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文公告訴你守信重諾能帶來多大的好處
對普通人而言,「信」是一種美德,是立身處世的基石;對掌權者而言,「信」更是自己存身的根本,「信」的有無直接關乎民心的向背、國家的興衰,從而具有了更深遠的意義。
孔子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論語·子路》)
又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
對於一個統領千乘之國的君主,孔子提出幾點最基本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重信。歷代明君賢臣,莫不謹守誠信,在取信於民、取信於天下的同時,也是以自身為榜樣,教民以信。
僖公二十四年,晉公子重耳由秦返晉,立為文公。他一執政,便開始著手教化民眾。
他的股肱之臣狐偃提出,教民應注重三個方面:使其「知義」、「知信」、「知禮」。如何使百姓「知信」呢?《左傳》記載,文公「伐原以示之信」。
「原」是周代的地名,在今河南濟源西北。周襄王因為晉文公扶定王室有功,便把原等幾個地方給了他,但這些地方的人並不願意。
於是在僖公二十五年,晉包圍了原,且只準備了三天的口糧,意為三天之內結束戰鬥,無論成敗,晉國都會撤退。
結果到了第三天,原仍然沒有投降,晉文公下令退兵。此時晉在原城中安插的間諜報告:原快堅持不住了。於是文公手下有不少人提出應該再等一些時候。
文公說:「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遂按承諾退兵三十里。最終,原投降了晉國。
周天子的封賞、晉國武力的威逼,都沒能使原地歸於晉國——退一步講,即使文公延長圍困時間,迫使原投降,那也不是發自真心的歸順,反倒為日後埋下了隱患。
孟子說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而只有「以德服人」,才能使對方「中心悅而誠服」(《孟子·公孫丑上》),而「守信重諾」正是德行的一個重要體現。
原人面對晉軍的圍困,選擇頑抗而沒有屈服;最終卻被晉侯的「信」所打動,主動投靠晉國,這件事生動地說明了「信」對於為君者的重要。
晉文公此舉不僅使他獲得了原地,更對本國民眾起到了極好的示範作用。這件事一出,晉國國內「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易資」即交換財物,代指做買賣。晉國人看到自己的君主這樣誠信,群起效仿,在交易時不求暴利,只求約言明白可信。
就是說,文公一人之「信」,帶動百姓群起效之,在晉國形成了重信的良好風氣,從而為後來成就霸業奠定了基礎。應該說,較之兵不血刃而取得原地,這是更大的收穫。
晉文公的這件事其實還具有另一重意義,就是體現了在國與國之間,「信」的重要。
作為一國之君,對內要以「信」為基礎發號施令,對外要以「信」為原則進行交往。一人無信,則不能立身於世;一國無信,則會被天下輕賤、孤立。
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信」都是一張必需的通行證;同時,又是一張最漂亮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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