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敏：關於高拱研究的幾個問題

高拱，明中後期隆慶朝的內閣元輔，當時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物，隆、萬年間張居正大改革的前行者。這樣的歷史人物，早就為學界矚目，前輩史家如嵇文甫、牟鍾鑒等先生都有專門的研究與評論。200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刊行《高拱全集》，把高拱一生著作結集出版，而且還附錄了《高拱生平文獻》和岳天雷先生所撰《高拱大事年譜》，為高拱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這一歷史人物事迹愈發清晰，其政治家形象更為突出。此外，近二十年來，明代政治史和人物研究不斷深化，關於高拱學術、政治思想，其人其事及與高相關人物研究的作品多有出版。尤其是韋慶遠先生《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一書，將其放在廣闊的時代背景中考察，對這一歷史人物作了精當、切中肯綮的剖析與對比評價，給人以啟發與借鑒。2008年8月新鄭市人民政府專門組織舉辦了高拱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上學人們提交了一系列論文，把高拱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學術高度，該專題研究也成為了精耕細作的學術園地。高拱處在明代政治社會雲譎波詭的大變革時代，他對16世紀早期的大改革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為時代的進步做出了特殊貢獻。當對這個時代進行再探索時，無論如何也少不了對這類歷史人物的深入思考，因而，對高拱還應保持持續的關注和研究。本文的撰寫，意在對高拱其人其事作進一步的考察，並通過這一個案的研究，希冀對廣義的人物研究、傳記撰寫有所禆益。同時也希望通過對諸如高拱及其相關政治人物的疊加探索，或多或少能給人物研究以一個整體的關照。

一、關於高拱的別號和紀年問題

人物研究、傳記撰寫，其客體的基本情況，如姓名、字、號，人生歷程等，與他們的偉大貢獻相比，都是些細小問題。然而，將其考證準確、全面，卻是最基本的要求。

古人，特別是有學問、有地位的人，多有字、號，乃為中國姓氏文化之一特色。高拱亦不例外。高拱（1513-1578）河南新鄭人，字肅卿，別號中玄。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華書局本子有多處稱高拱為「高中元」：如卷一五《乙丑會試題》記，「高中元主乙丑會試」[]，《出題有他意》道，「隆慶初元，高中元以次揆聚劾去」[]，等；清代朱廷獻等撰《新鄭縣誌?高拱傳》中有「高文襄公諱拱，字肅卿，別號中元」之辭。[]韋慶遠先生的《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書中第239頁引用《萬曆野獲編》文字，在「高中元」後加「中元為高拱別號」之說明。當代明史專家楊廷福及其子楊同甫所編《明人室名別稱字型大小索引》[]一書中，標示高拱有「中元」等別號。拙文《高拱傳》[]，也稱高拱號中玄，或中元。據同仁介紹，「北虜款貢碑」上鐫刻有「中元高公」的名號[]。看來高拱別號「中元」一說，在歷史上留下了印痕。對此，《高拱全集》編者認為，有「高中元」三字之本子，都刊刻於清康熙年間，因而它們是為避康熙諱，由「中玄」改成的，因此將高生平文獻中凡出現「中元」處，都改為「中玄」。筆者經過查閱和考證，認為《高拱全集》編者的結論是正確的，但還要進一步指出，既然「中元」這一別號，是在清康熙年間因後人所改才有的，那麼，「中元」一號，在高拱有生之年實屬子虛烏有[]，所以這不能說成是他的別號。高的別號只有一個，即「中玄」。人物研究對象的字、號等，應該加以認真辨別，確有的，盡量寫全；後人所改的，不能算數。

高拱的生卒年，史料記載十分清楚，如郭正域《太師高文襄公墓志銘》記：「公生於正德七年壬申，卒於萬曆六年，凡得年六十七歲」。高的生年並無含糊之處。其同僚張居正記得很為具體，言：「嘉平之十又三日，為公誕辰。」[]嘉平即臘月。時人張一桂說：「皇帝御極之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今少師中玄高公初度之辰，蓋春秋六十矣。」[]但不少高拱研究著述，都把他的生年換算成公曆1512年。其實高拱生在正德七年農曆十二月十三日，按公曆算，其生日已經跨到第二個年頭了，即1513年。我曾作高拱傳記，雖在高姓名後加上「（公元1513-1578年）」，以示其生卒年，卻沒有作任何文字說明。高拱生年是公元1513年，當無疑問，但1513年是正德八年，如此推算，高拱其後的行跡又與事實有出入了。所以，準確的做法是，除了在括弧中寫出公曆年，還須在文中表明：高拱「生於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萬曆六年七月初二日卒於家」。

