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中國紅十字會誕生

114年前的3月10日

中國紅十字會在上海誕生。

這一天，是每一個紅十字人應該銘記的日子。

從這裡，我們穿越歷史，回望114年前中國紅十字會建會的時光。

日俄戰爭「催生」中國紅十字會

日俄戰爭中的難民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國際紅十字運動誕生於戰爭，即眾所周知的索爾弗利諾之戰。中國紅十字會的誕生，同樣源於戰爭，即發生在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的發生絕非偶然。19世紀下半頁，俄國曾通過逼迫中國簽定《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勘分西北界約記》等不平等條約，將中國北方150餘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劃入俄國版圖；日本則通過《馬關條約》攫得白銀兩億兩戰爭賠款，並獲得對台灣群島等地的殖民統治。兩國慾壑難填，沙俄制訂了「黃俄羅斯計劃」，日本炮製了「大陸政策」，雙方均想獨佔中國東北進而擴張殖民統治的「勢力範圍」，為此不惜一戰。

1904年2月8日，日軍偷襲駐守旅順俄軍，對俄國不宣而戰。9日，俄國對日宣戰。10日，日本正式對俄宣戰。日俄戰爭爆發。

東北大地，炮聲隆隆，狼煙四起。懦弱無能的清政府不僅無力阻止在中國領土上展開的這場帝國大戰，還在日、俄和西方列強的蠻橫干涉下，宣布「局外中立」，並將遼河以東劃為交戰區，放任兩軍蹂躪踐踏，堪稱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聞」。

日、俄兩軍對壘廝殺，無辜同胞慘遭荼毒，日本人所辦的《盛京時報》報道，東北人民「陷於槍煙彈雨之中，死於炮林雷陣之上者數萬生靈，血飛肉濺，產破家傾，父子兄弟哭於途，夫婦親朋呼於路，痛心疾首，慘不忍聞」。

戰火燎原，「生靈塗炭，其何以堪」。清政府抱守「中立」欲救不能，傳統的善會善堂，囿於一邑一地，勢單力薄，有心無力。情急之下，以沈敦和為首的上海紳商登上歷史舞台，奔走聯絡，「擬援萬國紅十字會例，力籌賑救北方被難民人之策」。創建紅十字會提上日程。

「紅人」沈敦和的最初嘗試

沈敦和肖像

在中國紅十字會建會史上，沈敦和無疑是一位「關鍵人物」。

沈敦和（1866—1920年），字仲禮，浙江寧波人，出身於商人之家，祖上靠經營茶葉致富，家境殷實。

據史載，其父沈雄曾入晚清重臣崇厚幕府辦理文案，「隨崇（厚）辦理五口通商事宜數年」。這一經歷，使沈雄深深認識到「辦洋務非通西文不可」；要精通西文，「非引置庄、岳之間不可」。於是攜敦和移居對外開放城市上海，並延請英國人為家庭教師教習英文。沈敦和由此學業大進，「學成游美，復由美至英，肄業甘（劍）橋大學，學法政。時光緒初年也」。

歸國後，沈敦和為清朝大員劉坤一、李鴻章、曾國荃、左宗棠、張之洞等所倚重，歷任張家口洋務局督辦、山西省洋務局督辦、山西大學堂督辦、江南水師學堂提調、吳淞自強軍營機處總辦、上海記名海關道等職。雖然官階不高，但被時人視為「紅人」、「紅道台」，在大上海是具有號召力、影響力的「公眾人物」。

1904年3月3日，即日俄戰爭爆發20餘天后，沈敦和、施則敬等人的努力初見成效。當日，《申報》發表《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章程並啟》，同一天下午三點鐘，施則敬邀集同仁在上海英租界六馬路仁濟善堂開會，「商議開辦之法」，宣告「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成立。「裙屐衣冠于于而至，或任辦事，或願募捐，觀察使仲禮沈公復洋洋千餘言，申明泰西紅十字會緣起，在座咸歡喜讚歎，樂觀厥成」。沈敦和介紹「泰西紅十字會緣始及會中一切章程」之後，「在座諸君以次各抒己見」。

根據「題名冊」，與會者除沈敦和、施則敬（字子英）外，有楊士琦(字杏城)、曾鑄（字少卿）、李厚祐（字雲書）、沈懋昭（字縵雲）、汪漢溪（字龍標）、周晉鑣（字金箴）、汪立元（字建齋）、陳潤夫（字作霖）、席裕福（字子佩）、黃協塤（字式權）、任錫汾（字逢辛）、焦發昱（字樂山）、蘇寶森、王少灝、王松堂、吳少卿、王益甫、馮珩生、朱子文、姚燕庚，共22人。這些「發起人」，包括實業家、商人、寓居上海的紳士，是紳商階層中有活力、有影響、有能量的一個群體。

沈敦和等發起組建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如其《章程》所說，「本會援泰西紅十字會例，名東三省紅十字會普濟善會，專以救濟該省被難人民為事」，希望能夠藉此為東北難胞送去人道關懷。

