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洪武時代」是非常荒誕的 | 短史記

文史 03-13

圖：朱元璋像

文 | 諶旭彬

以《大誥》治國的朱元璋，雖然一再強調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在遵循「古先哲王教令」，是在恢復儒家傳統，但其最終造就的洪武朝，卻只是種種荒誕政治的集合體。

發動群眾抓污吏

常熟縣農民陳壽六突然間就成了大明帝國最耀眼的政治明星。

這位老實巴交的江蘇農民，平日常受當地「害民甚眾」的縣吏顧英侵害。忍無可忍後，陳壽六與自己的弟弟和外甥聯手將顧英綁起來，手持朱元璋親自編寫的《大誥》，來到京城告御狀。朱元璋很欣賞陳壽六的行為，賞給他二十錠銀鈔，賜給三人各兩件衣服，還免除了陳壽六三年的「雜泛差役」。

然後，皇帝下旨，將此事通報全國，予以表彰。

在表彰文件里，朱元璋說，如果有人敢羅織罪名報復陳壽六，我會將其「族誅」！如果陳壽六仗著我的名頭橫行鄉里，我也不會庇護他。但是，陳壽六的過失，地方官員無權決斷懲處，須將他召到京城由我親自審理。末了，朱元璋讚揚道：「其陳壽六其不偉歟！」

就此，陳壽六成了歸朱元璋直接領導的天字第一號百姓。

陳壽六的故事，只是洪武年間成千商萬類似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洪武十八、十九年，在通往南京城的各條驛道上，常能見到這樣的場景：百姓們帶著乾糧，三五成群或百十為伍，押著幾個手腳結實捆綁著的富豪或者胥吏，匆匆趕路。遇有官吏盤查，就從懷裡掏出幾本小冊子。看到這些小冊子，官吏們立刻收起威風，恭請他們過關。

這種現象，起因於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頒布的《大誥》里有這樣一條新政策：

「今後布政司、府、州、縣

在職的

吏員

，

賦閑的吏員

，以及城市、鄉村中那些老奸巨滑的

頑民

，若膽敢操縱詞訟、教唆犯罪、陷害他人，勾結官府，危害州里，

允許當地的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將這些人抓起來，綁送京城。如有人膽敢中途邀截，梟首示眾！各處關津、渡口，也不得阻擋。

」《大誥．鄉民除患第五十九》

朱元璋賦予百姓捉拿污吏的權力，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

關於這一新政，朱元璋還有不少補充條款。

譬如，他擔心地方政府為阻止百姓抓污吏上京，故意扣押他們的「路引」（《大誥二編》有規定，百型不帶路引出門，將被治以重罪），遂補充道：凡確實是進京上訪，或抓污吏上京的百姓，「雖無文引，同行人眾，或三五十名，或百十名，至於三五百名」，各處關口要津查問清楚，必須放行，不得阻攔，否則一律殺頭！

清理「污吏」之外，朱元璋也很重視為清官提供「制度保障」。他在《大誥》中補充道：

「地方上的官員是否廉潔，是否曾為百姓造福，當地百姓肯定知道。若有清官、好官被惡人中傷誣告栽贓陷害，朝廷一時失察，朕允許當地百姓，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上千人，歲末時一起到京城來找我，向我當面詳細奏報。朕必做到為善者嘉獎、為惡者嚴懲。」（《大誥．耆民奏有司善惡第四十五》）

最後，朱元璋說，若天下百姓願意按照朕的話去做，「即歲天下太平矣」，天下大治觸手可及。

只許抓污吏，不許抓貪官

在頒布上述新政策之前，朱元璋已採取了許多霹靂手段（包括剝皮實草的酷刑在內），來懲治明帝國泛濫成災的貪污腐敗。大批官員倒在了他雷厲風行的肅貪風暴之中。

但效果似乎令朱元璋很失望，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前屍未移，後屍繼之」。這種失望，是他在洪武十八年決定「發動群眾抓污吏」的主要原因。

賦予民眾「造反」的權力，與朱元璋早年的顛沛流離頗有些關係。登基之後，他曾寫詩回憶過那段慘痛的人生經歷：

「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倘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御制皇陵碑》）

