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被打倒的新月派作家（下）

撰文：商昌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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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沈從文「考」入華北大學，後轉入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從這時起，他的新生的思想開始真正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無論是學習文件和理論，還是撰寫思想總結和彙報，他都做得兢兢業業。學習之餘，他「還把一雙手用來收拾毛房便池，當成主要業務」。同時他還總結了自己的過去並展望了未來：「我的雙手胡寫了二十五年，說了多少空話！如今來這裡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見新國家的需要。」這期間他繼續勸說侄兒黃永玉回國參加建設，鼓勵友人好好工作，為國家做貢獻。在參加北京市文代會籌備會議後，他撰文再次表示要「學習靠攏人民」，「把工作態度向他們看齊」，「學會沉默歸隊」。對於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不良現象」，他表示不理解，曾在友人的信中寫道：

對知識分子的好空談，讀書做事不認真，浪費生命於玩牌、唱戲、下棋、跳舞的方式，我總感覺到格格不入。……學習為人民服務，在這裡只一天間為打掃打掃毛房，想發動大家動動手，他們就說：「我們是來改造思想，坐下來改造好了，好去為人民服務。」我說：「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沒有一個人同意。

沈從文當年的同事史樹青也回憶說：「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度，不知共產黨能否長久。」可以想見，革大的絕大多數學員並非真正去改造思想，他們本身或者本來也不想接受教育、改造，他們是去走過場的，所以大都弔兒郎當。而沈從文卻與他們不同，因為他在此前已經實現了思想的初步改造，他是按照革命家、理論家和書本知識來設計自己的學習生活，所以看到那些不良現象他才會感到氣悶。不僅如此，他還有更深入的思考：

初初來此，即為一思想前進的組長，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舊社會種種從不妥協，但是一誤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馬列也未必想到！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種教育。對我意義尤好。

似乎都會誇讚《文藝座談》，可不能理會《文藝座談》的素樸性，及《共同綱領》有關文學藝術的目的。

據此可以說，沈從文是真誠面對改造的。他對學習中出現的不良現象和問題提出批評和表示擔憂，也恰說明他是最優秀的學員。因為他的不滿是以主人翁的姿態思考問題的結果，而不是旁觀或「惡意」的批評和抵制。這可以在他這段短期培訓期間所寫的《時事學習總結》、《我的分析兼檢討》、《總結·傳記部分》、《總結·思想部分》等三萬多字的學習心得以及大量的私密文字中求證。儘管在公開場合里，沈從文多次宣稱自己「政治水平不高，進步實看不出」，但私下裡他卻認為，自己「其實學習倒挺認真的」。

至於沈從文在革大的成績多是「丙」、「丁」的問題，論者常以此為據說明沈從文思想和行動上不肯合作，是事實上的無聲「反抗」，但事實與這樣的判斷是有出入的。沈從文的成績「不理想」，並非是他不合作、不努力，更不是有意「抗爭」，而是他太投入、太認真的結果，是他的愚誠和老實使他「倍受其害」。可以想見，當時的考試雖與當下的不同，但規則或許是一樣的。其中政治理論科目「分數不高」，大概主要源於沈從文不能死記硬背，或者還有其他考場因素。而其他操行的評判，大概要靠群眾基礎了。他曾說：「如思想改造是和這些同時的，自然也辦不好。但是在這裡，如想走群眾路線，倒似乎會玩兩手好些。常說點普通笑話也好些。會講演說話也好些。我政治理論答案分數不高，這些又不當行，所以不成功。有關聯繫群眾，將來定等級分數時，大致也是丙丁。」而沈從文的學生馬逢華在《懷念沈從文教授》中更是直觀地呈現出實情：

我再到沈家去的時候，沈已由「革大」「學成」回來。但是從面部表情看來，他是「依然故我」，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那天晚上他有點沉默寡言。沈夫人等我坐定之後就說：「你看從文一點都不進步，在革大『總結』的成績儘是些丙、丁！沈先生很平靜地說：「當然儘是些丙、丁。分數是『民主評定』。指定的東西，我一字一句地讀，討論的時候，卻儘是那些不讀書的人發言；你跟他們講，他們不懂。打掃廁所，洗刷便池，全都是我一個人干，在討論『建立勞動觀點』的時候，卻又是他們發言最多。我幫助工人挑水，在廚房裡跟廚師們一面幫忙，一面談天，他們又譏諷我，問我是不是在收集小說材料。晚上在宿舍里，他們盡說些『想太太想得要死呀』之類的下流話，你要我跟他們談得來？分數全由他們『民主評定』，我當然只能得丙、丁。」

