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國際教育潮流中疏忽了孩子的母語教育,華裔家長卻拚命讓孩子學中文
看點 昨天,外灘君分享了一位媽媽關於上海雙語學校教育的看法,引發了家長們熱切討論,有認同有爭議。爭議中家長提到一點,這位媽媽選擇將女兒早早送往英國,會導致孩子的中文水平無法更好提升,進而失去中國的根,是不是太可惜?
今天,我們再分享一文,帶大家反觀下中文學習的全球化趨勢,特別是海外的華裔家庭,是如何想盡辦法讓孩子學習中文。該文說道,眼下無論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孫女,還是Facebook 小扎為女兒招聘會講中文的保姆,越來越多的政要和名流都選擇讓後代學習中文。也許,這些人更為看重的是日漸強盛的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力。不過對於華裔家庭來說,儘管他們生活在不同國家,但他們的根,始終都在中國。
文 | 龔晗倩 編輯 | 黃曄
孩子在中國出生,到了海外要如何學中文
「在國內都不看電視的,現在看《虎媽貓爸》、《還珠格格》!」 Isabella 說起孩子的中文教育,一肚子感嘆。
Isabella的兒子今年 13 歲,在英國的一所私立學校念書。據 Isabella 稱,為了進一所好的私立學校,她花了整整兩年時間幫兒子補課。
補課的重點竟然是中文,連看國產電視劇都已成為一種補習中文的特殊方式。
Isabella 三年前來到英國,兩個孩子都在中國出生。兒子在中國待到 10 歲,女兒 10 個月大時隨家人遷居英國。
她的先生是英國人,在中國待了 12 年,熱愛中國文化。尤其對成語感興趣,讀了很多中國成語的書,還寫過一篇關於中國成語的文章,大致內容是:對老外來說,在中國做生意要懂得文化。
他曾定下目標與兒子一起學中文。可被兒子超過後,很快失去了興趣。
兒子在 6 歲之前學會拼音,講起話來字正腔圓。這一點使 Isabella 深感自豪。可由於先生是英國人,家中仍通行英語。
Isabella 發現,在中英文各占 50% 的家庭語言環境中,英文比中文簡單,孩子更傾向於說英文。
「學校踢人很厲害,進去不能鬆懈,會請你走人。」兒子所在的私立學校在 200 個報名學生中,只選取 16 個 GSCE 會考(相當於國內的初升高)成績排名最前面的。只要有一門成績沒達到 B ,會被請出學校,不讓參加高考。
只有將中文繼續學好,才有可能顯示自己的優勢。Isabella 仍苦惱於兒子在中文閱讀理解方面的糟糕表現。
來英國之前,兒子在上海一所知名國際學校就讀,學校里大部分時候都是英語教學。在國內,英語流利看似是強項,到了英國,卻反而要補習中文。
這聽起來很滑稽,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出國前,Isabella 特意拿到對外漢語教育的資格,希望在英國教兒子的同時還能教一些當地的孩子。
她認為,教育應該「家長為主、學校為輔」。
一開始,她要求兒子每天背一首唐詩。兒子很反感,因為不認識詩里的生字,也不懂意思,更別提感受語言背後的美,堅持了沒兩個星期就放棄了。
後來,Isabella 發現一些華人媽媽自發組織了一個群體,通過讓孩子圍坐在一起,不求甚解地讀《論語》、《孟子》等經典,來學習中文及古典文學。
「書讀百遍其義自見,有的孩子讀了很久,熟讀成誦,年紀小的背得快但不理解,年紀大的能懂。」
她也希望讀誦經典的方式來教自己的孩子。中國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四書五經,Isabella 小時候都沒有讀過,她想趁這個機會去補一下中文和中國的古典文化。移民前她將全部家什海運過來時,也順帶搬了幾十箱書。
兒子在中國的學校學過三字經,有一定的基礎,和孩子們一起讀寫,漸漸不再排斥學中文了。
他開始覺得,會說中文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在兒子就讀的英國學校里,學生懂三四門語言是很正常的現象,他無形中有一種壓力感。多種因素下,兒子開始想學中文,還開始學中國畫和毛筆字。
Isabella覺得,學古文可能是一個捷徑。
如今,她3歲的女兒每天晚上要求媽媽讀《貝貝熊一家》系列小人書,還會在去學校的路上問:「媽媽,我穿紫色,中文『紫色』怎麼說?」
在家的時候,她讓女兒跟著「四五快讀」系列學一些最簡單的字,「大、小、人、天、日、月......可以組句子了。」女兒愛聽火火兔的歌,也喜歡凱叔西遊記的小人,小人會咿咿呀呀地講故事,女兒雖聽不懂,但覺得好玩。
她形容自己是摸著石頭過河。
寧願自己教,不會送她去華文學校了。
父母都是中國人,孩子的中文還要教嗎?
