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移民推動了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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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Mandelman, F., & Zlate, A. (2016). Offshoring,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labor market polarization.
在去年4月推送的這篇Mandelman &Zlate (2010)中，兩位作者構建了一個改進的兩國DSGE模型，該模型能夠在總體上匹配美墨兩國宏觀經濟指標和邊境管控強度的變化規律。兩位作者最終發現，對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嚴厲管控抑制了發達國家外來勞動者數量在經濟波動期間的自主調節能力，從而加大了低技能勞動力工資和外勞匯款額在經濟周期中的波動幅度，並至少會對發達國家的產出、消費、資本積累、經濟增長等帶來較長期的負面影響。福利效應分析也顯示，移民管制政策會通過削弱經濟周期中移民數量的自主調節機制來導致更長期內的福利損失。通過上述分析，兩位作者最終指出：對移民目的地國家來說，能夠根據經濟周期中的市場信號進行靈活調節的移民管制政策會是更好的選項。從DSGE研究方法的視角來看，Mandelman與Zlate的研究也為DSGE框架中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與崗位匹配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
筆者本次推送的論文的作者同樣是Mandelman 與Zlate，所以下面將之簡稱為Mandelman &Zlate (2016)。這篇論文是兩位作者在跨國DSGE模型上的第二次合作，而且其模型設計也是對Mandelman &Zlate (2010)一文模型的進一步拓展。與Mandelman &Zlate (2010)一致，該文的模型也包含了由經濟發達的本國 (原文中用Home economy指代，實際相當於美國) 和相對落後的不發達經濟體 (原文中用South economy指代，實際相當於墨西哥) 組成的，而且不發達經濟體的家庭部門僅能提供未受有效培訓的低技能勞動力，該勞動力可以在其母國參加生產，也可在付出移民成本之後移居發達國家；所以，模型中的不發達國家勞動力同樣能根據兩國間的工資差異程度、移民成本 (由邊境管控強度等因素決定) 等條件進行遷移。
不過，Mandelman 與Zlate此次雖然沿用了上一篇論文中多國模型的主要設計，但其研究的具體問題已有了很大變化。如前所述，Mandelman &Zlate (2010)的研究主要瞄準了兩國間勞動力流動、跨國匯款等經濟現象在周期波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邊境管制、移民限制在上述機制中發揮的影響；而兩位作者在多年後利用類似模型寫就的Mandelman &Zlate (2016)，則是著眼於現實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勞動者技能異質性問題，分析勞動力跨國流動、離岸外包與發達國家勞動力技能結構演化之間的關係。
在過去三十年里，美國的就業和工資呈現出非對稱的兩極分化格局，從就業格局與勞動者技能結構來看，中等技能職業(包括機器操作員和裝配工等「藍領」崗位)的就業人數不斷減少，而高技能(如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和低技能職業的就業率均有所上升。但是，不同水平的勞動力在收入份額上卻並未出現對等的變化，高技能工人的工資份額大幅上升、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資份額下降最多，但與此同時，低技能工作的工資份額變化卻趨於停滯，與低技能工作崗位的增加並不相稱。針對上述背景情況，Mandelman &Zlate (2016)的模型主要被用於檢驗以下的假說：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內，就業和工資兩極分化的不對稱模式與過去三十年離岸外包和低技能移民的增加密切相關。中等技能工人執行的勞動任務受離岸外包增加的影響最大，這對他們的就業和收入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離岸外包會給高技能職業帶來好處，從而導致其就業和工資的強勁增長。
圖1. 美國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問題。本圖包含四副圖表，從上到下分別對應就業、就業的反事實分析、工資水平、本土與移民勞動力的就業對比。
在DSGE研究領域，類似這樣的「一物多用」並不是罕見做法；當然，這也要求研究者能夠根據須得到研究的新問題，對DSGE模型進行恰如其分的改進與拓展，刻畫出最關鍵的新機制、新原理；否則，最終得到的只會是一個生搬硬套式的分析框架。
1. 論文DSGE模型的主要改進之處
相對於兩位作者的上一次合作，Mandelman &Zlate (2016)在模型設計上確實進行了諸多關鍵的改進與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 生產部門和服務業部門
與上一篇論文中簡單地將不同技能水平的勞動者進行CES加總的處理方法不同，Mandelman 與Zlate在本篇論文的模型中加入了服務業部門的設定，用以解釋低技能勞動力的主要去向。他們假設服務業部門只聘用低技能工人，他們的工作內容簡單，由不需要專業化培訓。在模型中，隨著家庭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專業化分工的推進，社會中對服務的需求水平會不斷提高，推升了相關的低技能工資，這從不發達經濟體吸引來了越來越多的移民勞工。當然，單過來看低技能移民工的到來推動了就業，但抑制了低技能工資的上行壓力。同時，移徙政策（即邊界管控）和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過程也影響到外來移民勞工的流入數量。