受明清人所撰高拱生平文獻的影響[11]，有些相關著述採用這種說法：高拱「十七歲以『禮經』魁於鄉」。我作《高拱傳》就如是說。若按公曆算，高拱17歲，應該是1529年，也即嘉靖八年。但這一年正是禮部考進士年，不該再有鄉試舉人之事，因此，這年高拱「魁於鄉」是不可能的。若統一以紀年來推算、敘事，就不會出現這種差錯了。

從以上不經意造成的紕漏中，我們認識到，撰寫人物研究著論、傳記，客體生命歷程中之樁樁件件，都應該統一以紀年敘事，這樣才不至於出差錯。有的事迹，若能精確到年、月、日，甚至時，則更好，更利於歷史細節的考證。如正德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就不至於換算成公元1512年了。

二、關於人物資料的引證問題

撰寫歷史人物傳記、評傳，對真實歷史人物的具體研究，是歷史學或者說史學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務之一。然而，有深意的人物研究，除將人物的生平事迹敘述明了清楚外，還應反映出人物的個性特色、精神命脈，也就是說應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即描繪出這個人物所處時代對其心靈深處的影響，和在複雜鬥爭旋渦及社會生活中，他是如何追求自覺期望的目的而進行政治和社會活動的。做到這一點著實不易，也是人物研究的一個難點。若要達到這一步，從資料的角度考慮問題，僅用時人或後人的碑傳文獻就遠遠不夠，最應花大力氣考究的當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這裡所謂的「原始史料」，主要是指人物或傳主本人的著述。具體到高拱來說，是高本人的著作。

所謂碑傳文獻，即高拱在世或身後，其親戚、友人、同僚及子孫為他寫的贊、序、墓志銘、傳記等，再就是實錄記載。這些資料的確反映了研究對象的生平片段，有些則是對傳主一生行為、思想的高度概括，還有時人或作者本人對客體評價的各式素材，這些無疑都是我們現今研討和創作的基本資料。但這些資料無不加上了碑傳文作者的主觀體驗，構畫高拱其人其事，同時也折射出作者本人的價值評判（雖也有傳抄的），所以，明人郭正域與王世貞的看法相左，沈德符和清人張廷玉又有差別。這些資料，對人物紛繁表象下複雜的心理狀態總是難以把握的。非自己親歷親為，事例的細緻程度也不免打些折扣。利用這些材料，必須經過很好的比對、甄別和取捨。而高拱本人的著述、奏疏、書信等，儘管也大有冠冕堂皇，弄虛作假，甚至文過飾非之筆，然作為窺管人物心理活動的素材自有其特殊價值，對有些親歷事件的描述極為詳盡周到，非他人敘述所能比擬。

軍事邊功，是高拱一生中對國家最大的貢獻之一，也惟有此事，較少受到當時黨爭的干擾。我們就以此為例子來說明上述問題。

第二次入閣後，高拱雖兼理吏部，但因邊患嚴重，他無時無刻不牽掛和運籌防務大事。在奏疏里生動地反映出他對軍備的良苦用心。他形容自己，對待軍務從來都是 「悉心經畫，昕夕弗遑」[12]，常「中夜以思」[13]、伏枕而慮。其重要主張是，認定兵備之事首先在於用人得人，因為「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14]。同時也認識到九邊中「宣大尤緊要鎖鑰」，因此他採取了先遷調有功之臣——兵部右侍郎王崇古到宣大、山西任右都御史，總督那裡軍務大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等步驟。一旦秋季戰事到來，敵方大舉進攻，高拱隨時可指揮軍隊「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敵剿殺……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愾之功」[15]。各種經畫，在其本人的敘述中，是那樣的清楚有序，簡潔明了，讀後使人對這一高官的部署一目了然。

在高拱著力於邊備的運籌之時，宣、大前線出現了一樁特殊事件：隆慶四年（1570）九月十九日，北邊蒙古韃靼首領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前向明朝求降。從對把漢那吉及來降者的處理，到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蒙漢互市開始，再到「三陲晏然」，「關城熄烽而安枕 」，在這一過程中高拱所起的作用，明清時人文獻及後人著述多有記錄，也都持肯定態度。這在大體上都是正確的。但高拱為什麼會如此堅定地主張封貢開市，為什麼會有敵情瞭然目中，機務運諸掌上的個人氣勢？這就決非僅僅是職責重任所致，或喜功圖小利而能解釋的，而是其內心力量掌控的結果。