可見，所謂的操行評語以及丙、丁成績等都是有水分的，甚至與實際大相徑庭，因為這實在是沈從文的不善交際導致的。如果用理想的標準來評估，沈從文的不足，只能表現為他沒有公開與這些「醜惡現象」「作鬥爭」。當然，對於「已經失去說話的意義」的邊緣人來說，這樣的要求顯然過於苛責了。不過，據此可以定論，如果對這次思想改造進行量化評判，沈從文的成績不應該是丙或丁，而應該是甲。

在這種思想基礎上，沈從文主動撰寫了《我的學習》。文中，他不但檢討了自己以往「在工作中自高自大，脫離群眾，遊離於人民革命以外的超階級胡塗思想」，也提出「領導方面如何即可以使政治本身從不斷修正偏差中，成為一種完全的藝術」等問題。

或許沈從文覺得這樣的「學習」還不夠深入，又在1951年秋重新寫了一個《我的學習》，完稿後交給丁玲把關，並於1951年11月11日和14日發表在《光明日報》和《大公報》。

在這篇長達7000多字的思想檢討中，沈從文對自己的思想和學習進行了全面總結。他說：「凡事用接受做實踐，還是明白不少問題，特別是明白『政治高於一切』，『一切從屬於政治』，『文學藝術必從屬於政治，為廣大人民利益服務』，幾句話對於新國家的深刻意義。過去二十年來，個人……就始終用的是一個舊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觀點立場，認為文學從屬於政治為不可能，不必要，不應該。」針對自己的思想根源，他剖析說：「我原出身於破產地主舊軍閥家庭子弟，從這種可怕環境背景中長大，階級本質宜有向上爬意識，生活教育卻使我向下看。」他承認：「由於缺少對政治和文學聯繫有深一層認識」，自己的「階級立場自始即是模糊的」，因此「成了偽自由主義者群一個裝璜工具，點綴著舊民主自由要求二十年」。針對自己思想的轉變，他總結說：「和我個人新舊業務接觸，重新讀了一些文件，用個正面接受的態度來鑽研，來體會，更加明白政治高於一切的重要意義。政治哲學的深刻詩意，不僅僅是貫穿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先進著作中，從毛澤東偉大著作中續有發揮，也在一切瑣瑣人事中，發現了無處不有個黨性和政治性的聯繫。」結合沈從文這一時期的思想實際，可以看出，這些文字並非是違心的，而是他自己真實的思想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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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加「進步」，沈從文不顧林宰平等人的勸告，帶著丁玲「凡對黨有益的就做，不利的莫做」的「囑託」，離京赴四川參加土改工作。他在私下裡表示：「希望從這個歷史大變中學習靠攏人民，從工作上，得到一種新的勇氣，來謹謹慎慎老老實實為國家做幾年事情，再學習，再用筆。」

在土改中，沈從文也的確加深了思想認識，他讓妻子勸金岳霖「想法參觀一次」，說：「只一個月。影響一個人的思想，必比讀五本經典還有意義甚多」。他在致楊振聲的信中感慨地說：「農民問題以至於有關土改文學，以教書言，不身臨其境，說亦說不透徹也。」他還在致張兆和的信中不無愧悔地寫道：「知識分子真是狗屁，對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脫離人民，渺小的可怕。罪過之至。因為什麼都不知，什麼都得說，但是毫無意義，和人民真正問題實千里萬里。」「我們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實在有愧，實在罪過！要學習靠攏人民，抽象的話說來無用，能具體的少吃少花些，響應政府節約號召，把國家給我們的退還一半，實有必要。……和這些幹部比起來，我實無資格用國家這個錢！」