那些棲身於古寺荒野、飢腸轆轆，有今天沒明天的日子，在他心裡投下了濃重的陰影。許多個前路茫茫的深夜，他伶仃一人，被巨大的無助感包裹嚙咬，生存這道難題如毒蛇般嘶嘶地向他吐著舌頭。在這些夜裡，他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著自己的命運為何如此多舛。而答案，似乎離不開貪腐與暴政。

不過，朱元璋所賦予民眾的「造反權力」，仍是有限的。簡單說來，就是官與吏須區別對待。對待「污吏」，朱在《大誥》里明確號召群眾去造他們的反；對待「貪官」，朱的政策卻是很保守的。

在比較早的一篇《大誥．民陳有司賢否》中，朱元璋說：

「如果官吏們巧立名色，害民取財，允許當地德高望重之人，聯名赴京上訪。同樣，如果官吏們治理有方，也允許當地德高望重之人，聯名赴京奏報朕。且須集體上京，不許三、五人、十餘人單獨上奏。」

此處，官員與胥吏被並為一談，民眾也還沒有被賦予「造反」的權力。

稍後，在那篇著名的《大誥．鄉民除患》中，朱元璋第一次明確開始「發動群眾反貪」，同時也明確限定了「被造反」的對象：

「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奸巨滑頑民。」

亦即只有胥吏和頑民，官員並不包括在內。

簡言之，朱元璋發動群眾「造反」，其範圍只限於「污吏」；對於「貪官」，群眾是沒有捉拿的權力的，只能走傳統路徑「上訪」。許多野史筆記及通俗歷史讀物，未曾注意到這一點，往往過分誇大了朱元璋在「群眾反貪運動」中的態度。憤怒的百姓衝進官衙，把貪官抓起來綁送京城，這樣的場景並不存在。在發動群眾「造反」這個問題上，朱元璋是很謹慎的。

在《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朱元璋說：

「朕設立地方各級官員，本是為了治理百姓。然而所任命的這些官員，都是些不堪之徒，到任之後就與當地的吏員、皂隸以及潑皮無賴一起殘害良民。這等貪官污吏，若不懲處，民何以堪！」

朱元璋號召當地「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壯豪傑者」來幫助自己治貪。但百姓的捉拿權，仍被嚴格限定在污吏層面：

「今後所在有司官吏，若將刑名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被冤枉者告及四鄰，旁入公門，

將刑房該吏

拿赴京來。若私下和買諸物，不還價錢，

將禮房該吏

拿來。若賦役不均，差貧賣富，

將戶房該吏

拿來。若舉保人材，擾害於民，

將吏房該吏

拿來。若勾捕逃軍力士，賣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鄰里眾證明白，助被害之家

將兵房該吏

拿來。若造作科斂，若起解輪班人匠賣放，

將工房該吏

拿來。」

明代衙門有「三班六房」。所謂「三班」，即負責緝捕罪犯、看守牢獄、站堂行刑等職務的快、皂、壯三班；所謂「六房」，則是與國家六部相對應的吏、戶、禮、兵、刑、工六房。三班設衙役，六房由胥吏負責。三班六房裡的工作人員都不屬於官員。

朱元璋說得很清楚，受貪官污吏欺壓盤剝的百姓們，可以「旁入公門」，從小門衝進去，把與自己的冤屈相對應的六房的胥吏抓起來拿送京城。至於官員，百姓們是無權抓捕的。考慮到不需百姓抓官員，而官員與胥吏一體，難免阻礙百姓的抓污吏行動，朱元璋在《大誥》里又說：如果官員阻止百姓抓污吏，我將族誅他們。

朱元璋是個明白人。如果百姓可以隨隨便便沖入衙門，把正在辦公的官員們五花大綁扭送京城，他的帝國也必然會土崩瓦解。摧毀官僚體系之後，僅憑個人威信，不可能治理得了這個龐大的農業帝國。這種史無前例且後果難以預料的事情，生性審慎、保守、厭惡風險的朱元璋，不會去做。所以，這場轟轟烈烈的「群眾反貪運動」，有了一條分明的界限：只許抓污吏，不許抓貪官。

