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女性的首飾
旗人女性的首飾
橘玄雅 滿族，從事清史與滿學研究的自由學者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這本是亘古不變的道理。不同民族對於美的修飾，有著不同的風格特點，而根據社會發展和生產力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呈現方法。這點從清代旗人女性的首飾中頗能體現出來。
在入關之前，旗人社會民風質樸，雖然其社會上層已經有了相當的財力，從蒙古以及漢地也有相當的物資流入，但是質樸的習慣卻依然根深蒂固。天聰六年（一六三二年），太宗皇太極曾下詔書，重點提及了臣民的服飾問題，其中對於女性服飾，他說道：
諸福晉等，美衣不服，存貯於櫃，欲死後攜之去耶？其生前不服之衣，欲死時服之耶？豈在九泉之下得配丈夫，較現世所配貝勒之上耶？其華美之物，生前不服用，徒投於火，化為灰燼，何為也？爾諸福晉等詳思之。若趁年少修飾，及時服用，則為善矣。年少時不修飾，年邁時勿追悔，生前不服用，死時勿嘆惜。（《滿文老檔·太宗朝》天聰六年十二月初二日條）
不過，在天聰六年之時，後金的冠服制度尚未正式確立，對於女性服飾的規定，也只有冬夏時分別穿何樣之朝冠、朝袍的規定。或可想知，其後一定時間內，旗人女性的服飾依然具有樸素之風。
到了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清太宗正式建號為帝，依照等級的章服制度也隨之確立，女性冠服的具體修飾方式也隨之有了具體的記載，但是其時尚只有「朝服」這一類官定冠服。入關之後，順治四年正月重定諸王福晉、公主、格格冠制，順治八年正月定後宮冠制，順治九年四月定文武官員及妻室服用，九月定諸王福晉、公主、格格服用，順治十一年五月再定宗室命婦冠服。之後經過康熙、雍正兩朝的發展，雍正五年九月吉服冠服定製，最終在乾隆十三年十月，高宗命繪皇帝、諸王官員及福晉命婦冠服成圖式，清代旗人女性的官方冠服正式被確定。
接下來，我們分成幾類來看一看清代旗人女性的首飾。
冠帽、髮式與飾品
旗人女性的冠帽、髮式一項，官定者有朝服冠、吉服冠。
官定之冠服，女朝服冠之制度為崇德元年與男朝服冠一同制定。當時規定，各品級命婦之朝服冠，項飾、頂垂嵌寶石等內容均仿照其夫品級，而親王妃等高級宗室命婦以及公主乃至鄉君等宗女，朝服冠頂有數層，分別用東珠裝飾，以裝飾東珠之多少來區分等級。如親王嫡福晉之朝服冠，「其帽頂、大簪、金佛頭及項圈上各嵌東珠八」，郡王嫡福晉之朝服冠，「其帽頂、大簪、金佛頭、項圈上各嵌東珠七」。這裡可以看出，當時對於女朝服冠的裝飾，除了冠頂本體外，主要是通過「大簪」和「金佛頭」來凸顯的。其中的「大簪」，形狀多為圓形或者菱形、橢圓形，上嵌珍珠、寶石，以三個為一組，橫向裝飾於朝服冠之正面。而「金佛頭」，滿文作「?erin」，即「舍林」，由黃金製作，上面雕刻佛型，嵌有珍珠、寶石，也應是置於朝服冠正面。不過，在康雍乾三朝逐步發展的冠服制度之中，女朝服冠的飾品也有所變化。自公夫人以下的非宗室命婦，以及一品以下的宗室命婦，除朝服冠本體外，均只用「大簪」裝飾，官書則寫為「金簪」。親王妃等高級宗室命婦以及公主乃至鄉君等宗女，在朝服冠之上以金孔雀為裝飾，如親王福晉以及固倫公主，「周綴金孔雀五，飾東珠各七，小珍珠三十九。後金孔雀一，垂珠三行二就，中間金銜青金石結一，飾東珠各三，末綴珊瑚」。而「金佛頭」則從女朝服冠中移除，只留存於男性朝服冠中。至於女吉服冠，是隨著男吉服冠在雍正五年肇始，其與男吉服冠差異不大，也不加其他的裝飾，故而此處不再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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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滿洲命婦冬朝服像及局部
