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為亂世存信史
原標題：史量才：為亂世存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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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最大的報界企業家，在民族危亡的歲月里，他的辦報思想與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新聞工作者剛正不阿、秉筆直書的戰鬥精神。他曾告誡報社同仁：「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
《申報》是中國近代一份赫赫有名、影響深遠的報紙，在其近百年的滄桑歷史中，原《申報》總經理、愛國民族資本家史量才為它的發展直至輝煌鼎盛做出了重要貢獻。
史量才(1880—1934)，原名家修，祖籍江蘇江寧縣。他從小接受傳統教育，戊戌變法後，受維新思想影響，放棄科舉。1905年，他與黃炎培等發起組織江蘇學務總會。1907年，為反對清廷向列強借款築路，史量才參加了江浙兩省紳商拒借外資保護路權運動。1908年任《時報》主筆。辛亥革命爆發後，史量才結識了上海的革命黨人陳其美等，參加響應武昌首義、謀求江蘇獨立的活動。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議和期間，他參加了南北議和的協商工作。
振興《申報》的新興企業家
親眼目睹辛亥革命失敗的過程和政權的嬗變，史量才逐步看清了反動軍閥和流氓政客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真實面目，對革命抱著滿腔熱忱的他感到十分失望，從此把主要精力轉向新聞事業，試圖通過社會輿論力量來監督當局，激濁揚清。
1912年9月，史量才在張謇、趙鳳昌等人的支持下，接辦了當時已虧損數年、發行量只有7000份的《申報》。為擺脫慘淡經營的局面，史量才首先贏得江浙資產階級資金上的投入，接著起用張竹平、馮子培、王堯欽等管理人才，對《申報》逐步實行現代化、企業化管理。同時，史量才以超前的眼光積極開拓廣告業務，大大增加報紙收入，並以敏銳的經商頭腦分析市場行情，適時囤積廉價紙張，降低生產成本。由於經營有方，《申報》在短期內面貌便煥然一新，業務逐漸增長。1916年，史量才收購了合資人的股權，獨家經營《申報》。
早年申報館
現代化報紙的最大特色，一是銷量大，二是傳遞消息快，這就需要大廠房與現代化的印報設備。為改變《申報》原有的極為簡陋的館舍及條件極差的設備，史量才不惜承受經濟困難的壓力，致力於印報技術的現代化。1918年，他用70萬元新建了一座共5層100多個房間的大廈作為《申報》的館址，並從美國購進兩台新式印刷機投入生產，其速度與4台普通印刷機相當，可同時印報18張，每小時印報3萬餘份。其他如鑄字機、紙版機、鉛版機、制銅版機和鋅版機等亦全部加以更新，《申報》成為當時全國設備最新、最完善的報紙。1922年11月，英國報界巨子、《泰晤士報》的主人北岩勛爵來到中國，驚嘆世界上唯有《申報》及《泰晤士報》有此現代化的規模與氣勢。
申報館前整理分發報紙的商販
在改善技術設備、創新經營理念的同時，史量才還不拘一格、不惜重金，網羅人才為《申報》服務，如聘請進步作家黎烈文任副刊《自由談》主編，刊登茅盾、巴金、郁達夫、魯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僅1933年1月至1934年8月，就發表了魯迅140多篇戰鬥性很強的雜文，使《自由談》一度成為反文化圍剿的重要陣地，吸引了眾多讀者的關注。劉海粟因「模特事件」落難巴黎時，也被史量才聘為《自由談》特約通訊員，每月酬金百元，這是當時《申報》的最高稿酬。在得知陶行知從日本回國後，為了將科學知識普及到勞苦大眾中去，史量才不僅資助他十萬大洋，聘其為顧問，而且讓他住在自己家裡，共商《申報》改革大計。人才濟濟的《申報》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黃金時期。
在史量才的銳意改革、苦心經營下，進入20世紀20年代後，《申報》的發行量急劇上升。與此同時，還連續出版了《申報月刊》、《申報年鑒》、《申報叢書》和《中國分省地圖》等書刊，讀者面不斷擴大，報社資金積累亦成倍上升。1912年史量才等以12萬元購得《申報》，到1938年，《申報》僅有形資產就達150萬元，成為當時全國發行量最大、擁有讀者最多的報紙之一。
以《申報》為基礎，史量才不斷拓展業務範圍。1921年與南洋僑商合辦中南銀行；後又集股創辦民生紗廠；幫助擴大五洲藥房，協助復興中華書局；1927年經辦《時事新報》，之後購得其全部產權；1929年從美商福開森手中收買《新聞報》大部分股權，一躍成為上海乃至中國新聞界最大的報業集團，史量才本人也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報界企業家。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
