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監控型資本主義：互聯網怎樣控制你

最新 03-13

新的監控型資本主義：互聯網怎樣控制你

?MARTIN PUDDY/GETTY IMAGES

約翰·諾頓（John Naughton）

英國警句作者吉爾弗雷·馬登（Geoffrey Madan，1895—1947）曾寫道：「信念破滅之塵可能造就絕美的日落。」我們正開始見證對互聯網信念破滅的微光，假如你往回數，自1973年秋天的設計階段算起，其誕生迄今逾四十年。

自1983年1月首度開放供半公開使用的那一刻起，互聯網就喚起了人們不切實際的夢想。原因容易理解。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生造的術語「網路空間」（cyberspace），指的是電腦屏幕之後的那個虛擬空間，而「感恩而死」樂隊（Grateful Dead）詞作者及後來的隨筆作家約翰·佩里·巴羅（John Perry Barlow，1947—2018）首創的術語「現實世界」（meatspace），則是指我們都生活於其間的那個混亂不堪的物理世界，「網路空間」看上去確實像是「現實世界」的平行宇宙。對極客們來講，1980年代的網路空間就像是恢弘壯麗的沙坑：那個世界沒有企業，沒有犯罪，沒有垃圾郵件，沒有仇恨言論、討論相對文明，沒有編輯來決定你的言論是否可以發布，沒有監管，沒有巴羅所稱的「令人生厭的肉體和鋼鐵巨人」來充當現實世界的主宰。

但另一方面，互聯網慢慢被商業化，兩個並行空間漸趨融為一起，創造出我們這個聯網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網路空間的可供性（affordances）與監控和企業控制結合到了一起。當然，就信息的獲取和溝通的效率而言，互聯網帶了了巨大的收益：試想一下，我們的工作或生活中沒有了它會怎麼樣。但一些進展令人嚴重關切。數十億癮君子棲居在這個在線世界，他們沉迷於少數巨頭企業開發的遊戲裝備、手機應用程序和服務項目中。好窺探的政府和巨頭企業有能力監控我們每個人，不只是我們在網上的一舉一動，鑒於相當多的設備內置全球定位系統，我們在現實世界的活動也都在監控之中。通過監控我們的網路檢索內容，這些大公司和與它們合作的政府一道，有能力窺知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和慾望。（是的，甚至是我們的慾望：人們通過谷歌進行的檢索極具揭示意義。）

互聯網完全可能造就史無前例的操縱，而且，網路技術正在擾亂我們的社會，扭曲我們孩子的成長、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生活，這方面的擔憂正相當突然地累加起來。甚至那些數字福音派人士也正在轉變看法。2017年11月，臉書網站首任總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指責社交網路利用了人們的「脆弱性」，而「只有上帝才知道」那「對我們孩子的大腦」有什麼影響。同月，前臉書副總裁卡馬斯·帕里哈比提亞（Chamath Palihapitiya）表示，社交媒體公司已經製造出的工具「正在瓦解社會運轉的基本結構」。

怎麼到這一步的？

如同海明威說到破產一般，答案是，起初不緊不慢，接著疾風驟雨。引爆點在2007年到來，當時iPhone手機發布，其精彩的營銷和流暢的設計將在日後令這種智能手機成為主流產品。多數人目前通過這樣的設備上網。iPhone的發布意義重大，因為多數智能手機屬於封閉型設備，由製造商和網路供應商嚴密控制，這不同於個人電腦和手提電腦。這一向移動設備的轉向帶來的是企業力量的驟然壯大。

但出於數字技術的一些更寬泛特點，企業俘獲互聯網的可能性一直都有：零邊際成本（多註冊一個谷歌郵件賬戶幾乎不會給谷歌帶來任何成本）；網路空間中聯網效應的力量；「冪次律」分配主導，決定了少量公司或者參與者居於主導地位，而其他所有參與者都在所謂「長尾」中勉強維持；技術上的鎖定，這時專有的技術標準成為產業標準；最新奇也是最令人不安的是全面監控的能力。