維護官僚集團的威信與利益，對一個帝制國家的統治而言，仍是相當重要的。

對元代制度的「撥亂反正」

除了維護帝國統治的穩定，朱元璋區別對待貪官與污吏，也有政治理念方面的原因。

朱元璋不止一次在詔書里強調，他希望自己的帝國能夠恢復「三代古聖哲」時的氣象，希望能夠重興孔孟之道。

元代傳統重胥吏而輕官員，在儒家知識分子看來，恰恰與「三代之治」背道而馳。

儒家政治觀主張以德治國，政務決策出自知識分子出身的官員之手。

元代以胥吏治國，怠慢官僚，這一點讓朱元璋相當反感，曾多次當眾將其歸結為元代吏治敗壞乃至亡國的根本原因。

朱元璋更認同「重官員輕胥吏」的儒家傳統。他曾總結道：

「自周代開始，歷經漢、晉、唐、宋，歷代做官的賢人君子，都秉承著孔孟的基本精神，親自處理所有政務。所以他們

視吏卒不過如同奴僕

而已，善者則禮遇，不善者則罷黜。」

在著名的《胡元制治》篇里，他痛心疾首地鞭撻元代的暴政：

「蒙古人初主中原，與漢人風俗、語言各異，又不通文墨，所以

凡事都倚仗胥吏

。但三十多年之後，元代上層早已粗通文墨，各地政務卻仍然把持在胥吏手裡。自古以來貴賢臣而輕胥吏的傳統，竟然喪失殆盡！」

朱元璋希望按儒家傳統重建一個「視吏卒如奴僕」的體制。故建國之初，朱曾大力提倡恢復孔孟之道。但他驚訝地發現，重胥吏而輕官僚的風氣已經根深蒂固，難以撼動：

「朕如今所任命的官員，庸才眾多，所以在政務上依然蹈襲元代的弊端。終日袖手高坐，

一應事務任憑胥吏處置

。像戶部侍郎張易，憑儒學為官，朕讓他掌管錢糧，所有收支居然全操縱在胥吏手裡，他坐在辦公室猶如死屍！朕詢問他錢糧收支狀況，則茫然無知，四顧惶然！」

胥吏不把官員放在眼裡的現象，在明朝初年相當普遍。譬如，常熟縣胥吏沈尚，衡州開化縣胥吏徐文亮，曾把各自的上級，也就是當地的縣官，揪倒在政廳里拳打腳踢。為此朱元璋氣得七竅冒煙，恨鐵不成鋼地大罵：

「那些胥吏當然統統該死，可你們這些做官的如此任人侮辱，難道都是飯桶！」（《大誥．吏毆官長第十六》）

毆打縣令還算情節較輕者。蘇州崑山縣的皂隸朱升，已完全脫離本縣縣官的約束，糾結同夥，連欽差的旗軍都敢當眾毆打。朱元璋曾無可奈何地哀嘆道：

「胡元之治，天下風移俗變，九十三年矣。無志之徒，竊效而為之，雖朕竭語言，盡心力，終歲不能化也，嗚呼艱哉！」

教化不起作用之後，朱元璋終於決定採取「號召群眾造反」這種驚世駭俗的雷霆手段，來對付驕橫了近一個世紀的胥吏們。

胥吏與民間的非原子化

胥吏們的勢力，上不足以與朱元璋無匹的皇權相比，下不足以抗衡群眾運動的汪洋大海，整頓這些人本應該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事實卻不然。朱元璋在《大誥三編》里詳述過一個捉拿不法胥吏的案例，其過程之艱難曲折，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溧陽縣的皂隸潘富，「教唆官長貪贓壞法，自己挾勢持權」。洪武十八年，山西人李皋到溧縣做知縣，一上任就和潘富這些胥吏一起同謀害民，巧立名目，大肆科斂。李皋到任不到一個月，潘富就用搜刮來的錢財，買了一名蘇州女子送與他。可笑的是，這女子安頓在潘富家中，李皋幽會過三、五次之後，潘富竟將其納為小妾，據為己有了。對此，李皋也無可奈何。在潘富等胥吏們的教唆下，李皋下令科斂荊杖，所有溧陽縣的百姓，都要向官府繳納一根荊杖。百姓們把荊杖送來，潘富們又借口質量不好，拒絕收納，甚至拳打腳踢，逼迫百姓把荊杖「折換」成銀錢交上來。

