，見一本買一本，買一本讀一本，不僅增廣了古代見聞，而且夯實了文言基礎。孤寂的閱讀中我尤為欽佩太史公之品行，他和李陵將軍，一文一武，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其輾轉於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細細思量讓我潸然淚下。還有《世說新語》通曉世情，遍地令人淺笑的小包袱，看似荒誕實為刺心。

在我狂熱追尋文學夢之時，我的同事、曾經的武大教授因落實政策回武大，臨行前告誡我「回一中去參加高考」，真乃命不該絕，那一年我插隊還真的擠進了孫山之前。進入大學後享受著「漫羨而無所歸心」的雜覽，賴此點滴積蓄，今日得以混跡士類，討碗飯吃。

2003年我買了新房，不僅實現了「居者有其屋」，而且「書者有其房」。書房有30多平米，沿兩面牆做了書櫃，自地到頂。我的書柜上不僅擺書，還擺了很多有趣的小物件，有的古樸稚拙，有的異域色彩濃厚。阿里山的桃木手串、莫斯科的琥珀製品、新加坡的魚尾獅、海參崴的彩色鵝卵石……這些帶著記憶與情感的小東西成排地擺在書脊前，「萬卷書」與「萬里路」相互映襯，錯落有致。有了辭賦酎酒、絲弦佐茶的書房，我給書房取名「育林書舍」，因為我的新居就坐落在育林巷上。

新舊有交替，往來成古今。但凡讀書人自然地、有意無意地偏愛那些常看常新的連續出版物，比如《南方周末》《收穫》，比如《讀書》《人民周刊》《博覽群書》《書屋》等等。尤令我愛不釋手的是《書屋》。一則因為其名，質樸而不失溫馨；二則因為其實，厚重而不失鮮活。在《書屋》里，《讀書》的重、《人民周刊》的輕、《博覽群書》的雜，均被化解。因而，每當新一期《書屋》到來，我必「入住」其間，樂而忘返。

正是「喜新厭舊」情愫作祟，當年撩心撥肺的書籍只能在櫥中沉睡，偶爾被喚醒一回，翻一翻，查一查，又送回去睡了，不知再見又是何月。《阿房宮賦》說秦宮女「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正像這些書的命運。走廊還有一櫥，也藏著書，命運比秦宮女更苦些，只能被視為楚逐臣。因染讀書催眠引夢之惡習，我卧室中式大床附近，選了一個設計精巧、節省空間的歐式古典書櫃，上面放置冊數不到兩百，皆屬「寵姬」，睡前必讀。

「老了始知惜芳菲」，我珍視著那些或精心或隨意或順手淘來的書籍，無論是供正襟危坐閱讀的高頭講章、皇皇巨制，還是供橫卧順躺、進餐如廁閱讀的旁門左道、閑花野草，正是因為有了它們的存在，書房才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和價值。

進入知天命之年，我閱讀的意義已經不只是汲取養分、領略愉悅，閱盡世態百相、人間萬狀，書房漸漸化成了生活支點。從讀書藏書到書架書房，既有前因後果的必然聯繫，也有水到渠成的自然法則。某種意義上說，你的書房就是你自身的折射，也反映了你的生命狀態。

（作者系湖北英山實驗中學教師）

《中國教育報》2018年03月12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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