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我期盼下一個中國作家得諾貝爾文學獎！
本文有刪節，轉自彭學明的多聲部（公號）
（ID：pengxueming111）
張英：有人指責你是在適應諾貝爾獎評委對中國文學的想像，你在作品裡有意識地在貼中國標籤。
莫言：那是他們用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注意，他們是君子，我是小人。什麼是中國標籤？我不知道。難道我知道怎樣寫才可以得獎嗎？難道我會為了這個獎來改變自己的創作嗎？難道我會為了不被人非議而使自己不「看上去越來越像個中國作家」嗎？
我在《檀香刑》後記裡面說，我想在語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寫給外國翻譯家看。《檀香刑》出來後，有些外國籍中國人批評我是「國家主義」，中國有些人卻說我醜化義和團運動，你看，多麼荒誕。
我八十年代的幾個作品帶著很濃重的模仿外國文學的痕迹，譬如《金髮嬰兒》和《球狀閃電》。到了《紅高粱》這個階段，我就明確地意識到了必須逃離西方文學的影響，1987年我寫了一篇文章《遠離馬爾克斯和福克納這兩座灼熱的高爐》,在《世界文學》雜誌上發表，我意識到不能跟在人家後面亦步亦趨，一定要寫自己的東西，自己熟悉的東西，發自自己內心的東西，跟自己生命息息相關的東西，然後一步一步地往前發展，一步一步地向這個方向努力，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勞》，這是從一條河流跳到另一條河流，長期積累的必然結果。
我一直在努力擺脫西方文學對我的影響，比如有某個細節非常好，完全來自我的生活，甚至是我的家鄉的真實事件，假如它和西方某一部小說里的細節有類似性，我就寧願捨棄。在這個過程中，隨著我的經驗的增加，創作個性慢慢地形成，才一步步走到現在。
總之，一個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寫作追求限定在一個什麼獎上，也沒聽說哪一個作家為了得什麼獎調整了自己寫作的方向、改變了自己寫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變，變得了嗎？
但他們要這樣說誰也沒有辦法，我也不想理睬。該怎麼寫，還怎麼寫；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孫子、是懦夫、是可憐蟲，但在寫小說時，我是賊膽包天、色膽包天、狗膽包天。
在當今這個時代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是跳到河裡去救上來一個落水兒童，依然會有人冷嘲熱諷。
張英：你覺得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們，讀懂你的作品了嗎？
莫言：我想這個諾貝爾文學獎，它好像也不是授給作家的一本書了，應該是根據作家全部的創作。評委們可能是剛讀完《生死疲勞》，這部作品剛剛被翻譯成瑞典文作品，作品帶有某些魔幻色彩，但這個魔幻跟中國的民間故事密切相關，也與現實密切相關。
我覺得這個評價也是對的，也不是和我的創作沒有關係，基本表述出了我的創作的一個特質。如果說把我的幾百萬字作品進行全面概括，這麼簡短的兩句話是遠遠不夠的。
張英：現在你的書在市場上瘋狂脫銷，如果一個讀者想了解你，應該讀你的哪些作品？
莫言：可以先讀《生死疲勞》這本書，然後再讀《紅高粱》《豐乳肥臀》《蛙》。
《生死疲勞》比較全面地代表了我寫作的風格，以及我在小說意思上所做的探索。這本書是我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重大問題的一種思考，比如土地問題、農民問題。
我在寫作上採用了一種東方式超現實主義寫法，小說裡面的人可以跟動物之間自由地變化，然後通過動物的眼睛來觀照中國最近五十年來社會歷史的變化，在語言上我進行了大膽實驗，力爭用一種最自由、沒有局限的語言來自表達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是對社會現實和藝術探索比較完美統一的結合。