比起Isabella,小錢家裡的中文語言環境更具優勢,她和先生都是中國人,家中通行的是普通話。
可孩子們在慢慢長大的過程中,即便耳朵里聽到的是中文,也會在腦中自動翻譯,緊跟著的英語單詞脫口而出。對在英國出生的兩個孩子來說,中文是一門外語,而不是母語。
在他們還小的時候,小錢很有前瞻意識地把國內一年級到六年級的人教版小學語文課本全買回來,裝在集裝箱里運到英國。
孩子們卻完全無法讀懂中國的小學語文課本。
中國的課本對他們來說,太深,理解不了。
從4歲開始,姐姐每周六去中文學校學習兩個半小時,已經持續了9年時間。「但學的知識很有限,學了一些拼音,簡單的認字。如果和國內的孩子相比的話,現在是小學一年級的水平。」
相對弟弟來說,姐姐還能認一些漢字,至少回中國度假時,她能用中文流暢地交談,還能寫幾句中文句子。小錢覺得,唯一的不足是她的辭彙量還不夠。
「弟弟說起中文的樣子,完全是個外國人。」雖然弟弟也是從4歲開始在學校上一周一次的中文課,5歲起還讀了華文學院的課外班,但他的中文始終沒有顯著的進步。
同樣生活在英國的小錢,面臨的壓力不亞於 Isabella。
姐姐今年 14 歲,剛剛結束 GSCE A level 中學會考,弟弟小兩歲,也即將加入殘酷的會考之戰。自從 GSCE 考試寫完150字的文章之後,姐姐就不再繼續學習中文了。
在講華語的國家,孩子依然學不好中文
現居新加坡的童言,可謂擁有更多華語資源了。
從十九世紀開始,很多飽受戰爭饑荒與貧窮的中國人便飄洋過海來到「石叻」。2010 年,新加坡共有將近 280 萬名華人。華人佔新加坡居民人口中的 74.1%。
她卻感嘆,
在新加坡,語言像熱帶魚般散開,老一輩的講方言,年輕人講不正規的華文,(他們)習慣用英語思考和閱讀。
她看到的商場海報是馬來語,遇到的年輕人不懂成語「坐懷不亂」的含義,人們看到「開水」說「水會燒」,去商場買東西詢問價格,不說」給你多少錢「,而說「還你多少錢」......
童言身處一個華人環境,眼睜睜看著這些操著一口洋腔洋調的年輕一代華人,心裡彆扭極了,有一種「會想死」的心情。
「很想念中文,如果聽到北方朋友說純正中文,會很開心。」
她有兩個孩子,一個 6 歲,一個 4 歲。她的先生是瑞典人,因為希望孩子能從小掌握瑞典語,在家裡不說英語,只說瑞典語。而童言呢,則對孩子們講粵語和中文,這兩種來自中國家鄉的語言,同樣不能丟棄。
只能讓他們慢慢把習慣改過來,盡量多說一點,這兩個都是根,放棄了會可惜。
195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 Ruth Hill Useem 首次提出「Third Culture Kids / 第三文化小孩」這個名詞。她以「第三文化」為概念,來詮釋那些在年幼時期或是青少年性格塑造期間,成長於父母本國以外的小孩。
在新加坡,童言的瑞典朋友和中國朋友不多,很少能聽到瑞典語和中文,粵語更少,只能偶爾回廣東爸媽家的時候,讓孩子們在那個天然的語言環境中講粵語。
即便如此用心良苦,出了家門,孩子們仍然只說英語。
童言嘗試了很多種方式,她從圖書館裡借來許多有趣的中文翻譯繪本,每晚陪孩子讀。雖然中國故事有很多古老寓言,但對於 6 歲和 4 歲的孩子來說,「插畫不夠有趣」。
「像《愚公移山》、《百鳥朝鳳》畫得很美,故事就很老,讀起來沉重。」孩子的興趣一溜煙地飄走了,嘴裡嚷嚷著:「讀另外一本吧。」
孩子更青睞有趣的繪本。當她捧起《活了一百次的貓》讀的時候,兩個孩子一下子安靜了,直到她念完最後一個字,他們眨著亮亮的眼睛喊道:「媽媽再讀一遍吧!」
此外,她還給孩子讀國內老師推薦的兒童詩《日有所誦》,新詩、民謠、童謠,讀來朗朗上口。一些 APP 「 wawayaya 」、「天地人」上的繪本也能讓孩子跟著念。
如今,兒子洗澡的時候,會伸出濕漉漉的小手指在玻璃上畫「人」字。
