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臉色」決定一切？
「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歷史上曾反覆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俄羅斯總統普京
臉色考驗忠誠
臉色，又稱面部表情，所有人都不會陌生。對著鏡子，看到的是自己的面孔，走進社會，瞧的是別人的臉色。
滿面春風或黯然傷神；和藹可親或盱衡厲色；天真快樂或飽經滄桑；赤誠相見或高深莫測……每一個人都會由於自身的性格、職業、地位、年齡、心情的不同，有著不一樣的臉色。正因為如此，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留心自己和觀察別人的臉色。
留心自己的臉色，關心的多是自己的身體。臉色紅潤，表示血氣充盈；臉色蒼白，則表示血氣虛衰；臉色青紫，多是心力衰竭；而臉色發黃，則是內臟細胞受到損害，或是膽道發生阻塞。
而觀察別人的臉色，注重的恐怕是個人的利害得失。最常見的都是奴才看主子的臉色，屬下看老闆的臉色，下級看上司的臉色，無權者看權勢者的臉色。此類察言觀色之事，很少見到主與仆、上與下、權貴與草根這樣的位置秩序顛倒過來。
因此上，「出門看天色，進門看臉色」就成了要爛熟於心，為人處世的古訓。
記得柏楊先生的文章中曾記載過一則史實：明朝皇帝朱元璋微服私訪，偶遇一鄉下農婦在屋檐下餵豬。朱皇帝見此不由兩眼發直，若有所思。身邊隨從見皇上發痴，靜觀默察，頓有所悟。
當晚，太監便向皇帝稟告邀寵：「皇上，那個娘們兒已弄進宮內。」
朱元璋不明其中玄機：「哪個娘們兒？」
太監答到：「就是您早上看上的那個餵豬的女子。」
朱元璋連忙說：「非也，非也！」
太監大惑不解：「怎麼會非也？早上，您一直對她目不轉睛，一味微笑。我們都在邊上看著呢。」
朱皇帝這時才恍然大悟：「我不是看她漂亮而笑，而是看她餵豬的模樣，想到古人造字。檐下養豕，豈不是『家』乎？會意之處，故爾忍俊不住。」
其實，像這種在權勢者面前，察言觀色以獻媚，吮癰舔痔而取寵的奴才，凡有J權統治的地方都會層出不窮。
前蘇聯著名的音樂家，馬克西姆?凡格羅夫（Maxim Vengerov）曾回憶：一次，斯大林受邀出席音樂會。L袖出行，隨從們自然個個小心翼翼，低眉順眼，生怕有一絲差錯。
那天給斯大林安排的是四重奏專場。大幕拉開，一看舞台，便面露慍色，怒氣沖沖地問道：「為什麼只有四個人？」未等回答，又生氣地加了一句：「而且他們都坐著！」
陪同的音協領導見斯大林發飈變臉，不敢怠慢，連忙問：「斯大林同志，那您看幾個人合適？」
「起碼十個！」
臉色就是命令！尤其是斯大林的臉色。於是，舞台導演急忙增調演員，台上的四名演員增加到十一人。大幕再次拉開，見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落實，斯大林於是轉嗔為喜，旁邊的隨從也隨之鬆了一口氣。
從這次演出之後，蘇聯的舞台上就多了一種新的演奏形式——十一人組合，十個人加一個首席，共十一把提琴。這可倒好，「四重奏」讓偉大的斯大林創新為「十一重奏」，而且演員都必須得站著拉。這樣一來，大提琴演奏就犯難了，演員沒法站著拉，乾脆取消！於是，清一色成了十一人的小提琴合奏組合，流行一時，風靡全國。
在斯大林統治時期，他的意志便是全體人民的意志。在一個J權的社會制度下，對於一個擁有無限權力而不受民主監督的人來說，自恃高明、一貫正確、自以為無所不懂、無所不能是極為正常的。由於宣傳的造勢，媒體的推波助瀾，對於個人崇拜登峰造極，不光使他頭暈目眩，而且也使他產生了錯覺，以為只有權力才是至上權威不可缺少的標誌，並相信通過這種帶有血腥味的權力的延伸，可以達到自己所希望的一切。