首先，他把韃靼酋長親孫來降視為天賜良機，認為這樣的事情「數百年所無者」，因而「喜曰：『可得策矣』」。顯然，高拱對這一契機的來到十分興奮，反映強烈，並認準了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只有對機會的高度敏感，才會有衝破常規之心、開拓之行，才能在處理這件事上不畏艱險、敢想敢為、有膽有識。

其次，在處理這件事的整個過程中，他內心深處，受一種濃厚的蒙古、中原一體的大中華思想支配，他說，「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咸賓，可以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16]他認為體面送還俺答之孫，可對這位酋長如此言說，「今以後汝是我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為彼此也」[17]。朝廷封把漢那吉為三品官，賜紅袍、金帶等鼓吹將其送回時，他又傳話說，「我說來那吉是我天朝官人，不比尋常，著俺答好生看待，不許作賤他」[18]。對於與那吉同降的奶公阿力哥，不僅封其為千戶，而且在準備送還把漢那吉時，高拱擔心這位正千戶受到傷害，作了如下周詳的考慮：

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我千戶，若遣之還，恐老俺甘心此人……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俺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19]

他滿心希冀蒙漢成為一家人，這種殷切的願望，使他不遺餘力地促成隆慶時封貢，及蒙漢間民間互市的成功，而邊疆長治久安。

再者，是高拱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政治練達，給了他力排眾議、善謀善斷，細緻周詳地處理此事的智慧、膽略和力量。對於封貢，朝中保守派動以宋朝講和為比、以先帝乏此先例說辭而極力反對。高拱說：

天下之事，以己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己，其機在己。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敵，其機在敵，故曰「講和」。今彼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事理有在，機會可惜。[20]

他還說：

使事本是而皆以為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為是，是何智者之多也？[21]

在理論上揭穿了反對派似是而非，假意反對封貢，實際卻是「推諉而已」的居心所在，他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頗具辯證法元素，這樣就從道理上擊潰對手，使主貢派佔了絕對上風。

從對趙全等漢奸的處置中更可見其高超謀略之一斑。當趙全等被枷到跟前，高拱決定「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並不簡單地立刻行刑，意在預防不謹慎而生出假趙全來欺騙朝廷，他必須「以真趙全示人」，要以鐵一般事實堵住洶洶反論。另外，他認為：「敵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敵人乃即殺之，反為彼滅口，非計。」因此，他一方面施計離析虜、奸關係；另一方面選「伶俐曉事衛經歷九人」到獄中，隔離眾奸，日供美酒，分別誘騙他們：「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不然，汝負大罪……」此法果然靈驗，敵方任何「纖息動靜」都被審出，並一一揭帖上報。在審漢奸的整個過程中，高拱指揮滴水不漏。從此敵情瞭然，高拱更是成竹在胸。最後把趙全等九名奸人處以極刑，獎賞有功之臣，大功終於告成。篇幅有限，不能將這一段情節（高拱本人都有奏疏）全部引出，若閱讀原著，定會覺得這個過程異常生動，饒有意味。同時使人不能不感到，高拱的確是我國歷史上具有才幹和善於「博學精慮」的人物。

又，考察高拱臨終前完筆的《病榻遺言》。此政治回憶錄誠如劉志琴和趙毅等先生說[22]，所寫細節與史實有相當出入，甚至多有不實之詞。因為這完全是作者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帶有強烈恩怨的渲泄。然而，它反映了高拱在巨大挫折面前的痛苦煎熬，回首事件時翻江倒海般的百結憂悒，對張、馮政敵的無限怨屈、憤然，及向權勢發出的強烈呼喚與期待。也幾乎反映出高拱從一顯赫權臣直跌到一介草民後的整個精神世界。

