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嘆命運無常，抗戰時期捲入毛澤東彭德懷之爭的徐向前

徐向前，中共十大開國元帥中唯一的北方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最被低估的中共戰將，相比林彪、粟裕一點也不遜色猶有過之。持這一觀點的人，大多都以徐向前兩次國共內戰時期擔任紅四方軍總指揮、晉冀魯豫軍區第一副司令的輝煌戰績來論證，1949年國統區出版的《中共人物群像》中也稱徐向前為「中共第一流的戰略戰術家」，卻忽略了徐向前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為。

然而，1939年當徐向前第一次獲得重用，首次負責一個戰略方向，出任八路軍第一縱隊司令員獨當一面，統一指揮進入山東的八路軍115師部隊、山東縱隊和江蘇北部的八路軍部隊時，卻似乎陷入了一場毛澤東與彭德懷的爭執之中，甚至還出現了要求徐向前取代林彪出任115師師長的聲音。山東部隊正是後來林彪東北野戰軍的絕對主力，如果不是因為徐向前被召回延安意外受傷，也許就沒林彪什麼事了。

在平原地區抗日根據地

1937年抗戰爆發後，根據中共與國民黨的協議，紅四方面軍紅4軍、紅31軍及陝北紅軍一部改編為八路軍129師，徐向前出任副師長，東渡黃河進入山西抗日。因徐向前與閻錫山同為山西五台人，並且徐向前早年畢業於太原師範與閻錫山有師生之誼，在進入山西後很長一段時間裡，徐向前實際承擔的是利用故舊關係統戰閻錫山及其所部，直到山西大部淪陷後才回到129師從事軍事工作，真正獨當一面還要等到1938年。

1938年春，侵華日軍為準備武漢戰役，大量抽調華北日軍南下，造成華北平原地區日軍兵力空虛。4月，中共決定八路軍到河北、山東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129師前往河北平原，這是中共在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開始。

4月下旬，129師決定全師主力分為左右兩路縱隊，左縱隊以129師陳錫聯769團、115師韓先楚689團及曾國華支隊組成，由徐向前率領進入河北南部平漢鐵路以東活動，又被成為「路東縱隊」。陳錫聯與韓先楚都來自原紅四方面軍。右路「路西縱隊」以陳賡386旅組成，由陳賡率領到平漢鐵路以西邢台、沙河一帶活動。東西兩路互相配合，威脅日軍控制的平漢鐵路、津浦鐵路兩大交通幹線，形成東接魯西北、南下河南北部的有利態勢。

4月底，徐向前率部抵達河北南部的南宮縣（今河北省邢台市南宮市，臨近山東省），與先期抵達的陳再道、宋任窮等匯合。面對河北南部30多個縣日軍、偽軍、國民黨軍、八路軍犬牙交錯，會道門組織及各種義勇軍、保安隊、民軍等雜牌武裝盤根錯節的局面，徐向前首先提出了抗日政權建設，以南宮為中心建立以中共主體的各級抗日政權，成立了冀南軍政委員會作為統一戰線的政權機構行使權力。

與此同時，鑒於平原地區相比山區不利於游擊戰爭的特點，徐向前在《群眾周刊》上發表了《開展河北的游擊戰爭》一文，提出「創造平原地區的『人山』的口號」。 「游擊隊活動的依託，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條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與廣大人民的結合。但游擊隊要自己能鞏固和發展，並進行機敏的靈活的動作，其主要條件是取得廣大人民的擁護與幫助。周恩來同志說：『軍隊與游擊隊是魚，而人民是永。』這個比喻是最正確不過的。河北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假如我們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廣大的人民推動到抗日戰線上來，把廣大的人民造成游擊隊的人山，我想不管什麼樣的山，也沒有這樣的山好。」

所謂的「人山」即是以人為山，以中共游擊隊「良好的紀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積極性，在一切行動中，真正表現自己是為民族利益而鬥爭，真正站在保護人民的利益上」的政治工作，贏得民眾的支持。