當地百姓黃魯到京城告御狀——此案涉及知縣，百姓們沒有自發捉拿的權力，只能上訪。朱元璋下旨嚴查，派人去捉拿潘富。潘富上演千里大逃亡，處處皆有人願意庇護他。

先是溧陽本地的儒士蔣士魯等十三家人，秘密把潘富遞送到鄰境的廣德縣。不久，潘富流竄到建平縣，緝捕的差役們跟蹤到建平，當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將其遞送回了溧陽。溧陽百姓朱子榮，又將其暗中遞送到宜興縣。宜興百姓杭思鼎，又將其遞送到安吉縣。安吉縣百姓潘海，又將其私遞到長慶縣。長慶縣百姓錢弘真，又將他遞送到歸安縣。歸安縣百姓吳清浦等人，又將其秘密送至德清縣。追捕的差役趕到德清縣，當地百姓趙罕仁又將其秘密護送到了崇德縣。崇德縣的豪民趙真、勝奴，家財萬貫，平日蓄養許多無業游民，做販賣私鹽的勾當，來往的朋黨多達數百人。潘富即藏匿在趙真家中。緝捕的衙役隨後趕來，趙真將潘富暗中遞送到千乘鄉的一座寺廟裡。廟裡的和尚們糾集兩百餘人，反將緝捕潘富的差役們團團包圍，殺傷多人……

此事越鬧越大，潘富難以緝捕的問題，被再次上報至朱元璋案前。朱元璋下令，將趙真及其同夥兩百餘戶人家的家產全部抄沒，凡參與圍攻差役者，一律誅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戶人家，全部梟首示眾，家產一同抄沒！

在皇帝簽發了緝捕詔書之後，一個小小的胥吏，竟然能夠上演一場如此大規模的逃亡，先後歷經八縣，涉及三百多戶人家。結果因其而死者近千人。以胥吏身份而能夠在八縣縱橫自如，死黨無數，豪戶大家為保護他甚至不惜與皇帝對立。這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讓朱元璋怵目驚心。也讓他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元代「重胥吏而輕官員」這一傳統，可能對皇權所造成的巨大威脅。朱元璋三番五次強調元代因此而亡國，並不是在危言聳聽。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在治理污吏這個問題上，朱元璋為什麼會選擇前無古人的「群眾運動」。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自由發展之後，以胥吏為核心，相當一部分底層百姓已經擺脫了原子化狀態，不但擁有了自己的組織，甚至可以與地方官府分庭抗禮。不管這些組織有沒有「害民」之舉

（需要注意的是，以上種種關於胥吏及其組織的不法描述，皆來自官方的《大誥》，限於資料，今人已很難廓清這些胥吏具體的所作所為，也很難判斷其「害民」行為是否屬實）

，朱元璋皆不會允許它們繼續存在。相較於利用官僚系統去鎮壓，發動群眾運動去摧毀這些群眾組織，對朱元璋而言，顯然更為划算。

犧牲社會活力換取政權穩定

有破必須有立。消滅以胥吏為核心的民間組織的同時，朱元璋還致力於恢復民眾日常生活中的儒家傳統。

比如，在《大誥．鄉飲酒禮第五十八》里，朱元璋下令恢復廢棄已久的「鄉飲酒禮」。這種鄉飲活動，形式上類似於集體聚餐，目的在於弘揚為子盡孝、兄弟相親、鄰里和睦、朋友有信、長幼有序等儒家傳統倫理道德。恢復這一活動的初衷，朱元璋說得很明白：

「朕本不才，不過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

這種古老的鄉飲活動，在兩宋時期即已淪為形式，在元代則幾乎完全消失。但朱元璋是真心想要恢復。他下詔說：鄉飲坐席必須按照年齡和德行來排列，良賤分開成席。有犯罪前科，和德行有虧之人，不許入善良之席。如果混淆貴賤，主會者治以重罪，亂席者全家流放邊疆！最後，朱元璋告誡民眾，他不是說著玩的：

「從者昌，否者亡」。

為長期保持民眾的原子化，朱元璋非常樂衷於干涉民眾的日常生活。

在《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里，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百姓們

「互相知丁」

。他要求，自這一規定頒布之日起，市井村鎮中的老百姓，對自己的鄰居，一定要做到「互知業務」，也就是知道他們平日里從事何種職業；還要做到知道鄰居家裡幾口人，幾個人從事農業，幾個人讀書，幾個人從事手工業或者商業；對於讀書的鄰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師是誰，在哪裡上學；給別人做老師的，也必須知道他所教的學生都是誰。