原注為蒙古出身女性，儀製為一品命婦朝冠飾「大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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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包頭與一耳四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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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祖第二子理密親王允礽嫡妻蘇完瓜爾佳氏畫像及局部
原注疑似，清初吉服常服未分流時期
朝服冠和吉服冠以及其飾品雖然是朝廷的「定製」，但是這些服飾距離日常生活較遠。而在日常生活中，旗人女性的冠帽、髮式主要是包頭、鈿子、兩把頭等。
包頭，滿語稱之為「?ufari」，源自「?ufambi」一詞，意為「聚攏、攢集」，可知其根本意義在於收攏頭髮。根據《御制增訂清文鑒》的記錄，包頭是「於女子頭上包著繫上的，經過特別編織的青綾、縐紗」。在實際使用中，經常是先將頭髮編為辮子，纏於頭頂之上，再用編織好的暗色包頭包繫上。同時，在包好包頭之後，可以在包頭上再加飾各種簪、釵。其中，滿語稱簪子為「sif i kū」，而稱釵子為「caise」，由此亦可見，滿洲文化中發簪一物大概比髮釵要悠久得多。根據目前存留的畫像來看，這種包頭盛行於清初，其簪飾可簡可繁，甚至有用數個鳳簪裝飾的例子，也應算作制度外的「盛裝」。
太祖第十五子豫通親王多鐸嫡福晉博爾濟吉特氏吉服像及局部
清初儀制，包頭、采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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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包頭插鳳簪
約在雍正朝的時候，隨著包頭的發展，逐漸形成了鈿子。鈿子雖然以包頭為基礎，但是其形制更加堅固，能夠進行的裝飾更為豐富。
鈿子，滿語稱之為「?o?on i weren」，即「髮髻之帽圈」。「?o?on」一詞源自「?o?ombi」，意為「束髮」，如「?髻」一詞的滿語「?o?okū」，也是從這個詞衍生來的，而「weren」一詞，原指的是涼帽內用鐵絲沿的帽圈，這兩個詞充分地形容了鈿子的大致形制。具體而言，鈿子分為骨架、鈿胎和鈿花三部分。骨架，一般用金屬絲或藤等製作，經過造型，構成了簡單的鈿子形狀。鈿胎，即在骨架之上，以骨架作為支撐，用絲線、布，乃至於紙，做成的一個形似「覆缽」的模子，這個模子看起來，就與包頭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最後則是鈿花，實際上是裝飾鈿子的各種簪花的統稱，一般以「塊」為計數。
孝貞顯皇后吉服像
頭戴半鈿，插花
絨、絹製成的假花頭飾
故宮博物院藏
在後來的發展中，根據「鈿花」的不同，清中葉時鈿子也逐漸有了半鈿、滿鈿、鳳鈿之分，到了晚清還有「挑桿鈿子」。所謂半鈿，實際上指的是「珠翠半飾的鈿子」，一般用五塊鈿花為飾，較為樸素。滿鈿，則是「珠翠滿飾的鈿子」，一般用七塊鈿花為飾，富貴靚麗。鳳鈿，則是一種特殊的滿鈿，以其主要鈿花均為鳳翟形狀而得名，其鈿花經常比滿鈿裝飾的還要多。至於「挑桿鈿子」，則是以滿鈿為基礎，在滿鈿正面左上和右上兩處去掉鈿花，改插成排的假絨花，隨後在絨花上插小流蘇，在鈿子左右側以及後側插大流蘇，這種「挑桿鈿子」形制極其繁複，是鈿子最複雜的一種類型。
到了清中葉時，另有一種髮式逐漸形成，並且最終成為了晚清的主流，即兩把頭。根據鮑奉寬的說法（見於《旗人風俗概略》），兩把頭髮端於乾嘉前後的「知了頭」，其形製為「頭頂盤發一窠，耳前雙垂蟬翼，形如知了」。嘉道之間，「蟬翼」改為了軟翅，「雙垂腦後，略成八字形」。咸同以來，「兩把頭結構由矮而高，距離由窄而廣，形式由直豎而平橫」。最終在光緒朝形成了兩種兩把頭，即芙萍所謂的「緊翅兩把兒頭」的小兩把頭，和「拉翅的兩把兒頭」（見芙萍《旗族舊俗志》）的大拉翅。大抵上，兩把頭是用真發梳成「底座」，之後則梳「把兒」。若用真發纏繞而成，則為「小兩把頭」，若純用假髮頭面固定，則為「大拉翅」。其基礎裝飾，芙萍歸納為「八大件」，分別為扁方、頭正、頭箍、托針兒、筒針兒、壓髮針、大花籃、三尖絹子，此為必需之物。除此之外，則各種鮮花、假花、簪釵不限。《兒女英雄傳》第二十回中，曾這樣描述一個兩把頭的裝飾：
