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的宗族祠堂為何很少見

趙汗青

宗祠即俗稱的祠堂。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賢的場所。祠堂有多種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孫平時有辦理婚、喪、壽、喜等事時，便利用這些寬廣的祠堂以作為活動之用。另外，族親們有時為了商議族內的重要事務，也利用祠堂作為會聚場所。它也可以說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為家族的社交場所；有的宗祠附設學校，族人子弟就在這裡上學。

祠堂最早出現於漢代，據《漢書·循吏傳》記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及時（指誕辰和忌日）祭禮不絕。」東漢末，社會上興起建祠抬高家族門第之風，甚至活人也為自己修建「生祠」。

宗祠文化宗祠文化。它是供設祖先的神主牌位、舉行祭祖活動的場所，又是從事家族宣傳、執行族規家法、議事宴飲的地方，凡一切有關宗族的事務都可能在宗祠里辦，因此，它是與我國宗法社會基層組織密切相聯的一種物質載體。

「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所以祭祀祖先這種重要的大事情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幹的，只能貴族階層才能享有的特權。祭祀的場所稱為「廟」也就是「宗廟」，死去的老子在祭祀的時候還得起個廟號，如唐「太宗」就是廟號，但是呢？因為最開始的時候死一個建一個廟，隨著時間的發展，死的太多了，廟也太多了，於是保留第一二個，中間保留幾個成績特別突出的，剩下的統統拆了統一放進一個廟裡祭祀，稱之為「祧廟」，《禮記》就明文規定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不準設廟。後來可能是嫌麻煩，一個廟一個廟的拜來拜去，於是到了東漢就整合成一座，像現在的北京「太廟」。而先秦時代能夠建廟祭祀的都是貴族，當年孔子問禮就是跑到了周王室的宗廟，而且此時宗廟不止祭祀祖先，並且用來收藏國之重器。

《禮記·祭義》里說——「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之鬼。」《禮記·祭法》說——「庶人庶士無廟者，死曰鬼。」孔子死後魯哀公為其在故宅修建廟，後來隨著孔子的地位不斷的上升，祭祀場所的不斷擴建，孔廟就逐漸從家廟變成了國家祭祀的國廟了，在大成殿舉行舉行家祭和公祭兩種不同的祭祀孔子的典禮。

漢代劉邦在長安修廟，並且打破慣例，讓屬於小宗的各個諸侯國都給修了廟。他兒子劉恆在劉邦墓邊上又給修了一個原廟。身為孝子慈父的漢文帝為了不給兒子漢景帝添麻煩，沒死的時候便在長安城裡給自己修了顧城廟，他一死劉啟就給他遷到到霸陵去了，然後給自己修了廟。於是生生不息的劉漢王朝初期的皇帝們對修廟充滿了無限的想像和樂趣。到了魏晉時期門閥崛起，家廟逐步興起，再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家廟制度，一、二、三品官員必須建廟，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貞觀六年，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愧其心」不修廟在自己家裡祭祀是要被彈劾的！最後李世民出錢給他修了一個私廟，而此時私廟不是修在家宅里的，而是在城市裡找個空閑地就修了。

到了宋代，修廟依然是官僚階層特權，必須政府批准，沒有品級是不能修的，品級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寢堂祭祀先人，但此時民間的祠堂（享堂）應該還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大的家族也會在家族墓地建設寺廟用來祭祀（源於唐代、盛於宋代），如司馬光就在自家墓地旁邊就專門建設了餘慶禪院，河南三蘇墓的廣慶寺，建設墳寺的風頭到了南宋更是甚囂一時，南京江寧的建中村之前就是秦檜家的墳寺旌忠寺，最著名的無外乎由「褒忠衍福禪寺」演變成的杭州岳王廟了。

到了南宋時期，情況依然如此，如著名詩人陸遊即使在85歲壽終正寢給他兒子口述遺囑「家祭無忘告乃翁」，這說明他家裡是有家廟的，而比他小五歲的朱熹恐怕就沒有這種待遇。朱熹的父親朱松雖然也入朝為官，但是官運並不太好，最後被任命為知州，還沒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並沒有給他設立家廟的待遇，也許他的兒子對此覺得這很不爽，於是對祠堂制度進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禮》中說——「然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雲。」意思就是：家廟的設置呢？古代沒有記載也沒有規定，朱熹闡述和頒布了自己的創造的方式，把家廟改為祠堂，讓普通階層可以以修祠堂的名義修建家廟了。在此之前祠只能建在墓地或者附近，只有經國家批准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賢的場所才能叫做廟，如五嶽五鎮四瀆的山神河神都有屬於自己的廟，還有各地馬神廟、城隍廟、火神廟、財神廟等等。