這些特點中的前四點往往形成贏家通吃的結果。最後一點不只令無所不在的國家監控得以實現，而且催生了互聯網公司的一種新商業模式：「監控型資本主義」。告密者愛德華·斯諾登對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揭露，將國家監控的無所不在曝光給了一個驚惶不安的世界。在這樣的安排之下，公司提供免費服務，回報則是無限使用用戶的個人信息和數據線索，那些個人信息和數據線索隨後被優化、打包並出售給廣告客戶。

佔地280萬平方英尺的蘋果公司新總部「蘋果公園」（Apple Park）2017年向僱員開放，其建造花費了50億美元，凸顯蘋果公司的資金實力。?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BROOKS KRAFT LLC/CORBIS VIA GETTY IMAGES

技術預言家們不切實際的夢想已經讓位於逐利者的遊樂園，對此我們或許不應當那麼驚訝。每一輪傳播技術的進步都遵循這樣的模式。法律學者蒂姆·吳（Tim Wu）2011年出版的著作《資訊帝國盛衰錄》（The Master Switch）呈現了一份二十世紀傳播媒體的權威歷史，我們在其中看到，電影、電話、廣播和電視，每一項技術都經歷了類似的周期：在混亂、創新、開放和免費中閃亮起步，但終將為企業利益俘獲，有時獲得國家力量的加持。蒂姆·吳提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互聯網也將經歷一樣的過程嗎？（蒂姆·吳生於1971或1972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譯註）

我們現在知道答案了。互聯網及互聯網產業由五大公司主導：蘋果、Alphabet（谷歌公司的擁有者）、亞馬遜、微軟和臉書。其中四家即蘋果、Alphabet、亞馬遜和微軟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公司。臉書的估值上下有起伏，但最近排名第五。這樣，這五家公司均為巨型公司，但其間的區別關切重大。蘋果、亞馬遜和微軟從各方面看都極具破壞性（僅舉一例，可見Houman Barekat有關出版業的著述），儘管如此，它們無疑仍是傳統型企業，即向付費顧客提供商品和服務。相形之下，另外兩家公司成了新的監控型資本主義的能手。數十億谷歌和臉書的用戶並非它們的顧客，相反，廣告客戶才是。由此造就這樣的準則：「假如服務是免費的，那麼你就是產品。」（Houman Barekat是英國作家和評論家。——譯註）

對蘋果、亞馬遜和微軟的很多抱怨，與我們聽到過的對過去那些大型壟斷企業的抱怨幾乎一模一樣。但我們或許不會聽到一樣的抱怨太過頻繁或者強硬地指向谷歌和臉書。這不是因為它們在自己運營的領域沒有其他三家公司那麼地位顯赫。谷歌和臉書兩家公司一併佔有互聯網數據流量的七成以上，還拿下了美國數字廣告營收的三分之二。依地域的不同，谷歌佔據搜索市場份額的80%到95%。超過八成的智能手機使用谷歌開發的移動操作系統安卓。這聽上去相當接近壟斷地位了。

谷歌公司總部：谷歌佔據搜索市場份額的80%至95%。（原文未註明圖片出處）

擁有非消費者用戶並非這兩家公司唯一的相似之處。兩公司都有雙重持股架構，這意味著少數幾位公司創辦人和高級管理人員控制著它們。另一相似之處體現在兩家公司令人暈眩的數據處理規模，以及用戶留下的數據痕迹的絕對數量方面。平均而言，谷歌每一秒鐘要處理4萬次搜索請求（也就是一天35億次或一年1.2萬億次搜索）。在臉書，每一分鐘有13.6萬張圖片上傳，51萬條評論張貼，29.3萬個狀態更新。谷歌郵件在全球擁有10億用戶。臉書擁有22億用戶，相當於全球互聯網用戶的56%，人類數量的30%。這些人中的一半每天使用臉書的多種服務，平均耗時50分鐘在其掌控之下。在商業嘗試方面，這種一家公司能把握如此巨量人群生活的情形是罕見的。

正是這種超高的用戶參與度，令谷歌和臉書得以作為一類前所未有的商業實體展開運營。一隻新的野獸已到達資本主義的叢林，我們卻不知該如何應付。此類公司擁有多方面的影響力，顯然它們自身都未曾預見到，這包括它們的廣告系統允許壓力團體、黨派和政府暗地裡向目標選民發送精挑細選的政治類訊息。鑒於如此行事的後果正在動搖自由民主，哪怕這兩家公司沒有任何一家尋求這樣的影響力，也不是完全無足輕重的。