世界著名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在他的回憶錄《見證》中曾談到前蘇聯音協主席赫連尼科夫的一件糗事。一天，赫連尼科夫奉命到克里姆林宮向斯大林彙報當年「斯大林獎金作曲獎」獲獎名單。斯大林坐在寬大的辦公桌後面，低著頭，不知在寫著什麼。赫連尼科夫畢恭畢敬地站在桌前，用一種柔和、愉快的聲調念著獲獎者的姓名，斯大林沒有抬頭，繼續寫。
赫連尼科夫念完了，辦公室內寂靜無聲。突然，斯大林抬起頭來，望著赫連尼科夫，就像人們所說的「盯住他不放」。望著他冷峻的臉色，赫連尼科夫不知所措，腦子一片空白，「只覺得下身有一股暖流，這下他嚇壞了，跳了起來，向門口倒退出去，嘴裡喃喃地不知道說些什麼……」門口的警衛一把抓住了他，將赫連尼科夫拉進一間特殊的房間，迅速脫下他的褲子，幫他擦洗乾淨。用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說，「在L袖和導師面前尿褲子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是一種榮譽，一種高級的樂趣，一種高級的奉承。」【肖斯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23頁】
這種被偉大的革命L袖冷峻的臉色和嚴酷的目光嚇得尿褲子的故事，對於從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彷彿是天方夜譚，但在「斯大林獨C」的年代，確確實實是常有的事。
偉大的革命L袖不光喜歡音樂，而且還特別喜歡看電影。一部《翠堤春曉》，他看了幾十遍。當然，帶有傳奇與神話色彩的《泰山》電影斯大林也很喜歡，一部不落，全套都看過。L袖既然喜歡看《泰山》，全國的老百姓也必須跟著喜歡。不過，說實話，老百姓不喜歡也不行，因為「斯大林讓全國的電影院都放映他喜歡的《泰山》，別的什麼也不演。也許只有新聞片例外。」【肖斯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19頁】
至於蘇聯本土影片，斯大林更是一部不落，出一部看一部。或許，有人懷疑，偉大L袖日理萬機，哪有時間和精力觀看如此多的電影？其實，斯大林在世的最後幾年，蘇聯每年也出不了幾部電影，即使全看也花費不了多少時間。斯大林自有一套美學理論，「所有上演的電影里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傑作更少，因為有能力搞傑作的人很少。誰能攝製傑作，誰不能攝製傑作，都由L袖決定。」【肖斯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18頁】既然每年只能拍出幾部「傑作影片」，L袖審查觀看也就輕鬆了許多，用不著那麼勞神費力了。
斯大林願意夜裡看電影，就像他喜歡夜裡工作一樣。為了他的方便與安全，克里姆林宮內特意安排了專供他享用的放映室。L袖怕寂寞，不喜歡一個人瞧，於是，全體Z治局委員都必須陪著他看，甭管是不是已經鼾聲大作，或是剛剛吃過安眠藥準備就寢，秘書一個電話，「斯大林同志，請您觀看電影。」於是，這些D政大員們，立碼就得一骨碌爬起來，屁顛兒屁顛兒地趕到L袖身邊。雖說他們在各自所管轄的領域內說一不二，頤指氣使，威風八面，可在L袖面前，絕對逆來順受，惟命是聽。在來的路上的轎車中，剛才還是一個個哈欠連天，睡眼惺忪，可到了L袖面前，不僅立刻變得精氣十足，而且還是一副興趣盎然的樣子。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當中，曾多次提到與斯大林一起看電影的情景。他回憶道：從烏克蘭調到莫斯科之後，幾乎每天晚上斯大林都打電話來，「過來吧，一塊吃頓飯。」飯後除了聊天，還要看電影，幾乎都是在清晨5、6點鐘才結束。赫魯曉夫把這稱之為「可怕的家宴」，因為自己白天還要上班，只好利用中午小睡片刻，否則根本支撐不下來。