《病榻遺言》先寫到穆宗病重和駕崩後作者從「夜不能寐」、「大慟」到「長號不能止」[23]，顯示出靠山既倒，高拱痛心疾首和無限惋惜的心情。但是，他並沒有為巨大的悲慟壓倒，使內心的希望破滅。一方面是責任心的強勁驅使，另一面是權力欲的空前膨脹，他作好了肩負更大政治擔當的思想準備。在此書中，他表露了一種堅定信念。即「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眾而處」[24]，「我當國，事當我行」[25]。此後，朝政以我為中心的思想在書中毫不隱晦地和盤托出，可見皇權交接之中，他是多麼自信。似乎元輔大權，非他莫屬，彷彿自己未來一定是一威嚴的政治主宰。然而，事與願違，由兩宮一帝臨時組成的皇權，在張居正和宦官勢力的協助下，僅用六天時間，一舉把他逐出了政治舞台。這是高拱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的。政治生活的慣性，使他回家後一刻也不停地在思考官場上的血淚史。特別是王大臣事件發生，幾將他置於萬劫不復的境遇。這位一向有仇必報的落難權臣，實在按捺不住內心的憤怒。況且極度仇恨的心理已嚴重損害了他的軀體，余日已經不多。這一切都把他推到了不吐不快、不反撲不能自存的境地。於是《病榻遺言》問世。在文中，他一掃運籌邊務時的從容和鎮定，而是把所有的屈辱、憤怒和怨恨都發泄出來，指責張居正與馮保對自己的無端構陷和他們的罪惡野心。同時還不是單純的揭露，而是有意要把一切都存留在歷史的冊籍和審判庭上。在對張居正的指控中，他誘導讀者或後人說：

初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為盡露，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為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為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26]

作為被迫害當事人的披露，一些口耳相傳的事例、作者本人的價值判斷，一概凸現出來了，後來在推倒張居正過程中，成為了一股內在的力量。這股力量，不僅助長了朝廷對張的總清算，也迎合了新政的垮台、舊政的復辟。當然，高拱在身後達到了報複目的。可見，當事人行為的動機與謀略，在研究對象本人的著述中，更易於被悟出，被傳達於世。

綜上所說，充分挖掘和利用研究對象本人留下的著述，能使人更清晰地看到人物行為背後的心理世界，可得到當事人更詳備、更豐潤的生命經歷及其影響。這種做法，無論對高拱研究或其他歷史人物研究，都具有同樣意義。

三、關於高拱與徐階、張居正的關係及人物局限性問題

高拱與其前後任——徐階、張居正的關係，是高拱研究中不能迴避的話題。高正是在與徐、張等共事和爭鬥中完成他的政治人生的。任何孤立地看待他們中的單個人物，而忽略了其內在聯繫，不做比較性的剖析，都會使筆下的人物單薄遜色。但要做到這一點同樣是個難題，難就難在務必對三人都作出深入研究。當然，筆者在這短短的篇幅中，也不可能將三人（甚至是三股勢力）錯綜複雜的關係鋪敘得清楚又確切，只能擇要述之。

近年來，史家對高、張關係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是韋慶遠先生的見解：認為「兩人在執政方針和學術思想上均具有高度一致，協力同心」，取得過卓越業績，奠定了萬曆改革大業的基礎。是權力欲誤導了人物，情緒淹沒了理性和良知，使他們關係破裂。[27]其中韋先生作了周密的論證，分析在理，結論精當。

而對高拱與徐階關係的看法，學界持有不同觀點。《高拱全集》編校者岳金西、岳天雷先生認為：「高徐之間的矛盾，是政治見解分歧的矛盾，即改革與保守的矛盾，是思想體系對立的矛盾，即實學與心學的矛盾，從而導致權位的矛盾。」[28]而劉志琴先生卻認為，「徐階在嘉、隆之際，做了許多匡時糾偏，除舊布新的好事，循此推進，很可能會出現一個改革的新局面……[29]」徐與高、張一樣，都是有除弊更新，勵精圖治的理想和能力的人。[30]徐階還是隆慶初年吏治改革的始作俑者。而徐階起草遺書等引起高拱不滿，高拱是「挾私報復」。當時「高拱沒有膽識和度量擺脫一己的私仇……高拱要想有所作為又丟不開個人恩怨，這就失去了改革的重要前提，再也不可能邁出前進的步伐。」[31]

