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憂患意識

「憂患」一詞，最早見於《周易》。《周易·繫辭下》中就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指周文王被殷紂王困在羑里而演周易一事。

周文王是個很有憂患意識的人，他推演的《周易》也充滿了憂患之辭：「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面對困厄，君子應該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謹慎而自強，不怨天，不尤人，勇敢地去面對一切挫折。

周朝建立後，統治者並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相反，則變得更加理性。

他們開始擔心重蹈殷商的覆轍，在社會治理上勤勤懇懇，總想使周王朝的統治長治久安，憂患意識更加的明顯。

在那時，人們對「天命」還懷有極高的敬意，相信天地能以其偉大的德性維護著自然社會的和諧有序，關懷著天下的每個生靈。

他們對天的敬畏，本就是一種憂患情結。他們擔心違反了天命會受到懲罰，所以，要在日常的統治中，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努力治理國家，順從天意，把憂患意識的重點從人生福禍，轉向了政治統治存亡，憂患的對象乃是政權的鞏固和社會的穩定。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稱霸，社會矛盾加劇，現實的苦難使人們不得不關注現實的社會，以獲得自身的生存。

莊子主要關心的不是社會現實的改變，而是迫求個人精神上的解脫；墨家提倡兼愛，要求仁人之事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墨者本身，卻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孔子把國家和社會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安邦定同、匡濟天下的社會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個人的命運同整個社會的命運緊密聯繫起來，強調個人的社會責任感。

孔子曾說過：「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謀道不謀食」，他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貴、生命更重要，提倡為「道」、為「仁」而犧牲的精神，而把個體的苦愁患難放在次要的位置，這就把憂患意識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面對亂世，孔子充滿了憂患意識，對道義的擔當充滿了責任感，但是這並沒有使他產生悲觀情緒。孔子已經超脫了對個人禍福貧賤的憂慮，對道義能否大行於世的執著，達到了「樂天知命」的一種境界。

孔子講「貧而樂，富而好禮」，心外無物，不再執著於貧困，而是能夠從內心做到沛然自足。所「樂」者，是孔子樂天知命，有著「知其不可而為之」勇氣和積極進取的精神。所「憂」者，乃是「禮崩樂壞」的慘象。看似矛盾的「憂」與「樂」，在孔子身上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孟子有一句名言說，「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意思就是，憂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樂足以使人死亡。這就把憂患意識提高到關乎人事成敗、國家興亡的高度。

孟子還指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就是說，統治者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樣百姓才能樂於接受你的統治，形成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良性互動的局面，這種與天下人共歡樂同患難的思想，正是儒家「民本主義」的主要內容，同時也是歷代憂國憂民思想的源泉。

儒家憂患意識在後代有了進一步發展。歐陽修在《伶官傳序》中就說，「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意思是，一個國家，不能居安思危，總有一天是要滅亡的；一個人如果整日逍遙遊樂，不居安思危就會毀掉了自己的一生。

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說：「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繼承了孔孟「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又有所超越，強調進退窮達，憂以天下，體現了為崇高理想而奮鬥的進取精神和社會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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