當然，最能體現沈從文思想「進步」的是，在給孩子的信中，他竟然表達了要加入共產黨的願望，他說：「要入黨，才對黨有益。我就那麼打量過，體力能恢復，寫得出幾本對國家有益的作品，到時會成為一個黨員的。工作搞不好，就不。」如果結合1959年他致沈雲麓的信，可以得出結論，沈從文的確曾有過入黨的願望，而且他將這個舉動看得很神聖、虔誠。

沈從文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回京後，他隨即投入到接近尾聲的「三反」、「五反」運動中，並根據需要撰寫了《「三反運動」後的思想檢查》。

沈從文的「進步」還可以從開明書店「燒書」後的表現中看出來。在得知「燒書」的消息後，他的心情可以想見，但他除沉默接受外，還在致友人的信中頗為振奮地說：「這種成毀是極有意義的，對個人工作言，就是一種極好的教育。和『人民』脫離，對『人民』無益，結果就是這樣。……國家重要，個人實渺小不足道，個人工作成毀更不足注意！應時時刻刻想到國家，想到黨。」

沈從文的「進步」也得到了主流意識的認可，先是陳賡接見，後應統戰部長李維漢之邀列席宴會，1953年還被安排當上全國政協委員，終於如願以償地「活動在社會的上層」。

之所以說沈從文一直在「進步」，是因為他的「進步」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對照他的私密文字與公開發表或上交的文字可知，他的進步還呈現出表裡如一的特點。

如在知識分子的「早春時節」，他依然保持堅定的立場，沒有「隨波逐流」。如在出席這一年的政協會上，他在發言中仍然強調說：「六年以來，從一件一件事情看去，並參加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運動，我才日益明白過去認識上的錯誤。……我一定要好好的向優秀黨員看齊，……用郭沫若院長報告中提起的三省吾身的方法，經常檢查自己，……如果體力許可，還要努力恢復我荒廢已久的筆，來謳歌讚美新的時代、新的國家和新的人民。」

在《沈從文自傳》中，他分別從「書本的影響」、「環境影響」、「人的影響」三個方面檢討了自己自由主義思想形成的經過，以及在其指導下的種種「罪行」。

沈從文這樣「謙虛」、「沉默」地「進步」得到了主流意識的認可，再加上「雙百方針」的有力環境，他終於得到出版作品的機會。為了「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他在《沈從文小說選集》中慎重地選擇了比較具有「反封建」意識的《阿金》、《蕭蕭》、《牛》等篇章，而且為了突出這種意識，他也同巴金、老舍、曹禺等眾多作家一樣，對作品作了強化式的修改。同時，他還不忘在選集的「題記」中寫下這樣的「頌詞」：「在這麼一個偉大光輝歷史時代進展中，我目前還只能把二三十年前一些過了時的習作，拿來和新的讀者見面，心中實在充滿深深的歉意。希望過些日子，還能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謳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必然會因此重新回復活潑而年青！」

因為沈從文的「進步」是發自內心，所以即使是在「大鳴大放」的寬鬆環境中，他也禁受住了考驗。即使有所批評，也是本著工作的強烈的責任心，而非發泄個人私憤。如在一次發言中，他語帶抱怨地說：「我在歷博辦公處連一個固定桌位也沒有了，書也沒法使用，應當在手邊的資料通不能在手邊，不讓有用生命和重要材料好好結合起來，這方面浪費才真大！卻沒有一個人明白這是浪費，……好急人！」

這段話常被研究者所徵引，並以此作為他「抗拒」改造的一個例證。事實如何呢？

如果認真剖析這段文字可以看得出，他的批評完全是出於實際工作的考慮，或者說是一種崗位意識的促使，並不像其他人那樣單純地為個人鳴冤叫屈。而且，當他看到許多作家在發牢騷和抱怨時，他甚至私底下批評說：「好像凡是寫不出做不好都由於上頭束縛限制過緊，不然會有許多好花開放！我不大明白問題，可是覺得有些人提法很不公平。」當蕭乾約他給《文藝報》寫稿提意見時，他當時予以回絕。當《文匯報》的記者表示要為他放棄文學發表不平意見時，他也斷然拒絕。

以上可見，沈從文思想之堅定，非同期作家所能比。而且，當「反右」運動開展起來後，他完全聽信主流的話語宣傳，即使在休養期間也不忘寫信提醒妻子說：「凡初步建立了人民立場和黨的整體觀點，都會明白應當凡事十分謹慎，莫人云亦云作他人傳聲筒。……要從一切小事上注意愛黨，維護黨。」