受前輩學者研究的啟發，我認為，這三位名相，同處於明朝皇權不嚴密，甚至可講皇權幾乎被閑置的當口。在封建專制的明代，這種情況一旦出現，政治重心則常常下放到內閣手中，那麼誰成為首輔，誰就能把握朝廷最高權勢。正是權力欲的支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內閣中愈是有能量、有作為的人物，同室操戈愈是不可避免。徐、高、張三人誰也無法擺脫這種政治套路。他們中雖也有過合作，如高與張、高與徐之間，但更多的是深刻的矛盾和尖銳的衝突。他們之間關係的惡化，角逐權力是最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徐階與高拱，他們確有政見和處事方式、性情上的重大差別，學術取向也大相徑庭。總的說，徐守成、圓滑、穩健，高激進、果敢、伉直。這表現在政治見解與處事方式兩個方面。但歷史又是複雜的，若要說高、徐有改革與保守之分，也未免絕對了一些。先不說徐在主政期間，在吏治上的改革是大有成效的，《明史?徐階傳》評論徐「保全善類」、對「嘉、隆之政多所匡救」。萬曆年間的張居正改革，也有從徐階的施政方針中汲取合理成份的。當張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效時他自述：「人咸謂居正能，而不知蓋有所受之也」[32]，此「所受之」，即是指他接受和得益過徐階的思想和成就。這當不是虛無之語或溢美之辭。諸類事例自然不足以說明徐就是一個改革派。然而，說徐屬於保守派顯也不妥當。另一方面，高拱在逼徐階退田過程中，既非一種打擊大地主的改革行為，也不完全是私仇報復。這一點我仍同意韋先生的說法，「謂高拱出於公議而挾有私怨，庶或近之」[33]。

高與張，二人在治國方針上並無重大分歧。在治世優勢上，他們原本各有千秋。高拱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面多所建樹，他的作為，為萬曆年間張居正的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礎。然而，後來者居上，張居正執政後，在社會經濟、吏治人事、邊防、司法、文教等主要政策方面，進行了全面或可說更大規模的改革。他在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歷史貢獻，無以倫比。從張居正一方講，他既繼承了高拱改革朝政中的成功元素，也汲取了徐階施政方針中的合理成份，所以，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張居正改革的深入，除了因為他碰到了皇權不夠強盛的機遇，也是因為他比高拱更善於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善於利用和借鑒前任政治人物的各種資源，因而成為了當時最有建樹的改革實踐家。

照此看來，高與徐、與張關係，沒有改革、保守之分，其矛盾和衝突，並不是改革與保守之爭。他們之間的進退、上下，與改革、保守沒有直接聯繫。這樣的看法恐怕更合乎歷史實際。

無疑，高拱是我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為、敢創新的政治家。然但凡歷史人物又有其局限性，高拱也不例外。人物研究，只有反映出其進步性、局限性兩個方面，才能使他們形象更加豐滿、可信。高拱的局限除了時代和階級的外（這些局限，徐階、張居正也同樣具有），我以為最突出的一點，是高性格上的缺陷。因為性格是行為的重要條件，性格是人綜合素質的體現，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性格決定命運。

高拱同時代及清人大多對其性格有如下評價：粗暴[34]（甚至是暴戾）、「多快恩仇，私親舊門生」[35]，「性強直自遂，頗快恩怨」，「尤負才自恣」[36]。「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嬰視百辟，朝登暮削，唯意之師，亡敢有抗者。」[37]「新鄭秉政，是相材也。而愎且忮，報復恩怨無已」[38]。由此看來，粗暴激進、直拙傲慢、師心自任是時人對高性格弱點的比較一致的看法。就連與高私交頗好，一向以仗義執言著稱的葛守禮也說過，「公秉政，人有不自安者，皆觀望。諸所愛憎，願皆勿存形跡，惟以擴然太公處之。無疏無密，則人始不得而議矣。同寅和衷，尤當念便」[39]，指出了高拱的問題及造成的後果。現代學人更明確地指出高拱的性格缺陷：偏重於情緒，「性格直爽而近於鹵莽，敢作敢為而缺少審慎，喜怒於色而胸襟狹窄，睚眥必報，愛憎分明，但往往計較私怨。特別是，有時謀劃流於粗率而又輕泄於人，處理人際關係時不恤樹敵。」[40]

個性、作風上的驕橫，極易劍拔弩張、感情用事，在一般人看來不起眼的問題，對政治大人物而言，卻是極嚴重的不成熟和致命弱點，促使高拱在政治生涯中攻訐不休，在自身周圍樹起許多政敵。動輒紛爭，實是違背了儒家謙恭溫良的本色，這為朝廷正人君子所不齒，致使其人際關係高度緊張，政治活動受到波折、重創。同時也限制了他通觀全局、駕馭左右的統治眼光，影響了其政治才能的施展。尤其在皇位傳承和權力交替中，他過於自信，一意孤行地堅持」我當國，事當我行」[41]的主張，急促地連章累牘上奏疏章，把皇權的當事人——幼主和一向管束皇子嚴厲、處事嚴謹的太后置於一邊，結果順理成章地被排擠出局，迅速地敗下陣來，狼狽離職。從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他失去了如張居正縱橫捭闔的地位與場所，從此政治生涯隨之結束，滿腔的改革熱血也無處拋灑了。