通過這些舉措，1938年8月，中共在冀南成立了冀南行政公署，下轄6個專區、51個縣級政權，民主人士楊秀峰當選公署主任，宋任窮當選副主任。中共在冀南真正站住了腳跟，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據地。

據徐向前個人回憶錄記載，到9月底，冀南八路軍配合地方武裝「解放臨清、高唐、臨漳、內黃、清豐、滑縣等二十多個縣城，消滅日偽軍萬餘人，爭取偽軍反正五千餘人，收編數十股雜色武裝和二十餘縣的民團、保安隊，建立了五十一個縣的政權，控制了西起平漢線、東至運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廣大地區，人口逾八百萬」。

1938年底，徐向前領導冀南抗日根據地，粉碎了國民黨河北駐軍掀起的反共高潮。1939年春夏，日軍集中兵力掃蕩華北抗日根據地，其中5個師團3萬餘人分11路圍攻冀南八路軍，就連徐向前都承認「這次反掃蕩異常艱苦」，但到1939年5月日軍不得不撤出根據地。

徐向前將這一反掃蕩的成功歸咎於「人山」戰略——「各縣、區、村均建立起群眾性的抗日武裝，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男性幾乎普遍參加了自衛隊或游擊小組。各種抗日群眾組織，迅猛擴展。僅南宮縣的農民協會、婦女救國會、工會、青年抗日先鋒隊等團體，即擁有數十萬會員。在反掃蕩中，群眾創造了挖地溝對付日寇的辦法。在廣大平原上挖了總長達萬里的道溝……」

1939年5月，徐向前奉命前往山東工作，從此離開了冀南，離開了129師。

1940年底徐向前從山東返延安，坐騎是129師769團在七里村伏擊日軍中繳獲的

複雜的山東根據地

1938年中共決定開闢平原抗日根據地時，山東平原地區與河北平原一同成為重點地區，以後來徐向前在延安與毛澤東的談話來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地位比河北更為重要。

在毛澤東看來，「山東是我們的重要戰略支撐點之一，不論現階段或將來的總反攻階段，對整個戰局都有關鍵性的作用。目前，它是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樞紐，將來，它是我軍反攻東北的戰略基地。」

1938年8月，八路軍115師343旅政委蕭華率旅部機關一部從山西出發，於9月到達河北山東交界處的山東樂陵縣，與前期抵達的曾國華第5支隊、129師津浦支隊及當地武裝匯合，組成八路軍東進抗日縱隊，蕭華任司令員兼政委，控制著天津南部、山東西北15個縣，兵力兩萬餘人。

1938年12月，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進入山東湖西地區（即山東大運河上串聯在一起的微山湖、昭陽湖、獨山湖、南陽湖「南四湖」以西地區）單縣、豐縣邊八大庄一帶。同月，115師代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率師部及343旅686團楊勇部從山西出發，挺進山東。1939年2月，685團與八路軍山東縱隊挺進支隊合編為蘇魯豫支隊。1939年3月，115師344旅代旅長楊得志率近100人由山西高平出發抵達河北、山東、河南交界處，與當地武裝整編為冀魯豫支隊，活躍在泰山、運河以西地區，約八千餘人。

在中共八路軍主力進入山東的同時，抗戰爆發後在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領導下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建立的地方武裝，1938年6月在中共中央指令下，整編為山東人民抗日游擊支隊。12月，進一步整合為八路軍山東縱隊，下轄8個支隊，活躍在魯中、魯南、膠東地區，約4萬餘人。此前1938年8月，中共曾從延安派遣以張經武為首的20多名幹部前往山東，加強山東遊擊支隊的軍事、政治工作，縱隊成立後張經武擔任總指揮，黎玉任政委，同為延安前往的王建安任副總指揮、江華任政治部主任。