在美國總統選舉和英國脫歐公投中，深諳技術門道的政治行動人士（其中可能包括外國敵對大國）都有能力運用網路工具操縱公共輿論。2016年這一類做法的確切後果可以討論，但展開此類操縱的可能性是明白存在的，對政治文化的影響也已昭然若揭。競選信息可以直接導向樂於接受那一類信息的人士那裡，也可以導離對那一類信息感到恐慌的人群。這樣，是技術的長足進步將故步自封的政治甩在了身後。

暗黑的本質在於，谷歌和臉書擁有關於我們每個人的巨量現成信息。它們有渠道獲取比你在軍情五處（MI5）某份乏味檔案中找到的更多信息；它們窺探他人生活的輕而易舉，令東德國家安全局都羨慕三分。這兩家監控型企業運用這些信息來管理龐大、高速運轉、計算機化了的市場，而這一市場對局外人和市場參與者一樣都是模糊不清的，且目前不受監管。這兩家公司已經構造出自動化的系統，令廣告客戶得以向用戶定向發送商業訊息。商業上的解釋是，這些訊息可以精挑細選，匹配已知目標用戶的偏好。廣告客戶的默許帶來巨量廣告費用流向谷歌和臉書。但它們的系統已經證明，它們不只放縱印刷鈔票，甚且放縱對民主的破壞。

我上癮了嗎？

數字權力的現實毋庸置疑，但要對這一模擬時代的知識框架運用進行概念界定，往往是困難重重的。我們發現自己得勉力應付多種新生的可能性，它們呼喚新的補救手段。

想想看「被遺忘權」吧。歐洲法院（ECJ）於2014年承認，歐洲公民有權向谷歌申訴，要求該公司在其歐洲檢索結果中清除有關他們的信息。稱之為「被遺忘權」並不完全準確；那只是一種要求谷歌在其歐洲檢索結果中不列出某些信息的權利，儘管在我們這個互聯互通的世界，這幾乎是同一件事。假如這一搜索引擎巨頭沒有找到你，那你實際上已經不在人世了。歐洲法院的這一裁決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谷歌在塑造或者毀壞聲望方面具備獨一無二的能力。

谷歌本身被賦予了處置那些抱怨並決定誰可被「遺忘」的職責，這實際上是將司法職責外包給了一家私人公司。法律學者弗蘭克·帕斯奎爾（Frank Pasquale）所稱的「功能性主權」取代了民選政府實施的領土主權。帕斯奎爾認為，那些數字巨頭「不再是市場參與者」，反而在它們的領域「成為市場締造者」，「有能力就其他公司出售商品和服務的條件施加規範性控制」。同時，他表示：「它們渴望逐步去除政府的角色，用功能性主權代替領土主權的邏輯。在房屋出租、運輸和商業這樣一些功能性領域，人們將越來越受制於企業的而非民主制度的控制。」（弗蘭克·帕斯奎爾是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院教授。——譯註）

在技術公司那裡，沒有什麼重大事宜是它們無法自行處置的。譬如，美國大選進行過程中，假新聞問題突然爆發之後，臉書公司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的第一反應是否認和懷疑。隨後，有關神秘的政治操盤手將他的廣告機器變成武器的證據越積越多，他的懷疑迅速轉變為懷疑論，之後當證據變得無可爭議，再轉變為技術官僚的決斷：「解決」假新聞問題。2016年9月末，他在臉書上張貼了一份個人的贖罪日申明，其中稱，鑒於「我的工作被用來分裂民眾」，他祈求民眾的「原諒」。

但臉書存在兩方面的利益衝突，這妨礙了它解決假新聞問題。首先，監控型資本主義要求最大化「用戶參與度」，以形成可用於貨幣化的數據。結果是，相較於尋常平凡的事實，假新聞更經常地吸引到了臉書用戶。臉書的演算法即將迎來一次受到大肆吹捧的徹底改造，以優先考慮用戶之間分享的內容，這意味著避開假新聞，同時也避開了真實的新聞。對有擔當的媒體來講，那可能具有相反的暗示，與此同時，強調分享當然僅僅是加深了「用戶參與度」。第二項衝突源自這樣的現實：鑒於世界上沒有足夠管理人員能在一秒鐘之內審查張貼到臉書上的內容，假如扎克伯格要對其網站用戶張貼的內容承擔編輯責任，那可能實際上毀掉他的公司。