1.2離岸外包
論文模型的一個真正重要的改進在於，與Mandelman &Zlate (2010)的兩國模型不同，Mandelman &Zlate (2016)除了包含本國經濟、不發達國家經濟這兩大部分外，還加入了第三個經濟體 (原文中用Foreign economy指代，實際相當於與美國存在產品、勞務貿易關係的其它經濟體的總合)。論文中將本國和外國經濟設定為一體化的，在此基礎上，兩位作者進一步引入了由Grossman &Rossi-Hansberg (2008) 首創的「任務交易」機制，這是一個與為人們熟知的商品交易相對應的概念，隨著交通運輸和通信領域的革命性進步，國際貿易越來越傾向於在不同地點執行增值業務，而不是標準的成品交換，企業可以廣泛地在其所在國之外僱傭不同國家的勞動力進行離岸外包式 (Offshoring) 生產。在這種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會從每個經濟體僱傭最熟練的工人，並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專業化優勢和不同國家間的要素報酬差異降低離岸成本，這同時也導致了全球生產力的提高。
1.3 勞動者技能內生培訓機制
與Mandelman &Zlate (2010)的模型相比，Mandelman &Zlate (2016)中的勞動力技能異質性被界定得更為細緻(高技能、中等技能、低技能)，而且不同勞動者的技能差異也不再是簡單地被外生給定的，而是取決於一個內生的技能培訓決策機制。在本文模型中，家庭可以自由地決定：是直接向服務業部門提供低技能勞動力，還是投資於技能培訓，以更多地提供高技能和中等技能的勞動力？當然，這種培訓決策會涉及不可逆轉的沉沒成本與不確定性。通過將外來移民、離岸外包與技能的內生培訓機制相結合，可以對一國勞動力技能結構的演化原理進行準確剖析。例如在文中，通過忽略近幾十年發達國家的移民流入、進行反事實模擬，作者發現模型經濟中低技能勞動力的工資會大幅增加（因為服務業就業需求的上升並未被移民勞動力供應的增加所抵消），這使本土勞動力接受技能培訓的動機不足，導致了勞動力技能結構的退化與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整體下降。
2. 論文的數據、實證與DSGE分析結果
2.1 數據來源與參數確定
與主流DSGE研究的做法一致，兩位作者參考前人研究經驗校準了模型的部分參數。對於不便直接校準的參數，他們則運用1983年至2013年的季度數據來實施貝葉斯估計，並最終取得了經得起檢驗的估計結果，保障了DSGE模型的構建質量。其中，以美國的實際GDP作為本國GDP的替代指標，以世界其他地區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作為外國GDP的替代指標（以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額佔比為權重值，進行了加權求和），以墨西哥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作為不發達經濟體GDP的替代指標。同時，二位作者還參考了Acemoglu &Autor (2011) 以及Jaimovich &Siu (2011) 對三個技能組（高技能，中等技能和低技能職業）的劃分方式，整理了不同技能級別的美國就業數據。此外，作為對兩位作者以往研究經驗的承襲，文中以美國邊境管制人員巡邏時間數據(以小時為單位)來表徵美墨邊境管控強度與移民遷移成本。
2.2 DSGE模型的應用分析結果
論文中的DSGE模型應用分析手段包括了脈衝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而其主要研究結論系來自前者，所以這裡進對脈衝響應分析結果進行簡述。
2.2.1 冰山貿易成本的下降
圖2顯示了關鍵模型變數對國際貿易冰川成本的負衝擊（一個標準偏差）的脈衝響應（表示為與穩態的百分比偏差），反映了貿易成本下降對離岸外包的影響。在國內，較容易的離岸外包推動了面向全球市場的高技能勞動者的就業，但抑制了只為國內市場執行任務的中等技能勞動者的就業（見第一行左一和左二小圖）。高中級技術工人的收入份額也有類似的反應（見第三行左一和左二小圖）。另外，商品和服務之間消費的互補性同時促進了低技能工人的就業和工資以及高技能工人的就業和工資，這導致了勞動力市場兩極分化（見第一行右一和第三行右一小圖）。
圖2. 國際貿易冰川成本衝擊下的脈衝響應分析
圖3顯示了關鍵模型變數對境外勞動力遷移的沉沒成本的負衝擊（一個標準差）的脈衝響應，主要對應的是現實中邊境管控放鬆、低技能勞動者移民障礙減少的影響。可見，隨著移民的加快入境，境外勞動力的儲備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中間一排，左二小圖）。因此，發達經濟體的家庭更傾向於投資於技能培訓，以將自身勞動力從低技能服務職業轉移到高技能和中等技能崗位，從而實現本國勞動力技能結構的升級（參見Ottaviano, Peri &Wright，2013）。勞動力技能結構升級的效果可以從圖3中看出，原因是本國低技能就業人數下降（第二行，左一），而高中級技能工作崗位數量上升（第一行）。更簡單地說，從上述分析結果可以梳理出下面的傳導機制：低技術移民給低技能工資帶來下行壓力→發達國家本土勞動力就業向高技能和中等技能職業轉移→高中級技能勞動力的收入份額增加，但是低技能人員的收入份額下降（見圖3的第三行）。因此，如前所述，勞動力跨國遷移、離岸外包、技能結構的內生演化這三大機制的結合運用，有助於解釋當前發達經濟體中的勞動力技能結構演化機制，以及其中暴露出的兩極分化問題。
圖3. 勞動力遷移沉沒成本衝擊下的脈衝響應分析