兒子剛轉到國際學校讀小學,「 PYP 系統(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primary years program ),相當於小學裡的 IB 系統,「童言覺得這個體系對自己的兒子來說更合適,「他比較慢。」
在國際小學,兒子每天至少上一節中文課。但童言暫時並不打算給兒子報中文的課外班,「在學校學的已經夠了,不讓他那麼辛苦。現在給他報的課外活動,都是運動方面的,還有就是關於汽車,他喜歡汽車。」
從一名中文老師,到一所中文學校校長
Jessica 從大四實習的時候,開始給大連 Intel 公司的外國管理層培訓中文。那還是 2010 年的事。她喜歡教書,也喜歡語言,畢業後她去澳洲修了第二語言教育的碩士學位。念書的閑暇,她在澳洲當地的學校教小朋友中文。
在教中文的過程中,她發現,不同國家的小朋友在文化上是有差異的,於是又專門去學習幼兒教育。
很多老師和她一樣,是留學生,但她是為數不多學過語言學的。身邊的同行大多學的會計、IT 專業,當中文老師只是想找一個兼職。
她感嘆,目前澳洲的中文教育沒有形成一個相對健全的行業標準和全國統一的教師資質標準。只需會說中文,並取得一張教師資格證,就可以教中文了。
中文老師水平良莠不齊。但是會說和會教是不一樣的。
2014 年初,Jessica 在墨爾本開設了自己的中文學校。
她所遇到的華人孩子,大多出生在澳洲,或很小便跟隨父母移居過來。白天上的幼兒園是澳洲式的寓教於樂的方式,到了學中文,卻如此枯燥,便會產生很強的不適感,對中文印象特別差。
到了中學或高考完了,孩子便再也不想學中文了,海外華人的難題是:孩子不想學中文。
Jessica 在微信公眾號 RealMandarin 中也提及孩子在英文的大環境里學習中文變得越來越難。
家長們認為是因為英文比中文簡單,在 Jessica 看來,這絕對不是孩子不說中文的原因。 Jessica 認為,孩子在中文的環境仍選擇說回英語,原因是父母所代表的中國文化和孩子接受的西方文化產生了非常深的隔閡。
他不認同中文的東西,所以不願意說中文。
「對不愉快的學習經歷的排斥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很多華文學校使用的,仍然是非常落後的、傳統的國內教學方法:抄寫,背誦,甚至用更功利性的方式招攬家長和學生——「一個學期學會三百個詞」、「七天學會多少句句子」......
父母不認為這樣的學習方式有任何問題,因為他們在國內都曾經歷過殘酷的中高考廝殺而來,早已習慣了所謂的「應試教育」。
有的學校甚至無視孩子的中文基礎和興趣,生硬地使用近年來流行的「沉浸式教學法」,將兩三歲的小朋友送到純粹的中文語言環境。而這個小朋友可能一句中文也沒學過,父母也不會講中文。
Jessica 對這種方法並不贊同。
她曾經遇到一個金髮碧眼的澳洲小男生,他 3 歲開始學中文,和中國孩子一個班上課,一年半下來,還是什麼都聽不懂,只會數一二三。「聽不懂的時候幹什麼?就在書上畫畫,畫了一年半。」
習慣於西方的鼓勵式教學的孩子,突然在中文學校轉變為打擊式教學,孩子的內心一定是極其受挫的。長大後不愛說中文,其實是一種記憶深處的抵觸心理。
今年不喜歡還能堅持,明年會抵觸,到了一個臨界點,就會放棄了。
「拔苗助長」的故事小時候都讀過,可家長們仍孜孜不倦地履行著。
在1950年代,海外的華人如何學習中文
我認識 Peter 是2010年,那一年,他剛滿 60 歲。
Peter 出生於馬來西亞,父親是寧波人,年輕時去了南洋,便在那裡生了根。母親是廣東人,Peter 的母語自然而然是廣東話,只和父親之間講普通話。他說,父親講的中文帶著些許寧波腔。
當時的馬來西亞有四種學校,華文學校、英文學校、馬來學校和印度學校。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學至少兩種語言。那個年代有許多從中國大陸遷徙而來的華人。出生在海外的Peter,從小便耳濡目染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語言。