但這並未阻止一些人要求社交媒體機構對出現在它們網站上的內容承擔責任。德國人已經通過的立法要求對數小時後不撤下冒犯性內容的平台施加嚴厲懲罰。但就像被遺忘權一樣，這一法令將判定在一個民主制度中什麼內容應當或者不應當出版的責任授予了一家私人公司，這是功能性主權代替領土主權的另一個例證。

但在華盛頓和倫敦，一樣的情形是，不論哪一黨派掌權，新興數字巨頭都一路暢行無阻，這種情況已有數十年。而且這些巨頭都受到熱捧：在達沃斯論壇上，人們鄭重徵求這些企業的意見。2010年當選首相之前，大衛·卡梅隆促成其所在的保守黨提議由谷歌公司負責保管英國國民健康保險系統（NHS）中的病例。當時擔任卡梅隆政策顧問的史蒂夫·希爾頓（Steve Hilton）與當時供職於這家搜索巨頭的瑞秋·惠茨通（Rachel Whetstone）是夫妻關係。人們可以理解相關方面對干預的不情願：沒有方便得出的答案，而假如在這個模擬時代成長起來的政治家竭力尋找答案，他們是能夠獲得人們原諒的。再者，這些公司的成長相當迅速，乃至於在業內確定牢靠地位之後，它們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只是變得清楚可見了。五大巨頭企業中歷史最悠久的微軟和蘋果均創辦於1970年代中期，但微軟到1980年代與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簽訂合同之前一直籍籍無名，而蘋果公司的復甦僅可追溯至1997年史蒂夫·喬布斯的回歸。亞馬遜公司1994年才創辦，谷歌1998年才成立，臉書2004年才成立。但不論原因如何，就監管而言，它們享有的與其說是光明，不如說是空白。

2017年，隨著西方政府開始意識到谷歌和臉書可能擁有的政治影響，這樣的放縱模式才開始改觀。一大恐懼是，政府的關切來得太遲，乃至於不會起任何作用；這些公司已經重新整合了這個世界，並在這期間令其公民成為癮君子。

臉書的目標是俘獲用戶的關注，也就是分散他們的注意力。其多數舉措致力於生成容易令人成癮的消遣內容，這些內容可將極其重要的（也是可以貨幣化的）「用戶參與度」最大化；換句話說，提供這樣的服務和產品：其所帶來的瞬間滿意多於深思甚至想法。

一些愛說笑話的人將智能手機說成是「癮莓」（Crack-Berry，早期型號黑莓手機中的一款遊戲），他們沒有錯；智能手機是釋放多巴胺的工具。1月，蘋果的兩大股東要求該公司處置其產品的潛在危害。它們建議蘋果提升其產品在家長控制方面的設計，並研究過度使用智能手機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這兩家股東擁有的股份總價值為二十億美元，它們寫道：「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至少對一些最頻繁使用智能手機的用戶來講，過度使用智能手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數天後，臉書的早期重要投資者羅傑·麥克納米（Roger McNamee）公開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事實上，用牛津大學計算機科學家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Williams）的話來說，對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應用來講，整體趨向是「優先滿足我們的衝動而不是我們的意圖」。在威廉姆斯看來，這樣的結果是，社交媒體威脅到自由民主，而自由民主這樣的體制必須依靠普通公民保持沉著慎重的能力。（多巴胺是一種腦內分泌物，用來傳遞興奮及開心的信息。——譯註）

那或許顯示出對選民政治思考能力太過浪漫的理解。但我們的公民能力正遭到扭曲，或許更整體而言我們的心理也是這樣，那種揮之不去的感受一直存在。所以，對YouTube兒童頻道憂心忡忡的保守派父母突然發現，他們自己與左翼對資本主義權力的批判持有相同立場。涉及反對谷歌和臉書的支配地位時，一般來講水火不容的真誠社會主義者和深思熟慮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很可能會發現他們彼此態度極為一致。