史量才抱著「新聞救國」的理想，以辦好《申報》為終生事業。他常說，「新聞家，國醫也，……一日不死，則國醫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吾知報界中不乏年富力強飽學深思之士，當此國病垂危，必能併力同心診察其癥結所在，處方下處，起死回生，挽救浩劫於萬一」，以此來呼籲作為輿論先鋒的新聞界同仁在國運傾危之際戮力同心，尋找國勢衰微之病因，共同擔負起時代使命和民族重託。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史量才痛感國土淪喪，生靈塗炭，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十分不滿，反對國民黨當局不顧民族危亡而進行的「剿匪」內戰。在與宋慶齡、楊杏佛、陶行知等人士的頻繁接觸中，迸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精神，思想日趨激進，政治態度更加鮮明，開始了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轉折。他曾告誡報社同仁：「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不國！」堅決主張捍衛新聞獨立與新聞自由。
《申報》在史量才的主持下，成為抗日進步力量的喉舌。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被蔣介石秘密殺害後，宋慶齡撰寫《宋慶齡之宣言》予以嚴厲譴責和抗議，但沒有報社敢於公開發表，史量才得知此事後，當即決定全文見諸《申報》。他還支持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運動，衝破新聞封鎖，頂住國民黨當局施加的種種壓力，在《申報》上發表民權保障同盟的宣言和各方函電，對其活動進行全方位跟蹤報道，使民權保障同盟正義的呼聲傳遍國內外，擴大了同盟的社會影響。《申報》不僅大力宣傳抗日救國，反對妥協退讓，而且敢於抨擊時弊，揭露當局的黑暗統治，成為反對內戰、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要求實行民主的陣地。《申報》旗幟鮮明的政治態度令國民黨當局感到莫大的恐慌，蔣介石設立新聞檢查所，給各報派員督導，唯史量才堅拒不納，否則《申報》寧可停刊，以維護其「獨立之新聞乃世界幸福之所賴」的辦報理念。
為控制上海輿論陣地，蔣介石政府試圖拉攏史量才，給他以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上海臨時參議會議長等榮名高位，但他堅持正義不為所動。由於言論自由進步，1932年7月至8月，《申報》曾被蔣介石手令禁止郵遞達35天之久。之後，蔣介石找史量才談話，威逼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100萬軍隊」，史量才回敬說：「我手下也有100萬讀者，我們也不敢得罪。」
腐蝕拉攏、威逼利誘均告無效後，1934年11月13日，蔣介石指使戴笠派遣軍統特務將其暗殺。
《申報》
秉持「以史自役」辦報方略
史量才認為報紙是對歷史客觀忠實的反映，應成為「史家之別裁，編年之一體」。要為後人修史建立完備的檔案，必須有完整的資料，因此報紙肩負著「通史之任務」，報社全體同仁必須「以史自役」。
在接手《申報》之初，史量才發現《申報》整整40年竟未留存一份資料，他上任伊始就決定收購自1872年4月30日至1912年10月20日的全部舊《申報》，為此反覆刊登徵集廣告，最終從民間一位收藏者手中徵集到了自問世起整整40年的幾乎所有《申報》(僅缺7張)。史量才在1928年的《申報》二萬號慶祝會上表達了百般搜求之用心所在：「慨自17年中，兵爭俶擾，而國家之文獻蕩然無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於野，此戔戔報紙，或將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報》秉承他「以史自役」的辦報方略，儘力全面、詳盡、真實地記載每天發生的國內外重大事件，成為記錄近代中國社會歷史的詳實的「百科全書」。
史量才是愛國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的辦報思想與實踐充分體現了中國新聞工作者剛正不阿、秉筆直書的戰鬥精神。在民族危亡的歲月里，史量才忠於新聞事業、尊重客觀事實、不畏強權的辦報精神，值得今人紀念與學習。
【來源：《中國文化報》2010年11月2日 文/李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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