1965 年,新加坡從馬來西亞正式獨立出來後,Peter 去了香港念大學。他開始講自己的母語:廣東話。畢業後,他去美國紐約州修 MBA ,因為和父親事先講好了,畢業後回國發展,他又重回香港,白天教書,晚上兼職。他回憶當時的負擔很重,因為大兒子 Alfred 出生了。
之後的幾年,他從香港來到新加坡,再輾轉至美國洛杉磯,不再做一名教書匠,而是在商業機構里實踐自己修習的商科知識。
他在洛杉磯的第一份工作,是當時規模相當於 GE 的台灣大通電器公司。在那裡,他又學會了台灣腔的普通話。
在多語言環境下生長的 Peter ,中文流利。然而,他的兒子 Alfred 卻與中文漸行漸遠。
1983 年,由於轉行從事房地產生意,Peter 一家來到亞特蘭大,一待便是三十幾年。
當時的喬治亞州,華人屈指可數,無論是在學校上課,和周圍鄰居朋友聊天,還是看電視,聽到的、看到的,都是英語。漸漸地,12歲 的Alfred徹底丟棄了中文。
長大後的 Alfred 更是以西方人自居。他的第一任妻子是美國白人,是一個風風火火的女法官,排斥外國文化。去年,他再婚,還是一個美國人。他們居住在一個叫 Dahlonega 的小鎮,被 Peter 稱為「土包子的鎮」。在亞特蘭大市北部約 40 公里處,在那個不到一萬人口的小鎮,除了 Alfred ,沒有華人居住。
Alfred 和前妻生的孩子雖有一半中國血統,卻已完完全全放棄了中文教育。這是 Peter 最唏噓不已又無可奈何的一件事。
今年孫子拿到兩所大學的 offer ,UC Berkeley 和紐約大學。Peter 興奮地說,我特別希望他選擇紐約大學,因為有上海校區,這樣孫子就能夠接觸更多中國文化,並學習中文了。但讓他失望的是,孫子最終選擇了 UC Berkeley,因為洛杉磯有他的同學和親人。
Peter 的現任妻子 Amy ,也是西方血統,她是波蘭裔猶太人。他們倆生的小兒子 Harrison ,從 5 歲開始,每周一次,上起了中文補習班,老師也是中國人。
但 Peter 不明白的是,為什麼 Harrison 對中文興趣不大,一出課堂甚至老師走開一會兒,便迫不及待地說起英語。磕磕絆絆學了兩年中文,因為口吃的問題被建議暫停中文的學習了。原因很簡單,說不好就會緊張,一緊張就更支支吾吾說不出話了。
在 50 年代的馬來西亞,書法是一門科目,和語文、歷史一樣,都是學習中國文化的重要課程。
他喜歡寫書法,也是因為父親的緣故。
父親寫中楷,每一個字都很端正,而 Peter 更偏愛比較散的行書或行草,他調皮地說:「因為寫錯了也沒人知道。」
他尤其愛王羲之的字,「有的字筆劃裡面有空白的地方,你明白嗎?那種飛白,和每一筆的力度、厚薄,都有很深的學問。」
小學 5 年級時,Peter 曾獲得過學校書法比賽的三等獎,這件事情讓他記憶猶新。
如今,Peter 已過花甲,心情好的時候,會找一張大桌子,鋪上白紙,揮墨幾筆。而 Harrison 便會裝模作樣地拿起毛筆,在旁邊跟著寫。
Peter 用寫書法的方式,教會了 Harrison 認識好幾個字:大、小、東西南北中等。中國的象形文字,視覺上理解更為直觀,Harrison 學起來也愈發覺得有趣。
現在 Harrison 已經能看懂中文菜單了,看到四點水,他能辨認出繁體字的「魚」,也知道「田」字有四個格子。
學中文成了一種全球化的趨勢
學中文,突然之間全球性地火了起來。
Facebook 創始人扎克伯格為女兒招聘會講中文的保姆開出了十幾萬美金的年薪。川普 5 歲的外孫女阿拉卡拉從 1 歲多開始學中文,會背《三字經》,還會吟李紳的《憫農》和駱賓王的《詠鵝》。
甚至有人憂慮,二十年以後,有沒有一種可能,會說中文的外國人比會說中文的中國人還要多?