「因為總是面臨威脅：如果不睡，他（指斯大林）一叫去，過後就會在他那裡打盹兒。誰要是在斯大林的餐桌旁打盹兒，都不會有好下場。」「往往他看著親近的人，就說道『您今天的眼神怎麼有點不對啊？』有時候人們聽到了這番話之後就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切以他的心情為轉移。當時沒有任何法庭，沒有任何偵查，沒有任何真正的審理。他一手培養的警察對人們大開殺戒，只要斯大林的小手指往那個方向一動，他們就撲上去。」【《尼基塔.赫魯曉夫回憶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180頁，188頁】
對於陪同斯大林看電影時的恐懼，肖斯塔科維奇在《見證》一書中也曾回憶：他有一位導演朋友，有一次，恰巧在克里姆林宮放映他導演的電影。於是這位朋友奉命跟著電影攝影部部長保爾沙科夫一同陪看。進了克里姆林宮的大門，一路上他們被搜查了15遍。電影還沒開演，他們就已經被搞得心驚肉跳。
放映室里，像通常一樣，斯大林坐在後面，導演和部長坐在前面。電影開始了，肖斯塔科維奇的這位朋友坐如針氈，心思根本不在銀幕上，他豎起耳朵，全神貫注地聽著後排發出的細微的響動，「似乎斯大林座位上的每一個軋吱聲都具有決定意義，每一聲咳嗽都是在宣布他的命運……」
放映到一半，斯大林的秘書拿著一份急件進來要L袖審批。當時導演是背向斯大林坐著，不敢回頭，自然也無從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此刻，他突然聽到斯大林怒斥道「這是什麼破爛貨？」
偉大L袖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放映室雖說夠黑，可是肖斯塔科維奇的這位導演朋友還是覺得眼前更黑，咕咚一聲，摔倒在地。警衛趕緊把他扶了出去。
這位導演清醒過來後，別人急忙向他說清楚了其中的誤會，L袖不是罵他和這部片子，而是罵秘書送來的文件，並且還告訴他，斯大林說了，「這部片子不壞，我們喜歡這部片子，不過以後不要請導演來了；不，不請了。他們都太神經過敏。」【肖斯塔科維奇：《見證》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21頁】
說來難以置信，斯大林對於電影中歌頌自己的重視程度遠比對國家大事要留神得多。前蘇聯導演亞歷山大?多夫任科就曾對肖斯塔科維奇講述過自己的親身經歷。他曾經做過一部國內戰爭的紀錄片，不知為什麼片中忽略了斯大林。斯大林看過後，臉都氣青了，把亞歷山大?多夫任科叫了去，大聲訓斥。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也狐假虎威，在一旁幫腔：「難道你對我們的L袖連十米膠片都捨不得用？好吧，你會像狗一樣地去死。」
臉色的異類
不過，也並非所有人都要看L袖的臉色行事，在斯大林時期也有另類。前蘇聯著名的鋼琴演奏家瑪莉亞?尤金娜就是其中之一。在肖斯塔科維奇眼中，「尤金娜是個奇怪的人，非常孤獨。她非常有名，主要因為她是個傑出的鋼琴家……尤金娜不論彈什麼都『與眾不同』，她令無數的崇拜者著迷。」在她一生中最為人稱道的，恐怕要算是肖斯塔科維奇在回憶錄中記載的這則故事：
有一次，斯大林在廣播里聽到現場音樂會的轉播，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鋼琴協奏曲》。於是，斯大林給電台領導打電話，問他們有沒有這張唱片。電台領導不敢說沒有，斯大林聽罷便要他們把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協奏曲的唱片送到他的別墅去。