鄰里之間彼此知道得這麼清楚，目的是什麼呢？

朱元璋解釋說，按照古聖賢的分類，民眾可以從事士農工商四種生計。在聖人們的教導下，民眾謹守四業，所以天下太平康樂。不在四業範圍之內謀生者，沒有不違法犯罪的。「知丁法」不是我朱元璋自己創造的，「朕本無才，申先王之教，與民約告」，不過是重申先王的遺教罷了。「知丁法」的目的，就是為了抓出那些不務四業的害群之馬——那些遊手好閒的「逸夫」，羅織詞訟，勾結胥吏，弄權官府，實在是社會的毒瘤。「知丁法」推廣後，百姓們把自己了解的鄰里情況上報里甲，里甲再把情況報告縣衙，如此一級一級備案，「逸夫」們就無處遁形了。

最後，朱元璋還嚴厲警告道：如果《大誥》頒布下去，一里之間，百戶之內還有「逸夫」，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抓，任憑「逸夫」遊盪在公門、市井之中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話，「逸夫」處死，里甲和四鄰全家流放邊疆！

對於不同職業的百姓，朱元璋還有更具體的規定。

如果你是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每日里不得離開自家方圓一里。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須讓鄰居知曉。

如果你是工匠，出遠門做工，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讓鄰居知道你的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也要說與鄰居知道。

經商者，本錢有多有少，貨物有輕有重，所行有遠有近，走水路還是走陸路，都要詳細註明在「路引」當中。歸來的大致期限，鄰里務必知曉。若一年沒有消息，兩年未曾歸來，鄰里必須去其家中調查原因。如此，對方借經商之名在外胡作非為，鄰里才不必承擔連帶責任。

最後，朱元璋對全國百姓表達了他的美好憧憬：

「若百姓都遵守朕所申明的先王之教，大步邁入仁壽之鄉，樂天之樂，豈不快哉！」

對於這個「知丁法」，朱元璋有著十二分的重視。在《大誥續編》里用了許多條款來不斷嚴厲重申。

比如，在《辨驗丁引第四》里，他補充說，百姓、官員們在「驗丁」的時候，不但要驗看其所從事的職業是否與路引相符合，還要注意這個職業是不是他的主要生活來源，如果不是，肯定另有不軌圖謀，應抓起來細細盤問。

在《驗商引物第五》里，他又補充：如果商人們的路引雖未過期，但身邊卻未帶任何貨物，里甲村店必須將其當作「逸夫」、「游食者」捉拿送官，重則殺身，輕則流放邊疆。若里甲店主不抓，而被其他人抓住，里甲店主與「逸夫」同罪。

在《再明游食第六》里，朱元璋給「逸夫」、「游食者」留下了一個月的改過自新的時間。期限過去後，仍然不在四業之中討生活的，四鄰、里甲有義務將其抓起來送官。如果不抓，這些人必然為害鄉里，一旦案發，四鄰、里甲與之同罪。

朱元璋還不止一次嚴厲申明，不許各地衙門招收市井之人充當吏卒，理由是這些市井百姓沒有田產，不耕作艱辛。朱元璋說，這些人毒如蝮蛇，「設若官府差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厭足！」各衙門若膽敢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

朱元璋對百姓日常生活的上述種種干涉，無疑是反人性的。若嚴格執行「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個互相監視、遍地特務、極其缺乏活力的死氣沉沉的社會。朱元璋喜歡這種死氣沉沉，長期以來，帝制中國的「外儒內法」，本就一貫崇奉以損害社會活力為代價來維護社會的穩定。朱元璋當然不會忘記，流民們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龐大無匹的元政權的。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國：

「（恢復古聖王的制度）使民復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鼓腹而歌曰：無官逼之憂，無盜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嘗慕此。」

他的理想國，是靜態的。

荒誕的洪武時代

《知丁法》的邪惡本質，很快就凸顯了出來。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田縣幾個農民，以一個叫羅輔的人為首，一共十三個人，窮極思變，想合作干點別的營生，聚在一起商量道：「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厲害，我等不務農恐怕會獲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幾根手指，如此變成殘廢，不務農就沒罪了。」眾人齊聲說好。結果被人告發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將這些「奸民」押回原籍梟首示眾，將各家的成年男丁族誅，婦女小孩一律流放。末了，朱元璋痛心疾首地說道：

