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危機」背後，是無數「消失的女孩」
曾於里，文化評論者，南都觀察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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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村地區光棍現象，已經是一個結構性的難題，其背後牽涉到政策、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問題，積重難返。如果官方不及時從調整性別比、提高女性地位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調整，這一難題還將長時間存在，並且「光棍危機」可能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也會逐漸暴露出來。
春節期間，我國不少農村地區出現「相親熱」。新華社在山東、湖北、安徽等地鄉村調查發現，農村大齡男青年普遍結婚難。比如在安徽省潛山縣一個2000多人的村莊，30歲以上的未婚男性就有50多人。貧困地區這一現象更為突出。在湖北南部一個2000人的貧困山村，大齡結婚困難村民共有190多人。這樣的村落，也被稱為「光棍村」，光棍以及光棍村現象，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一個愈發嚴峻的社會問題。
中國的光棍現象為何如此突出？中國農村的男青年為何普遍結婚難？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男女比例失衡是最首要最直接的原因。
一般來說，造成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性別比失衡有兩大主要原因：移民和出生性別比失衡。由於移民比例相對較小，中國人口性別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別比失衡。根據聯合國出版《用於總體估計的基本數據質量鑒定方法》（手冊Ⅱ）（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 Estimates，Manual Ⅱ），出生性別比偏向於男性。一般來說，每出生100名女嬰，其男嬰出生數置於102～107之間。出生性別比值下限不低於102、上限不超過107的值域，便一直被國際社會公認為通常理論值。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曾指出，中國的出生性別比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基本正常，大概在1985年以前基本是在106、107左右。從1985年以後出生性別比就逐漸地上升，到了2000年左右，出生性別比就很高了，能達到120，到2004年更高達121.18。雖然近些年來仍有所下降，但2016年出生性別比仍高達113。而國家衛計委公示的《「十三五」全國計劃生育事業發展規劃》提出，到2020年全國總人口在14.2億人左右，出生人口性別比下降到112以下。這個目標數值仍舊遠高於107的上限。
中國近年來出生人口性別比例，雖然有男女比例懸殊逐漸消失，但仍然高於上限。 網易數讀
長達20年時間的積累，導致中國成了世界上出生性別比失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反映在如今中國80後、90後等適婚群體身上，就是適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與某大型婚戀交友運營平台聯合發布的一個報告顯示，處於適婚年齡段的70後、80後、90後人口中存在男女比例不平衡的問題，並且年齡越大比例失衡越嚴重。70後非婚人口男女性別比高達206，8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36，90後非婚人口男女比例為110；70後、80後、90後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共計多出2315萬。
婚姻市場男性遠遠高於女性，自然出現「婚姻擠出」效應，即原本相對穩定平衡的婚姻市場因為多出數千萬男性變得擁擠，使得多出的男性被擠壓出去，被迫成為光棍。
▌消失的女孩
為何中國出生性別比例失調如此嚴重？或者換句話說，為什麼女孩比男孩少這麼多？
因為女孩消失了。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上個世紀90年代曾提出了一個「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概念，被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干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據阿馬蒂亞·森的估計，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其中中國和印度是重災區。
女孩消失是一個歷史性現象，因為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的男孩偏好、重男輕女傳統，只是至今這一現象仍在中國延續。人口學者姜全保、李樹茁、費爾德曼共同完成了一個研究《20世紀中國失蹤女性數量的估計》，分時期估計了1900-2000年中國失蹤女性的數量和比例。這裡的失蹤包括真實失蹤和名義失蹤，前者指涉真實的消失，後者是指女孩出生後的瞞報和漏報，而該研究估計的是實際失蹤女性的數量。
研究發現，1949年以前，失蹤女性的比例整體水平較高。這主要歸咎於當時戰亂、饑荒等社會動蕩頻發，「資源相對短缺時，家庭將有限的資源更多地分配到效用更大的兒子身上，女孩更容易受到歧視，溺棄女嬰現象增多」。1949年到1970年代末期，失蹤女孩比例是整個20世紀的最低值，比例為1.74%。從1980年代開始到2000年，失蹤女孩比例開始不斷上升，比例為4.19%，其中1990-2000年，失蹤女性數量為626萬人，比例為 5.65%。與失蹤女性比例這種上升趨勢相反的是生育水平的下降。這主要與1980年代開始嚴格推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緊密相關。計劃生育導致生育率下降，而隨著產前性別鑒定技術的普及，在強烈男孩偏好的影響下，不少中國父母通過選擇性人工流產的方式，獲得理想中子女規模和性別構成。女孩的消失從產後被溺棄轉向產前被流產。
想生男孩的迫切，在不同孩次的性別比上有更直觀的體現。1982年以來四次人口普査，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出生性別比，幾乎都遠高於一孩。網易數讀