根據上述分析結果，論文作者提出了以下幾點主要結論。首先，離岸外包導致就業兩極分化。由於離岸成本下降，國際間的分工協作有利於高技能工人的就業(這些工人的工作份額在全球範圍內銷售)，但是損害了只為國內行業服務的中等技能工人的就業。反過來，商品和服務之間的互補性也會增加對服務的需求，者又使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收到促進，從而導致就業兩極分化。其次，低技能移民以服務業部門作為主要就業去向（來自墨西哥等國的勞動者通常從事的是兒童保健、健康服務、園丁等個人服務工作，或是走上食品加工等對技能要求不高的崗位），為其提供了豐沛的勞動力，但這抑制了低技能就業的工資水平，從而產生了如圖1所示的兩極分化和工資不對稱模式。第三，低技術移民使發達經濟體的本土工人更願意接受技能培訓（一些計量實證研究中得出的經驗證據確實也表明低技能移民與本地人的高等教育程度正相關）。第四，通過降低低技能移民和離岸外包的障礙，通過多種渠道提高福利水平，即通過降低服務價格，鼓勵本國工人進行培訓以及提高生產率，因為經濟專門從事更多的工作高效。
3. 若干啟示
從前文可見，Mandelman &Zlate在其前期成果的基礎上，對自己的DSGE模型進行了恰到好處的改進，在模型中引入了若干新結構、新機制，為其他研究者(尤其是亟待把握模型改進與創新思路的初學者)帶來了較大的參考價值。筆者個人認為，上述改進中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內生化的技能培訓決策和勞動力技能結構演化，這在涉及勞動力市場的現有DSGE模型研究中均屬於較有新意的設計。
同時，Mandelman &Zlate (2016)對國內研究者的另一借鑒價值在於，與本文兩位作者注意到的兩極分化問題類似，我國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也同樣出現了就業的兩極分化問題。對其中的「高端」一極，城市的管理者們自然樂意見到其在本地的聚集和落腳；然而，再高端的城市，也同樣離不開最基本的服務行業，所以就業領域的「低端」一極也會得以發展壯大，對區域經濟的管理者、決策者而言，是應當任其「野蠻生長」，還是要加以約束、規範，抑或是更直接地予以驅趕或「疏解」？以上哪個選項才最有利於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並能真正使區域內的要素稟賦結構在長期內得到改善？也許DSGE分析框架能夠在這方面給出一個足夠科學、客觀的答案。
Abstract：
During the last three decades, the U.S. labor market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its employment polarization. As jobs in the middle of the skill distribution have shrunk, employment has expanded in high- and low-skill occupations. Real wages have not followed the same pattern. While earnings for high-skill occupations have risen robustly, wages for both low- and middle-skill workers have remained subdued. We attribute this outcome to the rise in offshoring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and develop a three-country stochastic growth model to rationalize their asymmetric effect on employment and wages, as well a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U.S. welfare. In the model, the increase in offshoring negatively affects middle-skill occupations but benefits the high-skill ones, which in turn boosts aggregate productivity. As the income of high-skill occupations rises, so does the demand for complementary services provided by low-skill workers. However, low-skill wages remain depressed due to the rise in low-skilled immigration. Native workers react to immigration by investing in training. Offshoring and low-skilled immigration improve aggregate welfare in the U.S. economy, notwithstanding their asymmetric impact on native workers of different skill levels. The model is estimated using data on real GDP, U.S. employment by skill group, and enforcement at the U.S.-Mexico b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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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編：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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