焦慮再度四處瀰漫，但依舊太不成體統，而無法收穫多少政治上的關注。至於那些公司可能把我們帶向何方，他們並未形成任何一致性看法。一批藝術家和活動人士試圖提供一幅圖景：比如，戴夫·伊戈斯（Dave Eggers）2013年的小說《圈》（The Circle）勾畫出的是，谷歌/臉書那種思維模式正把我們帶向反烏托邦。但整體而言，我們正蒙受想像力失敗之苦。（戴夫·伊戈斯生於1970年，美國作家、編輯、出版商。——譯註）

回到1980年代，文化批評家尼爾·波茨曼（Neil Postman，1931 —2003）認為，兩位英國小說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03—1950）和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 1963）勾勒的噩夢將框定我們的未來：前者認為我們所恐懼的事物將毀滅我們，後者相信我們的毀滅將令我們愉悅。藉助數字技術，我們正同時將這兩個噩夢變為現實。我們犯了強迫症一般去點擊那些有關健康問題和其他焦慮的內容，同時老大哥在看著我們，但一樣令我們心煩意亂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政治宣講，它們令我們感覺良好並強化我們的偏見。（尼爾·波茨曼是美國作家、教育家、媒體理論家和文化批評家。——譯註）

如何治病救人？

對傲慢自大的企業權力，傳統的補救措施是反壟斷立法：也就是說，訂立規章，預防形成壟斷。但我們目前已有的立法——特別是在美國，所有數字巨頭都立足於此——不再適用於判定壟斷問題，

人們往往視壟斷為一種邪惡，因為壟斷對消費者施加了經濟上的損害。但今天如何界定那樣的損害？許久之前，反壟斷立法往往將過多的市場份額本身視作問題。但里根經濟學將問題範圍收窄並歸結為價格，假如大型企業能夠斷言，僅僅是競爭的可能性即「可競爭性」對它們施加了充分約束，監管方就不再進行干預。這一1970年代之後的法律教義在數字時代造成諸多悖謬之事。由於谷歌和臉書均不向其用戶收費，損害就並非立即可見。事實上，在數字市場中成為一家壟斷企業可能昭示著優等的質量和服務。假如那麼多人使用谷歌而將比如必應（Bing）棄置一旁，那麼谷歌一定做對了一些什麼，這樣一來，因谷歌具備壟斷地位而對其提起訴訟，可能無異於懲罰優秀。

陷入這一思維定勢的美國監管者進退失據，不樂意追究那些數字巨頭。（歐洲的情形略有不同：2017年，歐洲委員會因谷歌濫用支配地位而對其開出巨額罰單。）美國如此看待壟斷的重大瑕疵在於，谷歌（或臉書）的用戶不是它們的消費者。它們的消費者是那些出價在一些拍賣活動中購買廣告位置的企業，這樣的企業極可能真正蒙受損害。這兩家公司都在運營那種隱匿神秘、不受監管、效率極高的拍賣活動。

任何有效的監管行動都必須集中對付這些拍賣系統。谷歌和臉書都由市場參與者轉變為市場締造者，早就應該著手調查它們如何管理這些拍賣活動。廣告客戶自身目前正呼籲進行這樣的調查。

另一個辦法是重新審視《通信規範法》（美國1996年雜亂無章的《電信法》的一部分）第230款，依據該款規定，技術巨頭不為其服務商發布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這一核心條款是這樣規定的：「互動式計算機服務的提供者或用戶不應當被視作任何由第三人提供的信息的出版人或發言人。」小心重擬這一法條，可能一舉迫使社交媒體公司為出現在其網站中的內容承擔一定的責任。

臉書網站中每分鐘有293000次狀態更新。圖：Jaap Arriens/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