2013 年,已有 16 年漢語教學經驗的顧老師前往美國肯塔基州的孔子學院工作。孔子學院更多地是針對當地人,而非華人。
肯塔基州相當於中國的河南省,地處中部,多為山區,以農業為主。在美國的經濟排名倒數,文化保守。
在美國本土,漢語的普及並不是最大的,西班牙語才是。
孔子學院在肯塔基州推行的策略是,在中小學大力開展漢語項目。在美國的中小學,學生必須學一門外語,大部分學校的必選課是西班牙語。然而近幾年,漢語推廣越來越熱,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可擋的趨勢。
2011 年,孔子學院剛剛成立的時候,只有 5 所中小學有漢語課程。到了 2016 年,肯塔基州已有 32 所中小學開設了中文項目,共有 1.8 萬人學習漢語。整個亞洲共有 115 所孔子學院,而單單美國一個國家,就有 110 所。
很多學生從來沒有離開過肯塔基州,也沒有出過國。孔子學院給優秀的學生設了獎學金,組織夏令營,學生可以用較少花費走出國門,為貧困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或可能性。
特別是對於調皮搗蛋落後的孩子,漢語課更能幫助他們。比起那些學過西班牙語的孩子,給了他們一個站在同一起跑線的機會。
顧老師在肯塔基州教了兩年多漢語,發現美國的中文教育發展勢頭越來越迅猛。
在澳洲的 Jessica 也發現,國家教育部會按照本國的發展戰略推廣一些語言。澳洲是移民國家,五年前,國家教育部最大力推廣的是日語、義大利語、印尼語、法語、西班牙語。
近五年,尤其是最近的兩三年,一些本地學校的義大利文課換成了中文。有些學校即便不用中文課替換,也會同時開設義大利語和中文課。今年甚至有一家猶太學校,在學希伯來語的同時,開設了中文課。
她看到,很多澳洲當地學生 3、4 歲就來學中文,那些西方家長們已經嗅出了這個東方國度越來越逼近的氣息,「中文在未來將變得很重要。」
雖然中文教育在澳洲發展得如火如荼,但 Jessica 仍然到處都找不到中文書。她覺得很奇怪,一些圖書館號稱有中文圖書,其實只有極少數的《三字經》之類的書,而孩子根本不喜歡看。
Jessica 的母親在新華書店工作了二十年,於是,Jessica 讓父母從老家山東的郵局寄來一千多本中文圖書,陸續搬了幾十箱,千里迢迢地運到了澳洲,在這裡辦了一個公益性的兒童中文圖書館。
她希望通過推薦和共享優秀繪本的方式,讓家長從選書的困惑中走出來。
為什麼家長選的圖書孩子一點都不喜歡看?因為他們沒有考慮孩子的年齡和閱讀能力。比如有的書適合 4-6 歲的孩子,但他們忽略了孩子只有 2 歲的水平。
孩子對中國文化不了解和不認同,也是一些中文圖書不被接受的原因。
很多家長說,孩子學中文,我去給他講中國民間故事。但如果給一個澳洲出生的孩子講牛郎織女,根本沒有共鳴。就像我們從小時候過春節,5 歲時讀一本關於春節的書,就能感受到這個氛圍。但是在國外,沒有過年的氣氛,孩子就不能理解書中的春節是什麼。
Peter 所在的亞特蘭大華人社區很重視中國的節日,每到中秋和過年,會有舞獅表演。他告訴我,小兒子 Harrison 特別愛看舞獅,為此他特地買了幾個大紅的獅頭,鑽進獅須下,踩在Peter 的肩膀跳來跳去。Peter 笑著嘆氣,自己今年已經 67 歲了,扛不動了。
小錢說,自己家每年過春節和中秋,都會在家包餃子,她的一對兒女能夠理解過的是中國節日。然而對於在英國出生的孩子來說,他們並沒有那種異鄉感。
「我們在倫敦,這裡有好多外國人,牙醫是南非人,護士是菲律賓的,老師是澳大利亞人。他們不覺得自己是外國人。」小錢的孩子們在英國覺得自己是英國人,回到中國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這樣的身份切換挺自然的,雖然孩子在考過 GSCE 會考後,便不再接受中文教育了,但她覺得只要根還在,能夠進行交流,能理解別人說的話,便不會對他們有更多的要求。
Isabella的兒子在中國的時候覺得自己是英國人,這一點曾讓她相當光火。然而這兩年下來,兒子在英國的時候又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了。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可能還會伴隨孩子一段時間。她認為,文化比語言更重要,認同感比文字更重要。她更希望兒子將這種焦慮,化作一種優勢。
教孩子學中文,對童言來說,像播一顆神秘的種子,她不知道種下去的是什麼,從泥土裡冒出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哈哈哈......我也不知道,學多少算多少。」
不管將來對孩子有沒有用處,最根本的原因是,孩子是除了父母丈夫以外她最親的人。
既然是最親的人,我想用我最熟悉的語言最舒服的方式來跟他們溝通,而不是用一個外來的語言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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