戴坤秋的晚清女性
晚清時習慣在佩戴時左右裝飾鮮花或假花
頭上梳著短短的兩把頭兒，扎著大壯的猩紅頭把兒，撇著一枝大如意頭的扁方兒，一對三道線兒玉簪棒兒，一枝一丈青的小耳挖子，卻不插在頭頂上，倒掖在頭把兒的後邊。左邊翠花上關著一路三根大寶石抱針釘兒，還戴著一枝方天戟，拴著八顆大東珠的大腰節墜角兒的小挑，右邊一排三枝刮綾刷蠟的矗枝兒蘭枝花兒。
可見兩把頭裝飾之複雜。
在晚清時，除去鈿子與兩把頭之外，另有坤秋和旗髻。坤秋，與女暖帽頗為類似，帽頂多裹如意雲頭之「帽頭」，綴飾各種珠寶，帽後長垂飄帶兩根，亦綉紋飾。旗髻，則是清中後期的一種簡單髮式，即以真發在頭頂梳成「小包」，民間則稱之為「旗揪兒」，類似兩把頭之底座，是十分日常化的髮式。
耳飾
旗人女性之耳飾主要有耳環和耳墜兩種。
耳環屬於最簡單的耳飾。滿語中將其稱為「muheren」，其詞大概源自「muheliyen」，意為「圓的」，滿語中「車輪」一詞也由此而來。《御制增訂清文鑒》釋義為：「以金銀一類的東西抽絲而成絲狀，戴在女子耳洞中的，稱之為muheren。」在實際使用中，除了穿戴朝服時多用耳墜外，其餘情況均可使用耳環。材質以金銀為多，形狀以圓形為主，或純粹為一圓環，或嵌小寶石，不一而足。
耳墜屬於耳環的升級品。滿語中將其稱為「ancun」，而在《御制增訂清文鑒》中的釋義為：「女子戴在耳朵上的稱為ancun，每個ancun各穿裝著兩個東珠、珍珠，鑲嵌金子製作。」由此可見，「ancun」似乎更偏指於清代官方所規定的那種官耳墜，也就是在朝服像中最常見的那種「葫蘆形」的耳墜。這種耳墜大致源自蒙古，在元代皇后畫像中已經出現，後被明代宮廷繼承，是明代宮廷耳墜中最正式的樣式，這種情況也被清代所沿用。另外，在
十八世紀 滿漢耳飾對比
見於《清代女性佩飾與頭飾彩繪筆記》
總之，耳墜一般是在比較重要的場合佩戴，特別是葫蘆形的ancun，是女性穿朝服時必備的耳飾。順便一提，清代還有一種耳墜叫做「suihun」，《御制增訂清文鑒》寫為「男子大耳墜」，不過後來使用這種大耳墜的旗人男性越來越少。《御制增訂清文鑒》中，還有「hahama ancun」一詞，為「單耳墜」，釋義則是「裝著獨個珍珠的耳墜」。
旗人女性在使用耳飾時，特有「一耳三鉗」之風俗。《清稗類鈔》內「高宗仁宗垂意服飾」一條載，乾隆四十年高宗曾下上諭，說道：「旗婦一耳帶三鉗，原系滿洲舊風，斷不可改節。朕選看包衣佐領之秀女，皆帶一墜子，並相沿至於一耳一鉗，則竟非滿洲矣，立行禁止。」換而言之，旗人婦女每耳至少要打三個耳洞，並以正式場合每耳佩戴三個耳環、耳墜為舊俗方可。從流傳於後世的畫像來看，在清初時候，「一耳三鉗」只是「最低標準」，畫像中的旗人婦女一耳四鉗等情況亦十分常見，並且在穿著常服時，也有一耳四個耳墜的情況。到了晚清時，一耳三鉗有了新的變體，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孝欽顯皇后朝服像和孝定景皇后朝服像中，其所佩戴的耳飾均是一鉗，但是由一鉗垂下三列葫蘆形裝飾，可謂巧妙。
清人繪 孝昭後半身像軸（局部）
一耳三鉗
故宮博物院藏
頸飾
旗人女性的頸飾，大致有朝珠、項圈和領巾。
朝珠滿文為「erihe」，由佛教之佛珠發展而來，大家比較熟悉。項圈，滿文為「monggolikū」，《御制增訂清文鑒》釋義為：「以金銀一類的東西做成或圓或扁圓的形狀，鏨花修飾後，於背面繫上向著正中裝飾的背雲絛系，戴在女子的頸部的，稱之為monggolikū。」
通過清初畫像我們可以得知，原本，朝珠和項圈都可以在生活中使用，穿著常服而佩戴或手持朝珠，穿著吉服而佩戴項圈者，並非一兩例。後來，清代中葉服飾制度定型時，將朝珠定為女性朝服、吉服時所用飾品，項圈則更是規定只有朝服時所用，故而在日常生活中漸漸不怎麼使用，取而代之的則是所謂的「領巾」。領巾，其實即如手巾一樣，其使用方法為疊成專門的長條形狀，在夏季穿著便服的時候，圍在衣領之上。這是因為清代的便服多是圓領，穿著之後頸部暴露，也不符合當時的禮制思維，故而用領巾進行遮擋。