然而，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如《章程》所稱，僅「系商辦善舉」，不是統一的紅十字組織，儘管其運作方式力圖遵行國際紅十字運動的基本規則。「善會」二字，也使其蒙上濃重的傳統善會善堂的陰影，「紅十字」與「善會」攪合在一起，不倫不類。

這種「山寨版」的紅十字會，無法取得交戰雙方的認可。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一成立，就遇到了自身無法克服的難題。

東北同胞罹難，嗷嗷待援，刻不容緩，新成立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愛莫能助。面對如此尷尬的局面，沈敦和等不得不改弦更張，另謀善策。

傳教士李提摩太伸出援手

李提摩太肖像

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乍看是紅十字組織，卻不是真正的紅十字會，因有「普濟善會」的「後綴」；看似善會，因有「紅十字」的「前綴」，又不是傳統的善會善堂。

之所以出現如此尷尬的「四不像」，皆因事起倉促。急於救難，是一大原因，而上海紳商曾經的經驗，也是不可忽視的「誘因」。

《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章程並啟》謂「庚子之役，上海有救濟善會之設，各國義之。今東三省復有是舉，固被難人民所亟盼，而亦兩戰國所樂從也」，一語「道破天機」。1900年為救濟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被難同胞，上海紳商陸樹藩等發起成立中國救濟善會，「此系東南各善士募資創辦，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施則敬、焦樂山、席子佩、任錫汾諸君參與其事。救濟善會的成功，給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的創設，帶來了「靈感」。

問題是，雖然前事不遠，但兩次戰爭的性質完全不同。

八國聯軍的炮口指向中國，無辜百姓遭殃，中國救濟善會救助被難同胞，天經地義，況且參照紅十字會人道救援規則，不分敵我，救死扶傷，參戰各國求之不得。

日俄戰爭是日本與俄國之間的帝國大戰，雖然戰場在中國，但中國是置身事外的「中立國」，這就意味著戰爭救護屬於國際救援範疇，以紅十字之名行「善會」之實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不具有國際救援的起碼資質。

對此，上海紳商意識到「庚子聯軍雖伙，令出於一，故與甲國商之而允，而乙國亦必無阻，今則必周旋二國之間，較為棘手」，其困難超乎想像。

戰爭在持續，救援急如星火。上海紳商不得不拋開剛剛成立的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亟思改弦更張。為此，沈敦和拜會李提摩太，請求臂助。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英國傳教士，1870年受英國浸禮會差會派遣來華，先後在山東、天津、山西等地傳教，是有名的「中國通」。

1890年，李提摩太應李鴻章之聘，出任天津《時報》主筆，1891年到上海接替韋廉臣任同文書會（基督教在華設立的最大的出版機構，次年改稱廣學會）總幹事，任內大量出版中文報刊，傳播西學。1895年，在北京參加康有為領導的強學會，附和中國的維新運動。1898年9月，擬出任光緒皇帝的顧問，因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而成泡影。

李提摩太是在華傳教士中極具影響力的人物，與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曾國荃、梁啟超等上層人士都有交往。張之洞曾撥銀千兩資助廣學會，梁啟超還擔任過他的中文秘書。1902年，他創辦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並出任西學專齋總理（谷如墉任中學專齋總理），往返於上海、太原之間。清政府賜他頭品頂戴，地位顯赫。

1902年5月至1906年7月，沈敦和擔任山西大學堂督辦（校長），是李提摩太的頂頭上司，與他關係甚好。李提摩太熱心慈善事業，1876至1879年華北大旱，他義無反顧，前往受災最重的山西賑災。如今有頂頭上司之請，李提摩太鼎力相助。

李提摩太后來回憶：「日俄戰爭交戰的雙方是日本和沙俄，戰爭發生地滿洲的中國人遭受的苦難卻最為深重。他們毫無發言權，只能聽憑兩國軍隊蹂躪。得知同胞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個中國道台，沈敦和前來拜訪我，問我是否願意同他一起籌集救濟金，幫助滿洲難民。我高興地表示贊同。」

沈敦和的本意是藉助在滬洋人之力，聯合組建一個具有國際性的紅十字組織，為此他曾遊說英法德美等國駐滬領事，但收效甚微。幸而李提摩太伸出援手，他的「人脈」使其左右逢源。《大公報》報道，「嗣經李提摩太從中說項，始得定議」。建會之舉，邁出關鍵性一步。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

英租界公共工部局

1904年3月10日，即光緒三十年正月二十四，建會之夢變成了現實。當日下午五時一刻，中、英、法、德、美五國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公共工部局集會，鄭重宣布聯合組建紅十字會，暫名上海萬國紅十字支會（3月17日正式定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

會議由工部局值年總董培恩主持。培恩致開會詞：「今日五國董事聚集於此，所為何事？我請李提摩太宣明。」

李提摩太起身，簡明扼要述說沈敦和等急切救助東北難民請求援助情形：「今日之會擬先在中國設立紅十字會分局，設局之意，首在籌款。惟所籌之款，並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將來拯救難民，不分中外。」