也就是說，同一時期，中共八路軍在山東就存在山東縱隊、115師兩大軍事指揮體系，兩大互不統屬的軍事指揮體系並存，必然存在指揮協調問題。更何況山東縱隊作為地方武裝，缺乏紅軍老底子，戰鬥力與政治素養都不足，但卻是土生土長具有「地主」之便；115師有紅軍的老底子，軍事政治素養高，戰鬥力強，卻是外來戶。建立統一指揮機構，優勢互補，壯大山東抗日根據地迫在眉睫。

此外，與河北類似，日本當時實際僅佔據了山東的濟南、青島等大中城市及鐵路沿線，並不掌握山東中部山區及廣大農村地區，大量的國民黨部隊、基層政權在這些地區廣泛存在，民眾自發的抗日武裝、土匪等見縫插針。國民黨部隊中既有東北軍于學忠部這樣的對中共較為友善的，也有遊記第5縱隊司令秦啟榮這樣的鐵杆反共分子，再加上中共抗日武裝、日軍，山東形勢錯綜複雜。

要統一指揮山東八路軍，這位人選既需要足夠威望以服眾，尤其是讓115師這支由紅一方面軍絕對主力紅一軍團改編的部隊信服，更需要過人的能力以應付複雜的局面。此外，紅一軍團作為毛澤東的嫡系，要統率115師，恐怕還得令毛澤東放心、信任。

誰選擇了徐向前？

以中共十大元帥當時的任職情況來看，朱德、彭德懷主持八路軍總部工作，並且作為八路軍正副總指揮，兩人不可能前往山東。曾任115師師長的林彪，無論是個人威望還是毛澤東的信任，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但此時仍在蘇聯養病。115師政委羅榮桓，個人威望足夠，也在山東，卻是政工幹部，其軍事指揮能力在115師內部都難以令代師長陳光信服。曾任115師副師長的聶榮臻也是合適人選，但在晉察冀已經闖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臨陣換將並不好。

其餘諸人也大多重任在身，抽不開身。賀龍坐鎮晉西北，擔負著保衛陝甘寧邊區側翼安全重任，留守陝甘寧的也是隸屬於賀龍120師的王震359旅，到1942年時賀龍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擔負中共中央駐地防衛重任。陳毅正主持新四軍江南抗日根據地，並且以其紅軍時期的資歷，恐怕也很難讓以紅一軍團為底子的115師幹部服氣。劉伯承主持太行地區軍事工作，承擔保衛八路軍總部的重任。唯一空閑的似乎只有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當時正在中共南方局協助周恩來做統戰工作，其資歷之深中共軍內少有，可能葉本人也擔任軍事主官獨當一面，就像後來的第四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一樣，放著參謀長不當要去干14兵團司令，但葉缺乏獨當一面的經歷。

最後，只剩下了徐向前。作為前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軍事才幹與威望足以服眾，冀南的工作經歷也證明了徐向前在複雜條件下開闢抗日根據地的能力，並且冀南抗日根據地已經站穩腳，可以放手離開。此外，在中共先期派往山東的紅軍幹部中，很多都是出身紅四方面軍，如山東縱隊副總指揮王建安，曾任紅四方面主力紅四軍政委。冀南抗日根據地與山東接壤，也有地利之便。

儘管算起來徐向前是最佳人選，但究竟是誰選擇了徐向前，在徐向前本人的回憶錄中，表述為「黨中央根據北方局的建議，決定我和朱瑞同志率一批幹部去山東，加強那裡的敵後游擊戰爭領導工作」，時任中共北方局為楊尚昆。

不過，中共對華北、山東地區的雙重領導問題，即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與太行地區的中共北方局、八路軍總部都對華北、山東地區具有領導權。並指出，「在一段時期內，太行的八路軍總部對華北、山東的影響相對於延安更大，經常的情形是，太行直接下令，然後報延安備案」，以朱德、楊尚昆返回延安為界，此後延安對華北、山東的指導作用越來越凸顯。例證之一，即是115師師部進入山東是朱德、彭德懷依照毛澤東的指示下令，名義上115師是奉八路軍總部進入山東，實際卻是毛澤東的指令。