聖祖第十四子恂勤郡王允禵夫婦吉服像（局部）
畫像時允禵之妻已故，鳳鈿、領約、三掛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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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漢朝冠」
見於《蘇州市景商業圖冊》法國國家博物館藏
做金銀首飾
見於《清代民間生活圖集》記錄的清末一些街頭行當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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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末 翠花作房幌子
見於周培春繪《京城店鋪幌子圖》丹麥皇家圖書館
十八世紀末 首飾樓幌子
見於周培春繪《京城店鋪幌子圖》丹麥皇家圖書館藏
除去首飾之外，旗人女性所用的飾物尚有幾種，有些大家十分熟悉，如手鐲，滿語稱為「semken」；香袋，滿語稱之為「hiyan i jumanggi」（香囊一詞與其他辭彙不同，是直接譯為「香料的小袋」。意思如此直白對應，可知滿洲大概原無此物，是入關前後逐漸形成的）；戒指，滿語稱之為「guifun」。有些飾物，估計在清代已僅存其詞、鮮見實物，如腳鐲，滿語稱為「sideri」。不過大體而言，除去上面一些具體的使用和漢地有所區別之外，其餘用法相差不大。故而鮑奉寬在《旗人風俗概略》中說：「旗人婦女首飾，較之漢族頗為單簡。」
對於這些首飾，在民間的習慣上有很多說道，根據時代不同，也有不同之崇尚。如清末以來，尤其盛行「戴花」，無論兩把頭、坤秋、旗髻乃至於鈿子，都要插上應時的真、假花進行修飾，並以為時尚。另外，對於飾品的材質也有講究，如純金、純銀、銀包金、銀鍍金、玉石、琺琅等等材質，其中唯玉石類專在夏季使用外，其餘均適宜冬季佩戴。
另一方面，民間還對生活上的不同情況規定了不成文的裝飾規則。從女性待字、訂婚、出嫁、新婚、乃至守寡，皆有不同之規則。如若是未出閣之女子，大多只能梳辮子，雖可戴花，但是絕不能梳婦人之髮型。新婚女子婚禮，合巹前要梳旗髻，合巹之後「開臉」，已成「婦人」，則或梳兩把頭，或戴滿鈿，或戴鳳鈿，或戴挑桿鈿子。新婚之後，新婦旗髻或兩把頭皆務求華麗，並以「大紅」為崇尚。其後隨著成婚時間的增加，兩把頭和旗髻上之裝飾也逐漸偏向灰、暗、淡的顏色，而在守寡之後，一應飾物也都有反映，如挑桿鈿子，寡婦即使遇重要場合，也只可戴「半幅挑桿」，即為一例。
至於遇到喪事時，相對於不同身份，也有相對的飾品變化。在載濤、惲寶惠所著《清末貴族之生活》中有詳細之描寫：
（喪家）婦女一律去 首飾，摘扁方。妻為夫，服最重，去耳環；子媳，耳環易白銀質；侄媳、孫媳，易琺琅質。皆不施脂粉，於發中心挽髻，以小銀扁方用發繞之，用二寸寬約二尺長之白布摺疊圍額際至腦後，將垂下之布條挽於髮際，供飯時放下。族誼較疏者不去兩把頭，而將挽發垂下一端編辮，其孝服則用百細布，藍挖抗，亦不洗去脂粉，不易耳環。
總之，從清代旗人女性飾品的使用情況中，我們便可以看到在保持所謂「滿洲舊俗」的基礎上，對於蒙古飾品以及漢地飾品的吸收和借鑒。當然，這也是清代旗人整體文化的一種縮影。（若無另注，本文清代人物肖像畫皆為史密森學會收藏）
二十世紀初 庭院中著旗人衣飾的女性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原文載《紫禁城》 2016年第7期P86-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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