張英：你獲獎以後，引發了「莫言熱」以及「文學熱」，您希不希望這樣的現象發生？
莫言：我不希望引起什麼「莫言熱」，如果不幸引起的話，我希望這個熱儘快冷卻，讓大家忘掉這些事情。會不會引起一種文學的熱情來，這個我很期待，我希望大家能夠把更多的時間用於閱讀作品，寫讀文學作品，也希望更多的讀者來讀書。
當然，我也希望我們作家更加努力地創作，寫出無愧於讀者、值得讀者閱讀的小說或者詩歌。
張英：你說過，你把聽來的故事變成了小說，你成為了一個作家，改變了命運。你對這樣的命運滿意嗎？
莫言：滿意不滿意，我都無法選擇。對我影響深刻的人，首先對我影響最深最大的應該是我家裡的親屬，像我的爺爺、我的姑姑、我的大爺爺、我的父母親，他們是我成長的老師，他們給我講述的一些故事，給我搬到小說里去了。
那時候，人民公社，集體勞動，村裡幾千人，大家一起勞動，晚上休息的地方，就在飼養棚的熱炕頭上講民間故事。這樣的一些民間口頭傳說，對我的影響遠遠大於我讀書讀來的東西。比如蒲松齡的聊齋，這部小說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小說里的很多故事，在我們鄉下也有流傳。
我由此產生了一個疑問：到底是這些故事在先？還是蒲松齡先生的小說在先？有可能是聊齋的故事，被我們祖先的知識分子讀了以後，口頭傳給大家聽。也有可能是我們的祖先口頭傳授的故事，被蒲松齡聽去了寫在他的小說里。
另外，當時鄉下的集市上也有很多說書人，像有一個叫鐺扣的人，是我們鄉最有名的民間藝人，領著一幫盲人到處說書，白天說《林海雪原》《紅岩》這些革命小說，到夜深人靜了，也會講些葷段子。
這個說書人對我的影響也特別大，他的語言機敏，儘管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運用語言的能力非常強，同樣的話讓他一說，就非常幽默非常生動，非常有形象力。所以《天堂蒜薹之歌》里，每一章開頭的唱詞，我都冒用鐺扣之口來寫，這些民間藝術家對我的影響是最大的。
我聽老人們講各種各樣的故事，鬼怪妖狐，歷史傳奇，土匪好漢種種，哪個地方打過一場什麼戰鬥，哪個地方曾經出現過一個什麼奇怪的人物，哪個地方曾經發生過一場什麼樣的災難等，都變成了我小說的素材，基本上都被我寫到了小說里去。
童年時期以至於青少年時期，農村十幾年的生活經驗、知識積累，你如果不搞文學的話，當然沒有什麼用處，你搞文學的話就感覺非常寶貴、非常重要，我想這也是構成了我的小說跟其他人的小說風格不一樣的重要原因。如果我是一個讀著經典名著長大的，那可能我又是另外一個作家了。
張英：高密是你的作品非常重要的創作素材，這片土地的故事你寫完了嗎？寫了這麼多年，你今後的創作會轉變到城市寫作嗎？
莫言：作家跟故鄉的關係，跟所有人故鄉的關係都一樣。你在這塊土地上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跟你有什麼密切聯繫，一旦你離開這個地方，就會跟它產生一個魂牽夢繞的感受。
對作家來講，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一點，尤其像我這麼一個以系鄉土為主要風格的作家，因為我早期的作品裡面的人物、語言、事件都是取自於鄉土生活，所以鄉土對我的依賴性更強。
但是我想，鄉土也不是說永遠寫不盡的，作家要不斷地寫鄉土，要對鄉土的變化了如指掌，要不斷地深入鄉土裡面去，對鄉土發生的變化非常清楚，然後才可能持續不斷地寫。
我的小說確實是寫了很多農村題材，而我本人也在城市裡面生活了很多年。實際上，我後來的寫作裡面，城市對我的影響已經在小說里得到了體現，但我沒把它完全放在一個明確的地點裡，是北京或者香港或者上海，而是寫到很多在鄉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城市。
也就是說，我的鄉土文學已經跟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有了很大變化，它已經是變化的鄉土，已經是城鄉化、城鎮化的鄉土。這樣一個城鎮化的鄉土，跟大城市的生活當然有區別，但是已經區別不大。所以，如果你說我一直是一個鄉土作家，嚴格地說，也是不太能夠讓我服氣的。
