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日本到底是什麼？

理想國按：

不知道朋友們有沒有注意到，進入新年，「理想國譯叢」悄悄地加快了出版節奏：兩個半月，先後出版了《戰爭、槍炮與選票》、《金與鐵》、《創造日本》，而最新一本《娜塔莎之舞：俄羅斯文化史》也已下廠，將於不久後上市。對於患有「譯叢收集癖」的朋友，不知道算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今天微信，分享作家許知遠給《創造日本》一書所寫的導讀，且看他如何解讀「這本精妙地解釋了日本混合的國家體制和文化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迷人小書。

順便提一下《創造日本》一書作者伊恩·布魯瑪，他是現任《紐約書評》主編，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誌列入「全球頂尖思想家」，但或許他為譯叢讀者更為熟知的身份是：《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兩本譯叢的作者。

作為方法的日本

文：許知遠

《創造日本：1853-1964》（導讀）

1.

「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在為黃遵憲的《日本國志》撰寫的後序中，梁啟超這樣感慨。

這是1897年末，距離中日甲午戰爭結束不過兩年。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意外地大敗於日本，簽署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割讓了台灣，並付出了兩億兩白銀的賠款。這場戰爭最終將中國從昏睡中叫醒，她不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還可能有亡國之危險。

此前，不管1840年的中英之戰爭，還是英法聯軍在1860年燒了圓明園，或是1883—1885年的中法之戰，都未給中國帶來震撼。對於很多士大夫來說，它們都是來自遠方蠻夷的挑戰。但這次不同，日本常年被視作中國的附屬國，即使它不從屬於朝鮮、越南、緬甸這個序列，也相差不遠，它被輕蔑地視作「倭國」。日本的勝利還撕去了神秘中國的最後面紗——在她傲慢與遼闊背後，是無能與虛弱。

1895年4月17日，中國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於日本馬關簽訂不平等條約《馬關條約》。

戲劇性的是，在短暫的敵意之後，日本成為羨慕與模仿的對象。1887年寫就的《日本國志》長期無人問津，此刻突然受到歡迎，幾個書局重印了它，甚至光緒皇帝也成了它的讀者。人們相信這本書蘊含了日本富強之秘密。另一位維新者康有為乾脆勸光緒追隨明治天皇，像後者再造日本一樣再造中國。當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時，維新者向他尋求變革中國之建議，一些人甚至期待他擔任客卿，直接指導一切。

百日維新失敗了，日本模式吸引力卻並未減弱。1898—1911年間，至少有兩萬五千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留學，被形容成「歷史上第一次以現代化為定向的，真正大規模的知識分子的移民潮」。未來中國的領袖們——從軍事家蔡鍔、蔣介石到文學人物魯迅、陳獨秀—都是其中一員。流亡中的梁啟超，將橫濱變做他的知識生產中心，他在這裡編輯的報刊被偷運回國內，塑造了一代中國知識人的思維。在國內，清政府參照日本改革了警察與監獄系統，維新派官員甚至準備推行日本式的君主立憲制。

在這高昂的熱忱背後，中國人又對日本有多少了解？令梁啟超備感嘆服的《日本國志》真的能給予中國變法以參照嗎？駐北京的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不無譏笑地說，倘若根據《日本國志》來理解日本，就像是以明史記載來理解今日中國的時局。敏銳的觀察者如黃遵憲，也很難洞悉日本的變化速度有多快。而以國師自居的康有為在《日本變政考》中，向光緒描述的明治維新是出於自己的臆想，還得出這樣的荒唐邏輯—倘若日本用三十年可以變法成功，以中國這樣大得多的規模，三年就可以了。

《日本國志》出版於1895年，是黃遵憲用8年的實地調研所撰寫的一部日本研究著作。其中他對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制度進行的介紹為近代中國輸入了全新的憲政理論思想，推動了清末憲政改革。

對於一個世紀前的中國維新者來說，日本令人著迷，既因它突然獲得富強的能力，也因為它可能導向某種速成之路。在20世紀初的東京，到處是為中國學生所設的速成學校，從語言、法律到軍事、政治，這些青年人想用幾個月，最多幾年來掌握一切。他們以同文同種的眼光來看待日本，倘若日本能迅速掌握西方的秘訣，他們也同樣能迅速掌握日本的秘訣。