3

沈從文的「進步」之處還表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上。這一時期，儘管創作不順，而且期間也有過幾次反覆，但他還是在胡喬木的暗中鼓勵下創作了幾部「謳歌讚美新的時代、新的國家和新的人民」的作品。

如反映在革大學習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老同志》，反映土地改革的《中隊部——川南土改雜記一》，反映地主「解放」前後生活的《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以及1956-1957年間的《春遊頤和園》、《天安門前》、《新湘行記——張八寨二十分鐘》、《跑龍套》、《談「寫遊記」》、《一點回憶，一點感想》等幾個短篇。此外還有未完成的以批評知識分子為主題的小說、歌頌新社會變化的散文《大好河山》等。

這些作品有一個中心主題，即如他所說：「如有人問我是什麼派時，倒樂意當個新的『歌德派』，好來讚美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成就。」

沈從文歌頌的如何呢？如果翻閱這些文字可以發現，其蹩腳程度是難以想像的。閱讀全部文字，不但絲毫得不到審美感受，甚至連政治教化的效果也談不上，因為行文間的政治說教與敘述太過牽強，而其中的故事敘述、感情抒發和政策介紹簡直都是拼貼。即便是為研究者稍微看好的《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其問題也是相當明顯。此前，他曾批評別人說：「近來在報上讀到幾首詩，感到痛苦，即這種詩就毫無詩所需要的感興。如不把那些詩題和下面署名連接起來，任何編者也不會採用的。很奇怪，這些詩都當成詩刊載，且各處轉登不已。」客觀地說，這樣的批評也適用於他自己。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他當時對自己產生的所謂「頭腦和手中的筆居然還得用」、「筆太細」「必然可得到和《邊城》相近的成功」等「激動」之語的真實性。

不過，最讓人難以接受的是，這樣的東西，沈從文竟然還好意思拿出去發表。而且，在當時並沒有人逼著他這樣做，毛澤東、周恩來在接見中也僅是建議和鼓勵他再繼續寫小說，胡喬木、周揚、李維漢等人在寫作上也沒有給他下任務，都是徵求他的意見，而且他在日記及書信中也沒有明示過自己的創作是來自某種壓力。

沈從文之「跛者不忘履」，究竟出於何種目的呢？是要證明自己還能寫，所以「飢不擇食」；是怕讀者忘記自己，所以急於顯山露水；是看巴金、曹禺、張天翼等都不行了，覺得自己還能行；是真的以「小學生」作文的心理，所以敝帚自珍，真將其視為「新文學」？他曾為此辯白說：「胡寫」，「寫出來了，不容易」，寫出來了便「偉大」，「作品已無所謂真正偉大與否」，「適時即偉大」。他也曾私下裡向家人表示過自己小農意識的心理：「我要把從前當小兵的勁兒拿出來，什麼我都肯干，誰也干不過我！」

4

當然，縱觀沈從文1949年10月之後的整體思想言行，雖然「進步」是主流，但是也還存在很多「不足」。其中一點便是，他的謹小慎微的指導思想導致他在一些政治運動中表現得不夠積極踴躍，在多如牛毛的大批判中很少看到他的身影，也看不到他或慷慨陳詞或尖酸刻薄或落井下石地批判別人。即便是對於不得不說的胡適，他也總是描述多，議論少，甚至不乏感激、讚譽之詞。

如沈從文在革大所寫的《總結·思想部分》中，他寫道：「和胡適之相熟，私誼好，不談政治。那時候和胡談政治，反對南京政府的有羅隆基、潘光旦、王造時，他們談英美民權，和我的空想社會相隔實遠。」

在《沈從文自傳》中他談到自己所受的影響時，他也說：「其次是胡適，他的哲學思想我並不覺得如何高明，……但是以為二十年來私人有情誼，在工作上曾給過我鼓勵，而且當胡也頻、丁玲前後被捕時，還到處為寫介紹信營救，總還是個夠得上叫做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至少比一些貪污狼藉反覆無常的職業官僚政客正派一些。所以當蔣介石假意讓他組閣時，我還以為是中國政治上一種轉機。直到解放，當我情緒陷於絕望孤立中時，還以為他是我一個朋友。」這樣平實的話語，在當時整個文化、文學界徹底清算胡適思想狀態下，實屬空谷足音了。即使是所謂的批評，也是不痛不癢，如他說：「胡適之雖再也不談什麼文學了，我的寫作態度，我的教書方法，都像是在配合他的行動，點綴蔣介石行將崩潰的迴光返照政權，毫無積極作用。」