張英：民間立場對你意味著什麼？
莫言：我成長在「文革」期間，那個時候的文學沒有什麼營養，只有八個樣板戲，小說也就是那十幾部紅色經典，就那麼幾個作家。
當時能夠讀到的文學書，就是當時流行的「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那類小說，絕對是好人，肚臍眼裡都是沒有灰的；壞人是絕對的壞，一點好處都沒有。幾歲的小孩，一看當時的電影演員的扮相就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當時的文學夢想，實現起來非常困難。
總之，我是在國家經濟貧困、社會政治狀況壓抑的狀況下長大的，這個時候產生的文學夢想，離真正的文學理解相去甚遠。後來我把村裡部分家庭里的一些書，比如《三國演義》《聊齋志異》《隋唐演義》這種古典章回體小說，借過來看了以後，慢慢在頭腦當中才有了一些文學概念。
張英：講真話對一個作家重要嗎？
莫言：我覺得講真話，毫無疑問是一個作家寶貴的素質，如果一個作家不敢講真話，那麼這個作家勢必要講假話。講假話的作家我想不但對社會無益，對老百姓也沒有益，也會大大影響文學的品格。
因為好的文學作品，我想它肯定是有真實的東西在裡面，它應該來源於生活，應該真實反映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面貌。如果誰想用文學來粉飾現實，用文學來讚美某一個社會，我覺得這個作品的質量是很值得懷疑的。
我有一個偏見，覺得文學藝術永遠不是唱讚歌的工具，文學藝術就是用來暴露黑暗，揭示社會的黑暗，揭示社會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類心靈深處的陰暗面，揭示人性中惡的成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說發表以後，比如《豐乳肥臀》《紅高粱》《酒國》《天堂蒜薹之歌》，不但有些機構不高興，即便有的讀者也不高興，因為我把人性丑的東西暴露得太過厲害，把社會上的一些真實面貌暴露得太真實了。
有些批評者也不高興，他們喜歡看一些優雅溫柔、舒舒服服的小說，對這種暴露出人類靈魂醜惡一面的作品，感到很受刺激。當然，我絕對不會為了迎合這樣的讀者而犧牲自己文學創作的原則。
張英：這個時候，莫言違反了「莫言」。
莫言：（笑）因為我愛亂說話，性子直，愛說話，說真話，也得罪不少人，給我個人和我的家庭惹了很多麻煩。
我的母親父親，對我確實非常憤怒，經常教育我，你為什麼說這麼多的話，你如果不說話，難道誰還會把你當啞巴賣掉嗎？如果你再出去亂說，就找一根麻繩把你的嘴巴縫起來。我的姐姐也反對我，說即便用麻繩把他的嘴巴縫起來，從這個縫隙裡面也會漏出話來。
所以過了十幾年後，當我要開始寫作發表小說的時候，我就使用了這個筆名叫做莫言，告誡自己少說話。幾十年到現在，事實證明，我也一句話沒有少說，經常在一些文學會議上、公開場合說實話，本來人家高高興興，我一說真話大家就非常尷尬，所以儘管我起了個筆名叫莫言，依然沒有控制住自己這種亂說話，而且因為這個亂說話帶來了很多不好的後果。
我們生活在這個環境，生活在一個雙重話語裡面，中國人有兩條話語體系，一套是在家外面，社會場合公開講的話語，都是假話、套話，豪言壯語，都是口號。另外一套話語是回家以後，在家裡面對親人講的，家裡的父母教育孩子的話，或者是夫妻之間的話。
在我們這個村莊里，也有這兩套話語。比如說在公社、大隊開批鬥大會，我的父親他們慷慨激昂，一會兒罵這個，一會兒罵那個。
我作為一個十幾歲的孩子，如果在外面敢於講真話，回家馬上就會受到懲罰。我從小就是一個特別願意說話的孩子，在我們老家叫做「炮孩子」，就是這個小孩說話無邊無際，特別喜歡傳話，特別喜歡對人講話。後來，我寫了個小說叫做《四十一炮》，裡面就是一個炮孩子，這其中也有我個人的經歷。
全文首發於《青年作家》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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