當鄧小平在1978年訪問日本時，很少有人記得黃遵憲與康有為的插曲了。在中國的革命史敘事中，他們是可以被忽略的改良人物。但革命家鄧小平發出了相似的感慨，他在參觀新幹線時感慨：「快，真快！就像後邊有鞭子趕著似的！這就是現在我們需要的速度。」他還說，「這次訪日，我明白什麼叫現代化了。」這也是令人心酸的感慨，鄧小平與20世紀初的維新者一樣，他們在東京看到了一個新世界。

圖為馳騁在富士山下的日本「高鐵」新幹線，於1964年開始通車運營。被譽為「子彈列車」的新幹線給日本經濟帶來了巨大影響。

日本再一次成為速成教材。就像明治日本被視作富強之表率一樣，戰後日本則被看作一個純粹的經濟故事。這個日本故事沒有持續多久，就因股市與地產的崩潰而結束。中國經濟的崛起似乎徹底終結了日本作為榜樣的時代。21世紀到來了，東京的商場、旅店與公園裡擠滿了來自中國的遊客，《讀賣新聞》、NHK上充斥著關於中國經濟實力的報道。中國媒體不斷重複著日本「失落的二十年」論調。日本變成了某種反面教材，評論家們提醒中國不要重複它的經濟泡沫與萎靡不振。

但中國遊客很快就發現，儘管中國經濟規模龐大，他們還是想在銀座買下一個馬桶蓋，去逛京都的寺廟，感慨日本鄉村之整潔、人民之禮貌，追著村上春樹的小說與日劇《深夜食堂》。一些時候，21世紀富有的中國遊客的感受竟與一個世紀前的留學生不無相似，「日本政治之善，學校之備，風俗之美，人心之一」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與此同時，我們對日本的理解欠缺且滯後。中國知識分子們談論此刻日本時仍常引用《菊與刀》與《日本論》，前者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的著作，後者則來自民國時的戴季陶。日本社會內在的複雜性很少進入我們的視野。它要麼是被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敵人，要麼是一個值得模仿的鄰國。至於日本到底是什麼？我們仍缺乏興趣。

2.

在翻閱伊恩·布魯瑪的《創造日本》時，讓我深感興趣的是近代日本的矛盾性。它對西方的妒羨交織之情，它內部威權傳統與自由文化的交戰，這兩股不同的力量，驅動了日本迅速崛起，也將它引向災難。

這是一本緊湊卻雄心勃勃的著作。在不到200頁的容量里，作者對近代日本進行俯瞰式的描述。他以1853年的黑船來襲作為現代日本的開端，傳統的日本秩序開始瓦解，西方既是屈辱又是力量的來源。1964年東京奧運會則是全書結尾，作為主辦國的日本特意設立了一項無差別組的柔道比賽，但當自己的傳奇選手神勇昭夫意外地輸給荷蘭選手後，他們接受了失敗，將掌聲給予了勝利者。

1853年，美國以炮艦威逼日本打開國門，最後雙方於次年簽訂《日美和親條約》。這也是日本與西方國家簽訂的第一個貿易條約。

1964年10月10日至24日，第18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日本東京舉辦。這既是奧運會第一次來到亞洲，也是日本第一次進入奧運會獎牌前三甲。

「過分自信、狂熱心理、深深的自卑感以及時而執念於民族地位的想法——所有這些因素對日本現代史都產生過影響，但相較於其他品質，有一種最令人受用：那就是雖敗猶榮時的那份優雅」，布魯瑪寫道，他相信這標誌著現代日本轉型之完成，它對世人展現了一種更成熟的姿態。

倘若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著迷於日本所代表的富強秘密，伊恩·布魯瑪則鍾情於日本歷史的連續性與複雜性，以及在這樣一個國家建立現代政治制度、自由文化之艱難。

很少有人比他更有資格來描述近代日本故事。他在亞洲、歐洲與美洲都有著廣泛遊歷，敏感於東西方文明間的衝突與融合。出生於荷蘭這一背景或許還增加了這種理解力。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荷蘭是日本窺望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蘭學也是想獲得新知的日本學者的唯一選擇。他也屬於在20世紀80年代成熟起來的文化批評家，確信個人自由與普世主義，常以懷疑的姿態看待各種「文化特殊論」。

伊恩·布魯瑪，《紐約書評》主編、紐約巴德學院保羅·威廉斯教席之民主、人權和新聞學教授。出版的著作有《零年：1945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日本之鏡：日本文化中的英雄與惡人》《殘忍的劇場》等。2008年和2010年被《外交政策》雜誌列入「全球頂尖思想家」。