在沈從文數十萬字的檢討中，還有幾處提及胡適的，也都是幾筆帶過，甚至在「文革」時期也不例外。可見，沈從文為人的基本道德底線並沒有淹沒在他的「進步」思想中。當然這同時也說明他的「進步」還有待提高。

對於胡風，沈從文本應該有些看法的，因為歷史上的胡風沒少與他交惡，但在全國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他卻沒有公開發表過意見，所見到的文字僅是給大哥沈雲麓的信末以補記的形式寫下的一段：

這裡正是全面在討論胡風問題。這個人過去（抗戰前和抗戰中）我總以為他在代表黨，批評這個，打擊那個。現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團，這裡布置那裡布置，爭領導權！更絕不是黨的代言人！

在「丁、陳」事發後，沈從文只在私下裡表示了這樣的看法：「個人主義一抬頭，總必然會出現或大或小的錯。從上次文代會中發言態度，我就感覺到不大對頭，好像還缺少對於黨的整體性觀念體會。」

面對馮雪峰的落馬，他給予了客觀的評價和疑問：「不可解的是馮雪峰，多少年來，都穩穩噹噹的為黨工作，現在責任也十分重要，不意也和丁玲等糾在一處，自搞一套，不明白竟發展到如此情形。」

沈從文的唯一「劣跡」大概是在「反右」中針對蕭乾的那一次「炮轟」。據蕭乾回憶說：一九五七年反右時，在文聯批鬥會上，沈從文發言揭露蕭乾早在1929年就同美帝國主義勾結上了。關於這唯一的一次，究竟作何理解？是隨波逐流，不得不表態，還是因為個人恩怨，公報私仇？現在已不可得知。

沈從文對於自己的「不足之處」是有認識的，早在革大時，他就自我批評說：「對批評和自我批評，也作得不夠。為的是到如今為止，還不理解胡亂批評人，對於那個人有什麼幫助，弄錯了會有什麼惡果。」在「三反」後，他還堅持說自己不擅長運用批評，因為「胡亂批評人易犯錯誤，也可能作成無可補償的損失」，自己對「國家大事既一切隔閡，十分生疏，無多意見可言。對工作同志，平時即只注意長處多於注意短處」。縱觀沈從文的實際表現，可以說，他基本是這樣做的。

由此可見，沈從文的「進步」是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表現，且僅停留在思想層面。在現實表現中，尤其是在最能表現自己「進步」的大批判中，他顯然是「落後」於同時代的作家。

針對沈從文1949年後的蟄居狀態和低調生存，金介甫曾讚揚說：「沈的級別不高，但他不但沒有被『洗腦筋』，而且還像過去那樣，用冷靜旁觀的態度來看待中國巨大的社會動蕩。他有出世的戰略：韜光隱晦，與世無爭。」金介甫的褒揚，自有其合理的成分。特別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沈從文能夠恢復故我是他的幸運，也是時代的幸運，但在考察歷史時，不能也不應該迴避他曾經接受改造的事實。而探究其中的緣故，不難發現，沈從文的「清醒」來自於他的「邊緣」身份，而「邊緣」之所以能夠形成，一方面是他主動選擇的結果，但不能忽略的是，主流意識對他的有意輕視，因為他太早就宣布「繳械投降」，沒有一丁點反抗行為和過程，所以才得以退居邊緣。對於一個沒有進攻能力，也沒有防禦能力的「文弱書生」，鬥爭，是沒有多少價值的。沈從文曾說：「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很遺憾，本文為此作過努力，但結果仍並不令人滿意。

文人不足觀，文人在大歷史當頭的不明就裡，沈從文是一個典型案例。

（作者授權刊發，原文分別刊於《二十一世紀》（香港）2009年10月號；《東嶽論叢》2011年第10期，注釋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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