接著，沈敦和介紹東北難民苦情，謂「上海拯救難民之諸華董，聞戰地左近慘酷之狀，預擬極力設法拯救。中國已有多人允資助華董，最妙者請諸洋董合力辦理。」

對李提摩太在中國設立紅十字會的提議及沈敦和合辦紅會的設想，與會者均無異議。

培恩請工部局董安特生「定議」。安特生提出，「所議創設紅十字會，系局外之會」，「宜預舉各董及派定辦事之董事數人」，「共襄此舉」。

安特生宣布了他與李提摩太議定的45名董事會組成人員名單（其中西董35人，華董10人），大會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另從45名董事中推出9名組成辦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華董2人），西董為英刑司威金生、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法租界工部局總董、李提摩太、律師麥尼而、醫生巴倫、傅密生，華董為沈敦和、施則敬（後增任錫汾），以舉手表決方式通過。

由於與會者多為洋人，會上使用的正式語言是英語，李提摩太「復將會議大旨，用華語告知在場諸華董」。會議記錄也是英文，由精通英文的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餘杭人，16歲時隨楊儒赴美，任使館翻譯，民國時期幾度出任駐英、駐美公使）秉筆，經大會同意，由施譯成中文，「分送在場各華董及來探問情形者」，會後以《施君肇基筆譯上海創設萬國紅十字支會會議大旨》為題，登於《申報》、《中外日報》等報。

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創建，李提摩太在其《回憶錄》中不無自豪地寫道：「我們組成了一個國際紅十字會組織，中國人、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還有其他民族的人在這個組織里共同合作。沈（敦和）先生任中方秘書，我任外方秘書。」

為什麼取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萬國」，即「國際」之意，是當時的流行語彙。五國合辦使誕生於上海的這一紅十字組織具有了「萬國」性。除此之外，中國沒有統一的紅十字組織，成立紅十字會也非一蹴而就，只能臨時抱佛腳，便宜行事。正如史書所載，「中國向無紅十字會，倉猝不能成立，故用萬國紅十字會之名義」。取名上海萬國紅十字會，實屬無奈，情非得已。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雖為五國合辦，但因「在中國地方創始承辦，中國遂永有紅十字會主權」。因此，它的成立，同時宣告了中國紅十字會的誕生—3月10日，歷史將永遠記住這一天。

不能忽視的「幕後」

從東三省紅十字普濟善會到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上海紳商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建會。該會是民間性的人道救助組織，但並不意味著政府缺位。

的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組建之時，官方沒有「出場」。所謂中英法德美五國「合辦」，中國方面，紳商縱有豪氣，未經清政府授權，也無法代表「中國」。

應該說，清政府對加入國際紅十字運動抱有積極態度。早在1899年12月，清政府即授權駐俄國、奧地利、荷蘭公使楊儒在《推廣日來弗原議行之於水戰條約》（即《關於日內瓦公約原則推行於海戰的海牙公約》）上簽字畫押。儘管「推廣條約既已畫押」，但「瑞士政府必須聲請補簽日來弗之原議，以免紛歧」。所謂「日來弗」，即「日內瓦」的最初譯名，「日來弗原議」指《1864年8月22日改善戰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

按規定，中國須「補簽」《日內瓦公約》，才能成為國際紅十字運動會員國。由於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的干戈擾攘，未及履行「補簽」手續。不管怎麼說，清政府為此所做出的努力值得肯定。

那麼，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組建之時，清政府何以「袖手旁觀」？原因很簡單，「中國政府未便與聞，蓋恐違犯局外之義也」。

儘管清政府恪守「局外中立」，不便公開參與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活動，但並非無動於衷，而是採取了隱晦的靈活策略，「幕後」指揮。據史料記載，時任駐滬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和會辦電政大臣吳重熹，秉承清政府旨意，與上海紳商保持密切聯繫，力促五國合辦紅十字會。

《申報》刊登的《萬國紅十字會公啟》披露：「本會前因俄日兩國在東三省驟開兵釁，商民苦難出險。當經稟奉呂尚書（呂海寰）、盛宮保（盛宣懷）、吳侍郎（吳重熹），轉商寓滬英、法、德、美各官商，合辦紅十字會。」

不難看出，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成功組建，清政府提供了強有力的「後盾」。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成立之後，清政府「幕後」角色逆轉，不僅「出場」，而且走到前台，全力支持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的活動，發揮作為合辦國應有的作用，這是後話。不管怎麼說，無論在「幕後」，還是「台前」，官方的作用不能忽視。

中國紅十字會的創建，是中國紅十字運動史上的里程碑，被稱為近代以來中國慈善界「第一偉舉」，意義重大而影響深遠。

上海萬國紅十字會組建後，中外紳商在清政府支持下，開始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紅十字人道救援行動，歷時三載。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上海萬國紅十字會中西辦事各董及救難人員不支薪水，他們以崇高的奉獻精神，默默實踐著紅十字賦予的人道聖職。他們的業績，在黃浦江畔，在白山黑水間，熠熠生輝。

（作者：池子華，江蘇紅十字運動研究基地負責人，紅十字運動研究中心主任，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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