組建八路軍第一縱隊是由八路軍總部決定的。此前八路軍總部還曾賦予山東縱隊「統轄山東及蘇北中共武裝」職責，但隨著115師進入山東失效，因而才有了第一縱隊的成立，「八路軍總部給其的許可權是統一指揮115師、山東縱隊和中共在蘇北的部隊」。

而當時的八路軍總部，實際就是朱德、彭德懷二人，朱德更多是作為名義上的總指揮存在，彭德懷負責實際的軍事工作。此外，彭德懷還是北方局常委，涉及軍事幹部，可能更有話語權。也就是說，從成立第一縱隊到選擇徐向前去山東，很大可能出自彭德懷的主意。有資料也表明，紅軍一、四方面在四川會師時，徐向前不同於張國燾、陳昌浩的謙遜、內斂給彭德懷留下了極好的印象，1937年徐向前回五台探親時，也是彭德懷給了徐向前幾十塊大洋。

從性格來說彭是一個純粹的軍人，選擇徐向前、成立第一縱隊，都是出於山東抗日局勢的需要，將115師劃歸第一縱隊領導也是同樣的道理。只不過，徐向前似乎經歷過張國燾事件後懂得了一些什麼，在山東時極少過問115師的事情，專註于山東縱隊、山東抗日根據地建設。

徐向前在個人回憶錄也做了解釋，「八路軍一縱隊轄山東縱隊、一一五師一部、冀魯邊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及蘇北境內的抗日武裝力量。山東的部隊分散在很多地區，建立一個統一領導的機構是必要的。但有些部隊，如陳光部、楊得志部、肖華部等，均獨當一面，距離我們較遠，又能同黨中央和總部直接聯繫，因而相對保持其獨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領導重心，放在山東縱隊。」徐也點出了115師各部能與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直接聯繫。

1938年9月，蕭華率東進抗日挺進縱隊東進途中，在冀南抗日根據地南宮，和徐向前(左一)、符竹庭(左二)、宋任窮(左三)

山東一年

徐向前在山東只待了短短一年，但在這一年裡，他將在冀南的經驗複製到山東，使山東抗日根據地煥然一新。為加強山東地區的統一領導，中共還成立了由郭洪濤、徐向前、朱瑞、羅榮桓、黎玉、張經武、陳光、彭雪楓組成的山東分局，原山東省委書記郭洪濤任分局書記，以及由朱瑞、徐向前、郭洪濤、羅榮桓、黎玉為委員的山東軍政委員會，隨同徐向前一同進入山東的第一縱隊政委朱瑞任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

進入山東後，徐向前一手抓抗日政權建設，解決八路軍的後勤保障問題，建立鞏固的抗日根據地。到1940年3月，中共在山東境內完整與不完整的民選縣政權達40多個，到1940年底發展到90多個以及一個行政主任公署，甚至還成立了山東省參議會。由黎玉任主任的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實際上行使著山東省政府的職權。

與此同時，徐向前另一手抓軍事建設，擴大部隊規模與推行部隊整訓相結合。從115師抽調兩千多人到山東縱隊充當骨幹，加強山東縱隊的正規化建設，又從山東縱隊一次性抽調3萬餘人槍給115師，加強交流。經過兩期的整訓和擴編，到1940年上半年，山東縱隊發展到5萬1千人（不包括劃給115師的3萬人），1940年6月整編為5個旅4個支隊，初步完成了正規化、野戰軍化。到1940年初，115師進入山東部隊也發展到5萬8千餘人（包含由山東縱隊劃歸的3萬餘人），從而使山東八路軍正規軍超過10萬人。而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所著《八路軍》一書，1940年冬季時八路軍約為40萬人，山東一地佔四分之一。

1940年5月，中共中央要求徐向前作為黨代表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6月1日，徐向前離開沂蒙山區西進。後中共七大因種種原因一直推遲到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才召開，而徐向前因馬受驚被踢，導致左腿脛骨骨折，卧床休養半年多，再也沒有回到山東、回到抗日前線。傷愈後，1942年出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參謀長，參與陝北邊區防禦。

