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發掘馬丁·路德的憲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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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運用權力的任何地方，都會受到誘惑來自我神化。這一誘惑非常強大，在政治中尤為如此。結果，在政治中人們往往看到很多政客不過是「傻瓜」和「惡棍」

崇明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去年是宗教改革500周年，看了一些關於宗教改革特別是其政治維度的書。Luther and Calvin on Secular authority (ed. Harro H?pfl. Canbridge 1991)一書收錄了路德「論世俗權威」一文和加爾文《基督教要義》中關於公民政府的論述。其中讓我印象比較深的是路德在「論世俗權威一文」中對於信仰自由的辯護。路德強調，信仰是個人面對上帝的事情，是不能被強迫的。和加爾文不同，路德認為政府不僅不能干涉信仰，也不能用強力鎮壓異端，因為異端本質上也是屬靈之事，用暴力鎮壓是無濟於事的；那樣不僅不能撲滅異端，反而會予以強化。在路德看來，只有用上帝的話語才能戰勝異端；對付異端不是世俗政府的職責，而應該是由牧師用上帝的話語來進行的工作。同樣，如果世俗政府試圖干涉靈魂拯救的事務，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信徒就不當順服，用《新約》中彼得的話說就是「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5:29）。當然，路德反對暴力反抗，提出的是某種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或者非暴力不合作。譬如當時反對路德的天主教會和君主要求臣民上繳路德翻譯的《新約》德文本，路德認為信徒一個字都不能上繳，但也不能暴力對抗政府，寧可因此被抄家或關入監獄。

馬丁·路德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通常被引用來教導服從的《新約·羅馬書》13章，路德將其闡釋為對權力和服從的限制。使徒保羅在這裡指出：「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路德指出，鑒於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有權力轄制靈魂，因此保羅這裡教導的絕不是說塵世權威能夠統治信仰，他所談及的僅僅是在外在的事物上順服世俗統治者。保羅接下來指出「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路德將這句話解釋為，保羅把權力和服從的限制於「稅收、榮譽、畏懼這些外在的事物」。路德認為，當保羅指出「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這是「對權力設定了限制：它所要掌控的不是信仰和上帝的話語，而是惡行」。在路德看來，基督對屬凱撒的和屬上帝的區分明確表明了上帝的權力乃是世俗權力的邊界。在路德這篇文章里，《聖經》特別是《新約》具有明確的憲政含義，儘管路德並沒有就此提出一套憲政理論。

學術界一直有一種看法，認為納粹統治時期，德國人對希特勒的屈從態度可以追根溯源到路德對服從國家的教導。從《論世俗權威》這篇小文章來看，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路德固然教導民眾應該服從國家，但是在信仰和精神事物上明確限制了國家的權威。我看的另一部文集Luther and the Modern State in Germany,（ed. James D. Tracy）從不同角度討論了路德和路德宗與德國現代國家的關係。根據該書中Eric W. Gritsch的文章「Luther and the State: Post-Reformation Ramifications」，我們看到，路德雖然贊同國家和教會合作來建立和維護政治和宗教秩序，但他反對國家對教會的控制，特別是到晚年的時候。1543年當薩克森公爵領地試圖建立政府對教會的完全的控制時，路德稱這一做法來自魔鬼。不過路德本人無力阻止路德宗領土中政治的和宗教的絕對主義的發展。1555年奧古斯堡和約教隨國定的原則的確立事實上建立了路德宗地區國家對教會的控制。所以雖然背離路德本意，但路德宗卻形成了教會順服國家的政教關係傳統，正是這一傳統解釋了何以在希特勒當政時，納粹政府並沒有遇到多少來自路德宗教會的抵抗。也正是由於路德宗教會主流對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支持，巴特和朋霍費爾均對路德提出了批評。朋霍費爾認為路德在政教關係上只是加強了混淆教會和國家的君士坦丁主義。可能巴特和朋霍費爾對路德的批評是導致他被視為希特勒的精神之父的重要原因。當然，在巴特和朋霍費爾之前，就有不少德國知識分子指控路德和路德宗應該為德國政治文化中的國家主義和專制色彩負責，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韋伯和特洛爾奇。韋伯的《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特洛爾奇在受到韋伯影響下進行的基督教社會思想和新教與現代性關係的研究，都表現出對路德和路德宗的批評，並且都在路德宗之外的新教派別的神學和實踐中探究現代性的起源。前者發現了加爾文主義和資本主義精神的關聯，後者則認為宗教改革的激進派如再洗禮派、清教主義為啟蒙運動和現代民主國家奠定了基礎。

在韋伯、特洛爾奇、朋霍費爾對路德和路德宗的批評那裡，我們感受到的是德國知識分子面本民族的政治幼稚和墮落時的強烈挫敗感，可能出於某種恨鐵不成鋼和恨屋及烏的心態，他們把他們的矛頭或明或暗的指向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國父——路德。他們可能並沒有對路德本人散亂在其龐大作品各處的政治學說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時過境遷，今天的學術界應該能夠更為客觀地對待路德的政治思想，可以像斯金納強調的那樣，把思想家從他的影響史中拯救出來。事實上，路德的政治神學固然與自由主義憲政相去甚遠，但也足以成為任何政治崇拜的解毒劑。在路德看來，人在運用權力的任何地方，都會受到誘惑來自我神化。這一誘惑非常強大，在政治中尤為如此。結果，在政治中人們往往看到很多政客不過是「傻瓜」和「惡棍」。當然我們不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路德輕視政治和政治人物。恰恰相反，他認為國家是上帝設立的防止混亂、維護正義的工具，治國者應該是民眾的「園丁和照料者」。但是，在路德看來，在政治中，人們也時時要牢記十誡的第一條「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神」，不可把國家和塵世權威偶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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