「你們不遵教化，自殘父母賜給的身體，是不孝；誹謗朝廷法度嚴苛，是不忠。將你們這些不忠不孝之人全家誅殺，朕也實在迫不得已！」

「發動群眾抓污吏」，也很自然地演變成了「發動群眾抓富人」。在《大誥三編》里，朱元璋講了幾個啼笑皆非的案例。

安吉縣佃戶金方，租種了本縣地主潘俊二的一畝二分地，連續兩年沒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裡去索討，結果，金方「響應」朱元璋的號召，把潘俊二當作禍害百姓的豪強綁了起來，還勒索他黃牛一頭、肥豬一口。在逼著潘俊二寫完已經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張文書之後，金方大搖大擺將其綁到了京城。

烏程縣百姓余仁三，是本縣富戶游茂玉家的佃戶。水災期間，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頓，借給他許多米糧。事後，余仁三非但不想著還糧，反而勾結刁民一百餘人，跑到游茂玉家裡打砸搶。在搜出所有的借米憑據之後，余仁三等人將游茂玉當作「害民豪強」，捆綁起來押送到了京城。

金方和余仁三的運氣不太好，朱元璋「英明」地識破了他們的詭計，使其落了個梟首示眾、全家流放的下場。但朱元璋的「英明」不及之處，有多少金方和余仁三在活躍，是可以想見的。

《知丁法》和「發動群眾抓污吏」二者結合後，事情常常朝更變態的方向發展。朱元璋在《大誥》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嘉定縣百姓沈顯二，和自己的鄰居周官二一起，把禍害本地百姓的里長顧匡捆綁起來，準備送往京城。走到蘇州閶門，當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貴五齣來給他們講和，沈顯二收下15貫銀鈔，一匹綢緞和一些銀釵銀鐲後，當場把顧匡給放了。

顧匡回家之後，思前想後，膽戰心驚，覺得在一個彼此監視，滿地密探的社會，事情終究還是會敗露。最後決定化被動為主動，去京城自首，他覺得這樣也許可以逃過一死。曹貴五得到這個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勸和人，必然也會有連累」，於是決定與顧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隨後得到消息，也表示願意同行。

四人當中，沈顯二最後得知消息。聽說三人已經出發，沈顯二星夜追趕，終於在淳化鎮趕上。沈顯二提出也一同去自首，顧、周、曹三人卻設計將他綁了起來。原來這三人湊在一起，決定把沈顯二當作「害民豪強」押往京城。

事情還有曲折。四個人進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強」的報告剛剛遞送上去的節骨眼，沈顯二卻跑掉了。主管上訪事務的通政司讓他們把「害民豪強」押到衙門裡去受審，周、曹二人私下計議，無奈之餘，只得又將里長顧匡，給綁了起來。

通政司接到的上訪報告里，顧匡是良民，現在卻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強」，所以官員們審問周、曹二人：「顧匡是和你們一起抓沈顯二的人，你們怎麼又把他抓起來了？」周官二隻好如實回答：「顧匡本來是我們最早捉拿的人，沈顯二受賄把他放了。我等害怕事情敗露，一同赴京自首。沒想到沈顯二隨後也追了上來，我等遂將他當作騙人財物的奸民捆綁了來，而把之前的事情隱瞞掉了。如今沈顯二跑掉了，我們只好又把顧匡綁了來。」

朱元璋說，這幾個人說話，一會兒一套，實在太奸詐，誰也捉摸不透他們心裡的詭計，全部梟首示眾！

人殺了，但殺人並不足以消解現實世界的荒誕。

朱元璋曾經下詔，要求全國所有的百姓必須做到家家有一套《大誥》系列叢書。還規定：有這套書的百姓，犯了罪可以減輕處罰；沒有則加重處罰；拒不收藏者，則流放邊疆。當時的學校里，《大誥》也始終是必修科目。朱元璋還親自主辦過多場《大誥》學習報告會，來京城講述《大誥》學習心得的師生前後達19萬餘人之多。

朱元璋死後，這套風靡全國的叢書，迅速就被民眾給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