徐向前離開後的山東

徐向前離開山東後，山東八路軍再也沒人有足夠的威望能夠出任第一縱隊司令員，統一指揮山東地區八路軍，第一縱隊名存實亡。也就說，實際上八路軍第一縱隊是以徐向前的個人威望得以存在，運行暢通，徐向前是第一縱隊的核心。在徐向前離開山東前6天，還曾與朱瑞、黎玉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建議115師歸八路軍第一縱隊建制，以徐向前為115師師長，陳光為副師長，羅榮桓為政委，以便加強統一領導。

前述徐向前在個人回憶錄中談及不干涉115師事務，卻在收到中央電報返回延安參加中共七大後、離開山東前向中共中央提出這樣一份直接干涉甚至有些兼并115師意味的電報，令人費解。徐向前時為第一縱隊司令員，朱瑞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第一縱隊政委、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黎玉為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主任，實際是山東省政府一把手，三人分別代表是山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發出這樣一份電報，中共中央、毛澤東會作何感想？中共中央如何回複目前沒有公開資料可查，但最終結果是一切都因徐向前的離去成為泡影。

徐向前離開後，名義上時任中共山東分局書記、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朱瑞，是中共在山東地區的最高領導人，應成為領導核心。但朱瑞由於歷史和能力原因，領導115師有些困難。而115師所部作為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根紅苗正，可以說是毛澤東的嫡系，但要領導山東縱隊、山東分局組織程序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順。既然不能相互領導，那就只能各干各的，重回分立局面。

為解決這一局面，1940年8月中共中央複電八路軍總部決定，朱瑞負責山東分局事務，統一黨政軍領導，陳光、羅榮桓負責軍事工作。然而在實踐中，陳光、羅榮桓作為115師首長不是山東黨的主要領導，指揮山東縱隊有困難。這種群龍無首的局面也引發了朱瑞與陳光、羅榮桓的矛盾，以至於1940年11月羅榮桓致電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建議徐向前任115師師長、朱瑞任政委、陳光任副師長、蕭華任政治部主任，他本人回延安學習。

最終在毛澤東的強力支持下，1943年3月八路軍總部發布命令，山東軍區與115師合併，羅榮桓為山東軍區司令員兼115師政委、代師長，黎玉任山東軍區政委，原115師代師長陳光調延安學習。8月，毛澤東致電山東分局要求朱瑞前往延安出席中共七大。9月，任命羅榮桓為山東分局書記，羅榮桓成為山東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結束了徐向前離開後的山東指揮混亂的局面。

1945年抗戰勝利後，山東軍區發展到8個野戰師、12個警備旅，連同地方武裝達27萬人。1945年10月，羅榮桓率山東軍區6個主力師6萬餘人進軍東北，構成東北解放軍的主力。

回過頭來再看這段歷史，儘管1962年毛澤東曾稱讚羅榮桓，「山東只換上一個羅榮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東的棋下活了，全國的棋也就活了。山東把所有的戰略點線都搶佔和包圍了——北佔東北，南下長江。」然而，如果徐向前不離開山東會如何？

以徐向前解放戰爭時期以三四萬地方部隊起家，一年多時間裡拉起了一個兵團，獨立解放了山西，消滅閻錫山20餘萬人來看，如果徐向前留在山東，山東的抗戰局勢可能會更好。只不過以徐向前的資歷與能力，115師只能處於從屬地位，最終併入山東八路軍是大概率事件，而不是後來的115師吞併山東八路軍。當林彪傷愈復出時，經略東北可能就沒他什麼事了，歷史將會改寫。

當然，歷史不容假設，作為嫡系的紅一軍團，毛澤東是不會容忍掌握在不信任的人手裡的，這決定了徐向前不大可能在山東長期任職。羅榮桓無疑是最大的受益者，資歷並不突出的羅榮桓經歷山東的歷練，儼然已經成為一方諸侯，並成為中共唯一的政工的元帥。

只能感嘆命運無常，徐向前這樣一位給點陽光就能燦爛的帥才，只能被埋沒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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