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曲折漸進之路：古典時代啟示

【編者按】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相繼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防務戰略摘要》等一系列戰略文件，其主題皆非常明確：國際社會進入了一個競爭的時代。今年2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布報告，列舉了大國競爭時代18種可能的突髮狀況。一時間「大國競爭」成為世界媒體和學術圈熱議的話題。 3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安全與戰略工作坊舉辦了「大國競爭與戰略研究」圓桌論壇，與會學者從國際安全理論、大戰略與大國關係、歷史經驗教訓、科學技術與軍備競賽、區域競爭等多個視角和層次對「大國競爭」進行了研討。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外交學人」獲主辦方授權刊發本次討論的成果。

在當今世界，由於眾所周知的現實原因，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來源和巨大影響，以「修昔底德陷阱」探究的方式，躋身於國際政治和大國關係討論的最熱議題之列，關係到尤其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大國的根本對外政策方向和國家命運。然而，目前國內外關於這個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探究（包括這個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大都從理論和現實出發，幾乎普遍缺乏起碼程度以上的古典史依據，或者說缺乏兩方面的具體的歷史說明：（1）雅典帝國和斯巴達如何在一個政治/戰略史過程中真實地步入「修昔底德陷阱」；（2）它們在此「陷阱」中如何拼搏，以至於分別敗亡和重傷。

競爭「戰略空間」：深陷陷阱之途

雅典與斯巴達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經歷了約15年時間。它們在大致打成平手的所謂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62至446年）末尾訂立「三十年和平」協議，此後長時間內雖有漸增的戰略猜疑和間或的勢力越軌，特別是雅典方面的勢力越軌，但在10餘年裡始終彼此大致尊重，而且其間各自國內的瞄準對方的主戰派從未興起，至多只有戰略預防派。就雅典政治領導伯里克利在這期間的對外政策根本目標，用當代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頭號權威、耶魯大學古典史教授唐納德·卡根的話說，是「與波斯和斯巴達兩者維持和平，捍衛雅典的尊嚴，並且牢牢控制帝國」，儘管這些目標之間有潛在的嚴重內在緊張。

然而，對兩強之間的「戰略空間」的爭奪、特別是雅典最後對斯巴達的盟友或「親戚」和「意欲皈依者」的嚴厲懲戒和殘酷打擊，導致兩強開始迅速滑向和滑入修昔底德陷阱，繼而又深陷其中。這個過程廣義地說經歷了近10年，其間雅典愈益擴展帝國實力，施行愈益嚴酷的帝國統治，斯巴達則在深恨雅典的主要盟國科林斯及底比斯的煽惑和敦促下，愈益恐懼和嫉恨雅典。不僅如此，兩大集團內的次級成員彼此間的衝突迫使主要成員站在自己的盟友一邊進行武力干涉，從而引發或加劇對方盟友的深仇大恨，這方面影響最大的就是公元前433年雅典艦隊為科爾基拉逼退科林斯艦隊。

猶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兩強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緊張狀態甚或危機，但終究沒有度過最後一個。滑入谷底之後就不可能逆轉，因為大國決不「投降」，大國進入大國間的大衝突後總是奮戰到底。任何武器或可想像的處置敗方的威懾效應是可疑的，看看古代吧！

所謂「最終解決」只是暫時「休戰」

導致大衝突的諸種動能啟動之後就不易消除：（1）兩強各自內部的競爭、衝突動能，它們各自的鷹派總是客觀上彼此互送彈藥，以便克服各自的鴿派，而鴿派的暫時成功往往最終引起失望，從而進一步增強鷹派的勢力；（2）兩強惡性互動中的升級效應，因為雖然它們都不想打大仗，但同時也不想犧牲它們各自界定的、往往是被誇大了的緊要利益和民族尊嚴；（3）「第三者」的至關重大的促進競爭和衝突作用，其殊難消除是因為兩強都有空間上廣泛的利益，甚至廣泛的緊要利益，而「第三者」廣而言之可以說是兩強間廣泛、複雜和多樣化的戰略外圍，或曰「爭奪天地」。