[]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卷一五《乙丑會試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86頁。

[]《萬曆野獲編》中，卷一五《出題有他意》，第387頁。

[] [清]朱廷獻等：《新鄭縣誌》卷三《人物?鄉賢》，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見白壽彝總主編，王毓銓分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明時期》下，《丁編?傳記?高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86頁。

[] 見王雄《高拱對明北邊防務的貢獻》（提要），《明史暨高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未刊版）。

[] 筆者查閱了《漢語大詞典》對「元」字的註解，中有一義，就為「避諱用字」。「宋避始祖玄朗諱，改『玄』為『元』」。「清避康熙玄曄諱，亦改『玄』為『元』」。所以以「元」避「玄」諱，在歷史上早為成例。改高拱別號為中元，的確是為避諱（康熙之後，直到道、咸年間，都必須避此諱）。之後，又查國家圖書館藏《萬曆野獲編》明抄本。《萬曆野獲編》雖是明人沈德符所作，但該書的常用本，即中華書局本，採用的是道光年七年刻本。此時之本子顯然是要避康熙玄曄諱的。因而只有在明版書中，才能得知沈氏對高拱號的原始寫法。除《大臣被論》一篇我沒有找到外，中華書局本子中凡出現「高中元」字樣處，明抄本中一律為「高中玄」，而且這些篇目都在《萬曆野獲續編》中。可見高拱生前（甚至到明末清初）根本沒有「中元」一號，他的別號只有一個：「中玄」。

[] [明]張居正：《門生為師相中玄高公六十壽序》，錄自岳金西、岳天雷編校《高拱全集》下，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62頁。

[] [明]張一桂：《壽少師中玄高公六秩敘》，《高拱全集》下，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第1367頁。

[11] 參見[明]郭正域《太師高文襄公墓志銘》、[明]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高拱》等碑傳文章，都以「年十七魁其鄉」的文字來言說高拱中舉時間。

[12]《防邊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一，第553頁。

[13]《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高拱全集》上，《邊略》卷一，第554頁。

[14]《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高拱全集》上，《邊略》卷一，第555頁。

[15]《防邊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一，第553頁。

[16]《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高拱全集》上，《綸扉稿》卷一，第166頁。

[17]《款敵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四，第583頁。

[18]《款敵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四，第586頁。

[19]《款敵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四，第587頁。

[20]《款敵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四，第592頁。

[21]《款敵紀事》，《高拱全集》上，《邊略》卷四，第589-590頁。

[22] 參見劉志琴《張居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趙毅：《與高新鄭政治權謀》（《古代文明》2009年第1期。

[23]《病榻遺言》卷之一《顧命紀事》，《高拱全集》上，第630頁。

[24]《病榻遺言》卷之一《顧命紀事》，《高拱全集》上，第630頁。

[25]《病榻遺言》卷之一《顧命紀事》，《高拱全集》上，第630頁。

[26]《病榻遺言》卷之四《矛盾原由下》，錄於岳金西、岳天雷編校《高拱全集》上，第658頁。

[27]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第410-411頁。

[28] 岳金西、岳天雷編校《高拱全集?前言》，第70頁。

[29] 劉志琴：《張居正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1頁。

[30] 劉志琴：《張居正評傳》，第79頁。

[31] 劉志琴：《張居正評傳》，第83頁。

[32] [明]張居正：《張文忠公全集》文集七《少師存齋徐相公八十壽序》。

[33]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第245頁。

[34] [明]何喬遠：《名山藏?臣林記??高拱傳》，《高拱全集》下，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第1418頁。

[35] 《名山藏?臣林記??高拱傳》，《高拱全集》下，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第1416頁。

[36]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北京，中華書局，第5639、5643頁。

[37] [明]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高拱傳》，《高拱全集》下，附錄二《高拱生平文獻》，第1445頁。

[38] [明]周世選：《衛陽先生集·大司馬周衛陽先生全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13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50頁。

[39][明]葛守禮：《葛端肅公文集》卷九《書?與高中玄閣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3冊，第359頁。

[40] 韋慶遠：《張居正和明代中後期政局》，第456-457頁。

[41]《病榻遺言》卷之一《顧命紀事》，《高拱全集》上，第6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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