朱熹在《朱子家禮·祠堂》里說「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這個「東」就是抄了的現成的，因為左東右西，以左為貴，《周禮·考工記》里就寫到「左祖右社」，對國都的建設提出的明確的規定。

祠堂真正的興起是到了明代——明代嘉靖十五年批准「許民間皆聯宗立廟」並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規定，但之後國家正式的禮儀典籍萬曆版的《大明會典》依然保存著《品官家廟》對家廟的建設予以規定。在江南地區，商業發展，有錢的土豪紛紛設立祠堂，但修建都很內斂簡樸，畢竟打擦邊球嘛，所以祠堂逐步建立起來並且逐步替代了家廟。

清代《清文獻通考·群廟五》——「（順治）十年，議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於家廟，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於墳墓。」所以雖然明代中期對民間建廟立祠開了口子，但是靠近皇權中心的北方建廟立祠依然是要慎重小心的。

祠堂除了用來供奉和祭祀祖先，還具有多種用處。祠堂也是族長行使族權的地方，凡族人違反族規，則在這裡被教育和受到處理，直至驅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說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往往很講究，高大的廳堂、精緻的雕飾、上等的用材，成為這個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種象徵了。祠堂多數都有堂號，堂號由族人或外姓書法高手所書，製成金字匾高掛於正廳，旁邊另掛有姓氏淵源、族人榮耀、婦女貞潔等匾額，講究的還配有聯對。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篤牌匾」。祠堂內的匾額之規格和數量都是族人顯耀的資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過功名。一般來說，祠堂一姓一祠，舊時族規甚嚴，別說是外姓，就是族內婦女或未成年兒童，平時也不許擅自入內，否則要受重罰。

解放後特別是60年代的運動，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爛或改造成了辦公場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於其中的家譜等皆被焚燒破壞，後世之人不知祠堂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痛心之餘，徽州（今安徽省黃山市及宣城市績溪縣和江西省婺源縣）等少數地區由於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部分祠堂得以保存完好。

相對南方來說；北方祠堂的身影近乎絕跡，甚至一些80和90後，都不知道祠堂為何物。甚至年齡在六七十歲的老人對祠堂的印象都很淡薄。同時與之相伴的另一種情況是，北方很少有單一姓氏的村莊，絕大多數村子都是多個姓氏。

同樣都是漢族，同樣都講求認祖歸宗，為何北方偏偏就很少有祠堂呢？

這與環境有關。歷史上，黃河頻繁改道，甚至還發生過黃河奪淮的事情，所以黃泛區的範圍很廣。向南能一直延伸到安徽西北，向東延伸到山東西部，整個河南的中北部，幾乎都是黃泛區。

《清史稿·河渠志》記載，康熙十五年(1676年)，「黃、淮並漲，奔騰四潰，河倒灌洪澤湖，高堰不能支，決口三十四。漕堤崩潰，共決三百餘丈。」大水過後，赤地千里、餓殍遍野，往往伴隨而來的就是舉家逃荒。頻繁的水旱災害，倒逼這一區域的人們不斷逃荒。而逃荒又導致各個村子原有宗族結構的瓦解和崩潰。試想，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有些人即使逃荒回來，也有很大可能不會回到原來的村莊。人們來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姓氏組成一個個村莊，宗族觀念自然非常淡薄。

《義和團運動起源》一書中，曾提及19世紀清朝年間，北方這一現象：這種長期形成的遷徙和流動形式，是農村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村裡人時進時出，人員混雜。在北方很多地區，單一姓氏的村莊十分普遍。村裡姓氏繁多，新戶移居十分普遍，很明顯，這削弱了村莊的內聚力，它有助於吸收流動人口。這種人口流動，並非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活動導致的流動。由災害、戰亂導致的被迫流動，不但使得各個村莊的宗族觀念淡薄，而且還異常貧困。

不過客觀因素造成的宗族觀念淡薄，並不表示這一地區人們的宗族觀念徹底消失了。改革開放後，南方祠堂如雨後春筍又紛紛建起來了。可能有人會覺得，現在生活好了，觀念也多元化了，像北方地區為何不重建祠堂呢？

其實，從一些家族續修家譜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很多人是熱衷修建祠堂的，然而一個村子有十幾個甚至二十幾個姓氏，每個姓氏都修建各家的祠堂，這不太現實——這些客觀因素制約了祠堂的修建。

災害導致逃荒，逃荒導致流動，流動又造成宗族觀念淡薄和貧窮，環環相扣。如此一來，活人都顧不過來了，怎麼會為去世的人修建祠堂呢？

像安徽淮北市烈山區古饒鎮趙氏宗祠，卻是北方極少見的保存完整的祠堂。趙氏祠堂的基本結構，猶如四合大院。其明清建築系統地運用木雕、石雕、嵌雕這三大建築工藝，裝飾豪華，富麗堂皇，雄偉壯觀，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和文物保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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