經濟上的合作互惠或互相依賴的緩衝作用有其限度；而且，它們本身也會產生重大矛盾、猜疑和戰略「糾葛」，有其經濟/戰略協同關係造就的戰略競爭性和對立性。經濟優勢的存在勢必導致對戰略優勢的追求，經濟劣勢的生成則難免引發對喪失戰略優勢的恐懼。與之相比，歷史證明大國間戰略利益對立和「民族榮譽」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挑戰者對衰落中的現狀者這能動過程有個屢見不鮮的基本邏輯：挑戰者一次又一次地從有限推進得益，因而傾向於缺乏足夠的減小最終衝突動能的意願；與此同時，衰落中的現狀者為避免攤牌，一次又一次地收縮和退讓，因而最終很可能會認為無可再退，以致決心一搏。挑戰者傾向於漠視或輕視「勝利的頂點」，現狀者則傾向於漠視或延宕規定「退縮的底線」。

所謂「最終（談判）解決」往往是事後來看的幻象；「最終（談判）解決」往往後來被證明只是暫時的「休戰」。雅典-斯巴達之間的「三十年和平」；漢帝國-匈奴帝國間的「七十年和平」；英德兩國間在1905年以前的多項協調；日美歷史性衝突途中的華盛頓會議協議；1938年德意英法慕尼黑協定；等等。「最終解決」只是大體固定了一時的現狀，但未取消那殊難取消的、國內外變動著的競爭和衝突動能。

伯羅奔尼撒戰爭能夠避免嗎？

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個「時間點」以前而不能過晚。這「時間點」概念系由唐納德·卡根教授提出，旨在精緻地質疑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可避免」論。卡根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一書開頭寫道：「當修昔底德提出伯羅奔尼撒戰爭不可避免時，他當然是對的。這就是說，在武力衝突爆發以前的某個時間點上，已無法改變導向戰爭的進程。」然而他接著強調，「讓我們不要忘記，別的時候，人們可以在若干可能性中間自由選擇，從而或好或壞地影響他們的命運」。

公元前433至432年被卡根實際上認作這「時間點」，因為其時雅典在暴烈地鎮壓帝國附庸波提狄亞的反叛，並且頒布整個雅典帝國對斯巴達的盟邦梅加拉施行禁運和抵制的《梅加拉禁令》，而這些據卡根考察都是針對斯巴達的主要盟友大邦科林斯的。此時離斯巴達宣戰不到一年，離戰爭實際開始不到兩年。記住：可以避免跌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只是在一個「時間點」以前，不能過晚！

過晚的根本證明是在最後關頭，即經表決而宣戰的前432年7月斯巴達公民大會上。表決之前，即使有斯巴達主和派領導人、斯巴達王阿爾奇丹——「以明智和審慎著稱的一個人」——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講，力圖在和平避戰方向上打動公民大會，仍無濟於事。可以責怪斯巴達公眾的非理性激情、粗糙理解、過頭猜疑、過頭恐懼和一廂情願，連同盟友科林斯的蓄意煽動，它們戰勝了（如同它們在歷史上經常戰勝）理智、精細、分寸感、審慎甚而傳統。然而，反過來說，鑒於雅典的帝國專橫甚而橫暴，鑒於波提狄亞事件和《梅加拉禁令》必然造成或加固的雅典兇猛殘忍印象，很難使斯巴達公眾不加劇對雅典的疑懼和敵意。雅典和斯巴達的主和派都未（而且很難）做出在這方面能使他們放心的、信服的論辯。

特別重要的是，雅典的政治領導伯里克利將自己在帝國內部或外緣的強硬政策與對斯巴達的溫和政策截然分開，以為只要對斯巴達本身溫和就可永保兩強相安，使雅典在帝國內部甚或外緣可以差不多為所欲為。這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修昔底德陷阱首先在於——伯羅奔尼撒戰爭首先出自——雅典和伯里克利的帝國主義。卡根沒有看到這至關緊要的一點；修昔底德以其「雅典權勢的增長和這在斯巴達引起的恐懼」之論，卻似乎觸及到了這一點，而他的偉大史述更使我們能夠領悟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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