人口學者黃文政、梁建章認為，出生性別比失調是性別偏好、生育數量限制和胎兒性別鑒定這三個因素共同作用的後果，缺一不可。計劃生育政策「一孩半」政策（大部分地大部分人群，如果頭胎生女孩，那麼政策允許生育第二個孩子），讓許多第一胎生女孩的家長，生育第二胎時選擇性別鑒定。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們通過阻止部分女嬰的出生來實現生育男孩的願望。這在中國大部分農村地區是通行的做法。《中國出生性別比異常的特徵分析》研究發現，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不同孩次的出生性別比明顯不同。第一孩次性別比105.5，落在出生性別比合理區間；但第二孩次的性別比陡然上升，高達155.8；第三孩及以上就更高了，高達166.4。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依舊保持這樣的趨勢。
性別選擇，在農村地區尤甚。據了解，中國農村0-4歲少兒男女性別比已達122。當第一胎是女性時，第二胎的性別比甚至高達194.3。網易數讀
失衡的出生性別比開始引起高層的關注。官方也始終在嚴厲打擊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的人工終止妊娠行為，但屢禁不止、收效甚微。人口學者梁建章很早就提出，要使男女比例恢復正常，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畢竟重男輕女的觀念雖已淡化，但會長期存在，而禁止胎兒性別鑒定技術也不可能完全有效。
2014年和2015年，官方終於相繼放開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姍姍來遲。但隨著國人生育慾望的下降，生育率屢創新低，男孩偏好和追求男孩的行為依舊突出，問題依舊嚴峻。
▌彩禮與婚姻圈的「雙重擠壓」
逐漸放開的生育政策對出生性別比的影響還有待觀望，但性別失調已經對到了適婚年齡的80後、90後產生嚴重的影響。
在新華社對農村地區結婚難的報道中，指出的另一個癥結是：彩禮重。彩禮是中國古代延續至今的一種結婚禮俗，男方在婚姻約定初步達成時向女方贈送聘金、聘禮。中國的不少農村地區，彩禮標準是「萬紫千紅、一動不動」。萬紫，一萬張五元的人民幣疊在一起，千紅，意味著一千張100元人民幣；一動，是一輛小轎車，不動，則是不動產。男方需要給女方的彩禮，動輒數萬元、甚至一二十萬元，還不包括買房、買車、酒席的費用。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11969元。這意味著一個農村家庭，一個男性結婚的消費，不吃不喝就得攢至少十年。彩禮重，讓很多貧窮光棍結不起婚。
為了攢夠彩禮錢，不少農村夫婦都會一同外出打工，但「父親結婚時借的錢剛還完，兒子就又要結婚了」的現象依然有不少。2016年9月17日，徐亞玲和男人們一樣在工地上捆綁鐵絲。她19歲的兒子快接近結婚年齡，按照老家的風俗，結婚時男方要給女方最少6萬6的彩禮錢。徐亞玲笑稱：「拚命幹活就是為了給孩子準備彩禮錢。」 鑫視界 / 東方IC
不少社會學者認為，近年來中國農村地區彩禮漲得就越厲害，主要還是男女比例失調導致的，稀缺的女性，過剩的男性，「供求決定價格，愛情少了含情脈脈，赤裸裸地遵循市場規律」。劉燕舞在《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中，以位於河南省南部某縣、湖南省東北部某縣、貴州省北部某縣三個村落為樣本，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三村的婚姻消費和彩禮變化進行過梳理。上世紀70年代到上世紀80年代，結婚對大部分農村家庭來說算不上是負擔。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婚姻消費開始上漲，數額相當於一個農村勞動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從2000年開始，婚姻消費飛漲，彩禮數額幾乎需要一個勞動力不吃不喝勞作4-7年才能負擔得起。如果考慮建房等硬性條件的消費支出的話，那麼將意味著一個勞動力需要勞作11-16年才能負擔得起。而到了現在，大概得20年才能付清。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輿論對彩禮重現象進行了多番批評，婚嫁中的女方往往首當其衝，彷彿她們是彩禮重的罪魁禍首。實際上這樣的批評不僅本末倒置，也打錯了靶子。暫且不論男女比例失調並非女方的錯，關鍵在於，高額的彩禮往往不是歸屬女方所有。學者陶自祥在《高額彩禮：理解農村代內剝削現象的一種視角》，通過性別視角對彩禮現象進行審視，發現「家長為湊足兒子成家時所需要的高額彩禮，為保證兒子這一代香火延續，家長往往只好出讓文兒或強迫女兒早婚」。
也就是說，在許多農村家庭，把女兒嫁了拿到高額彩禮，才能為家中的兒子支付彩禮，娶進兒媳婦，彩禮的本質更近乎，「賣女兒」。有些家庭主宰了女兒的婚姻自由，誰給出的彩禮高，就把女兒嫁給誰。因此，「高額彩禮給家庭所有成員造成危害最大的對象應當說不是父母、也不是兒子和媳婦，而是嵌在家庭代內關係中處於邊緣弱勢地位而又常常被人們忽視的女兒」。從這個角度看，彩禮重既是性別比例失調的結果，也是中國男女不平等這一問題的延續，其責任顯然不該由女性承擔。
社會流動也導致傳統婚姻圈發生了變化。在傳統的鄉土中國，社會流動性較小，婚姻圈一般是在同一村落或者相鄰村落，大部分青年結婚都依靠傳統婚姻圈來解決。但近些年來中國社會流動加劇，農村中的不少女性也都到外打工，跟農村中的男性相比，她們外出時的年齡更小，也有更大概率在城市中沉澱和居留下來；相反，流入村落的幾乎沒有，婚姻資源的流動並不對稱。許多走出農村的女性，都不願意返回農村嫁給農村的青年，而是選擇與同樣在城市中奮鬥的男青年組建家庭，傳統婚姻圈被打破，全國婚姻圈形成。這自然也加劇了人口流出的農村地區的婚配性別比失衡，許多家庭條件差、自身條件差的農村青年便遭到擠壓。同時，這也是婚姻市場中光棍現象突出與女性未婚率提高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同時存在的原因。
總之，中國農村地區光棍現象，已經是一個結構性的難題，其背後牽涉到政策、文化、社會等方方面面的問題，積重難返。如果官方不及時從調整性別比、提高女性地位等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系統性調整，這一難題還將長時間存在，並且「光棍危機」可能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也會逐漸暴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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