在這本小書中，中國知識分子可以讀到他們熟悉的命題。同樣面對西方之衝擊，為何日本成功，中國卻失敗了？在作者看來，日本文化之邊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不是中國式自我中心的龐然大物，日本思想家可以輕易把目光從中國轉向西方，展開一場新的學習。日本也從不是集權的社會，並存的天皇與幕府給予維新者更大的迴旋空間。

但更重要的段落卻留給了中國知識分子無暇顧及或刻意忽略的東西—富強背後蘊含的黑暗。明治維新在軍事、工業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日本從未進行完整的現代政治改革。日本儘管制定了憲法，「但立國基礎不仰賴政治權利，取決於對天皇制度的宗教崇拜以及通過國家神道灌輸的日本起源論」。

這個政治制度也要為日後之失敗負責。天皇是名義上的負責人，卻不參加具體之決策，也不需為此承擔責任。正是這種缺乏明確的問責制將日本拖入了二戰，就像一位高級官員的回憶：「海軍打心底里認為與美國開戰必敗無疑，只是不願公開表態。陸軍未必真想打仗，又極力反對從中國撤軍。外相堅定地認為，不答應從中國撤軍，與中國的交涉斷無希望成功。」沒人真心支持戰爭，同樣沒人願意公開表態反對，一套自上而下都不負責的氣氛最終將日本拖入災難。

一種對應的自由文化從未建立起來，對西方之焦灼感與威權文化的影響，都讓它步履維艱。從一開始，「文明開化」運動也蘊含著兩面性，它追求現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又著迷於對外擴張，整個國家被強烈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支配著。作為明治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以倡導西方文明著稱，竭力推動日本獲得平等地位，當聽到戰勝中國的消息時，他興奮地跳起來。即使在更為開放的大正年代，日本社會也始終伴隨著個人主義帶來的緊張感，投入天皇的「聖戰」反而讓人感到放鬆。

日本東京街頭的現代化氣息。

伊恩·布魯瑪明顯地善於處理一個更開放、自由的日本，其中一些細節尤其妙趣橫生。「日本人竭力模仿歐洲人的一顰一笑，男賓們抽著哈瓦那雪茄，玩惠斯特牌；其他人則小口小口品著宴會桌上堆積如山的松露、果醬和冰淇淋雪葩」，他這樣描述明治人物對西方之仿效。他對於大正時代的銀座則寫道：「小夥子留著長發，戴著『勞埃德』式眼鏡，穿著喇叭褲和花襯衫，扎著鬆鬆垮垮的領帶。他們和梳著蘑菇頭的姑娘徜徉在栽有垂柳的大街上。血氣方剛的青年聚在『茶店鋪』里討論德國哲學或俄國小說，因此得名『馬克思少男少女』。」

在近代日本，這表面對西方的羨慕與追隨，總是讓位於嫉恨與對抗。直到美國人的到來，似乎才打破了這種循環。日本終於呈現出東京奧運會的成熟一幕。但日本真的變成了一個正常國家嗎？在戰後的經濟復甦中，昔日的財閥與政治家族很快又佔據了主宰。在21世紀開始的東京，不止一個日本人向布魯瑪抱怨，他希望再有黑船來襲，他們覺得只有藉助外力，才能打破日本之封閉。在這令人悲哀的抱怨背後，也讓人不禁想像，倘若麥克·阿瑟將軍當年大膽地廢除了天皇制，日本將會以何種面目出現？

回到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歷史。倘若中國知識分子能在尋求富強之道時，也能意識到日本模式所蘊含的黑暗力量，近代中國之路或許也會變得不同。這一點對於正在獲得富強的中國，尤其富有啟發。

【相 關 圖 書】

《創造日本：1853-1964》

歷史 | 文化

著者：[荷] 伊恩·布魯瑪

譯者：倪韜

從1853年馬修·佩里的黑船駛入江戶灣，結束長達二百多年的鎖國，到在美國的監管下成為一個經濟高度發展，並於1964年成功舉辦東京奧運的現代國家，日本不過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

在這本睿智、優美而精簡的書中，伊恩·布魯瑪通過對這一歷史時期的細膩考察，清晰地呈現日本歷經的種種重大事件及相繼而來的轉變，從倒幕運動、明治維新、日俄戰爭、侵華戰爭、東京審判，一直到美國接管及東京奧運。

布魯瑪深刻地探討日本社會思想、政治秩序和經濟生活等各個面向，並以獨到和客觀的視角解釋日本如何經歷這些戲劇性的巨變及伴隨的戰爭與變革，最後從一個小小封閉的傳統島國一躍成為牽動東亞乃至世界的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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