但政治競選是另一樁需要了解的麻煩事。競選當然總是骯髒的，受到黑錢污染，並且任何時候都少不了肆無忌憚地動用不論什麼傳播媒介。某種程度上，2016年只是確證了，社交媒體已經淪為當下操縱公共輿論的工具選項。但它們在洗腦遊戲當中也具有確定無疑的優勢。一則，很多競選基金被隱匿起來逃避監管。另一方面，來自同一競選陣營、專門定製而且可能自相矛盾的信息可以在同一時間發往不同的個人。這樣就有了成本效應。在美國的調查顯示，俄羅斯機構在臉書只花了三萬美元，但它們的訊息發送到了多達1.26億臉書用戶那裡。平均到每個美國選民頭上的花費不到萬分之一美元。

更嚴格上報競選期間用於數據分析和社交媒體競選活動的開支或許有所幫助；也可能有所裨益的是，訂立新的規範，要求臉書和其他社交媒體公司公布所有通過它們的平台傳遞的訊息。

如何將那些新興企業巨頭置於民主制度的控制之下？思考可行方案時，人們難免回溯資本主義早期歷史中的若干片段，當時，失控的增長周期助長了企業權力的唯我獨尊，隨時而來的是改革時期。我們想到的是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的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 —1919）和進步主義運動；當年，一些鐵路、石油和鋼鐵聯合企業正在扼殺美國經濟，羅斯福和進步主義運動最終促成了此類巨型產業托拉斯的解體。

我們處在一個可以比較的節點上。五家巨型公司擁有的技術平台將在可預見的未來主導我們的社交和經濟生活，面對此情此景，我們能否設想，在當下發動一場收回控制權的類似運動？看起來不可能。羅斯福能極為果斷採取行動的原因之一是，在他的時代，公眾對「強盜權貴」行徑的關切是顯著而集中的。今天，對好打探他人隱私的奸商，人們的焦慮固然真實，但要含糊得多。於是，要將這樣的大眾關切轉變為切實可行的致勝宣言，也就難上加難。

再者，對於向財大氣粗的產業巨頭和無數成癮用戶開戰，政治家們會小心翼翼。或者至少，西方政治家們是這樣的。在一些不民主的國家，特別是某國，當局以政治意志和相應的資源迫令互聯網巨頭就範，以國家支持的互聯網企業取而代之，但不傷及互聯網運用的飛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包括言論自由在內，我們想保護的其他很多事項遭到了碾壓；但即便如此，這仍然提示我們，不同的政治態度可以見證互聯網技術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無論如何，對西方人來講，大氣不出，期待任何可以拿來作比較的大膽舉動，似乎並不明智。

用網路成癮這樣的語言形容人們對社交媒體的痴迷或許顯得古怪，但似乎越來越恰當。日常交流中，人們會聽到一些用戶抱怨他們無法理解他們怎麼會在推特、臉書、YouTube或者Instagram上花費那麼多時間，或者為什麼他們發現自己無法停止查看他們的智能手機。（美國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平均一天要觸摸手機2600次。）但你若直接建議他們戒掉這個習慣，等待你的會是鬼臉和聳肩。有一種被動接受的感覺，令人回想起人們從那些認為他們可能——僅僅是可能——有酗酒問題的人士口中聽來的話。

但假如這樣的類比中有什麼正確性的話，那麼其中的啟示意義是令人不安的。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在多數情況下避免干預公民傷害他們自身的權利，並且，至少到現在，國民健康保險系統並未將患有肺癌的吸煙者或者患有肝硬化的35歲人士拒之門外。自我剋制當中似乎沒有投票表決這回事。而且，美國從1920年代學到的是，禁酒令不起作用。

但人們不必放棄希望。悖謬之處在於，正是那些普通用戶——所有那些我寫到的癮君子——掌握著更美好未來的命門。首先，真正令谷歌和臉書驚恐的是人們可能不再使用它們提供的服務。比方說，假如有一百萬人決定暫停使用臉書一個月，僅僅是這樣一個舉動就可能對這家公司形成巨大衝擊，削弱其連續擴張和增長的敘事。更重要的是，一百萬人可能突然發現，戒絕這一社交習慣是有可能的。於是，他們每天都會多出一小時，去做真正有趣的事情。

[作者是英國劍橋大學藝術、社會與人文科學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開放大學榮休教授。本文原刊於英國《展望雜誌》（Prospect Magazine）2018年2月號，原題：「The New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人名生卒年均為譯者所加，個別措辭有替換，請忽略譯文中一些可能較為生硬的表達。聽橋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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