這下子，台里領導慌了，因為根本就沒有這張唱片，但必須想個辦法。用肖斯塔科維奇的話說：如果向斯大林說實話，「不知道會招致什麼結果。在斯大林看來，一條命是毫不足惜的。對他，只能事事同意、屈從，只能唯唯諾諾，對一個瘋子唯唯諾諾。」當晚，電台就把尤金娜和管弦樂隊叫去錄製唱片，所有的人都嚇得發抖，當然尤金娜除外，她是個「另類」，因為她誰都不放在眼裡。
後來，尤金娜告訴肖斯塔科維奇，指揮嚇得腦子都木了，不知如何指揮，人們不得不送他回家。又請來另外一位指揮，第二位指揮戰戰兢兢地拿起指揮棒，卻把什麼都搞混了，樂隊也給他弄糊塗了。無奈之下，只好請來第三位指揮，在第三位指揮的調度下，總算完成了錄音。
或許，這是世界音樂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事情——為了一張唱片，一個晚上竟然換了三個指揮。到了早晨，唱片總算準備好了。不過，電台只製作了一張唱片，把它送給了斯大林。這是一張創紀錄的唱片，全世界唯一的一張唱片，也是「創唯唯諾諾的記錄」的唱片。
不久，尤金娜收到一個裝有20，000盧布的封袋。有人告訴她，這是按照斯大林的明確指示送來的。尤金娜為此給斯大林寫了一封回信。當肖斯塔科維奇聽到尤金娜講述這封信的內容時，簡直不敢相信，甚至認為尤金娜的腦子出了問題。尤金娜在她的信中寫了這樣一番話：「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在肖斯塔科維奇看來，尤金娜把這封信寄給斯大林，簡直就是自取滅亡。
據說，當局將逮捕尤金娜的命令已經準備好了，只要L袖稍有表示，哪怕只是皺一下眉頭，這些秘密警察就能立刻叫尤金娜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是，斯大林讀了這封信之後，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把信放在一邊，毫無表情，甚至連旁邊人所等待的皺眉頭的表情也沒有出現。
一場虛驚，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直到若干年後偉大的L袖被發現已經死在他的別墅的時候，唱機上播放著的唱片仍是那張尤金娜彈奏的《莫扎特：第23鋼琴協奏曲》，這是他最後聽到的音樂。
肖斯塔科維奇所描繪的是一幅在極權高壓統治下，知識分子如何無辜獲罪，忍辱含垢地生活的可怕的圖畫。儘管知識分子有個人的藝術見解與追求，有自己的人格和尊嚴，但這一切，都被獨C者踩在腳下，他們最終不得不奉令承教，迎合獨C專制者一個人的口味。因為「斯大林一揮手就能創造或毀滅整個文化運動」，「不管聽眾對你的作品反應怎麼樣，也不管評論家是不是喜歡。這一切對最後的分析都是毫無意義的。決定生死的只有一個問題：領導喜歡不喜歡的作品。我強調決定生死，是因為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生死並不是比喻，而是真正的生死。這是你必須要明白的。」（肖斯塔科維奇語）
有權力就會膨脹，羅素在《權力論》的書中把它稱作是「人的本性」。羅素還認為，人對經濟的需求尚可得到滿足，但對權力的追求則永遠不會滿足；正是對權力的無止境追求，才引發多種社會問題。人的權力具有不斷擴張的特性，就像弗洛伊德看待性慾一樣，所以應當節制個人、組織與政府對權力的追求。
對於享有J權專制的統治者來說，它需要的既不是知識分子所認為的藝術，也不在乎他們的人格與尊嚴，它需要的只是屈從。任何人想要得到權力的青睞與信任，「就必須套上國家的籠頭聽任驅使」。斯大林把社會看成一個「住人的玻璃大廈，人人都受他的主宰」，在「革命」的名義下，在「無產階級Z政」的口號下，是否信仰和忠於L袖，是否對Z壓的「敵對勢力」口誅筆伐，成為了區別好人與壞蛋的標準，成為了衡量藝術作品是「香花」與「毒草」的尺度，同時也成為了生存與死亡的界限。無怪乎，任何人在L袖面前都會誠惶誠恐，因為在L袖面前，每個人都把自己看成是等待宣判罪與非罪的教徒，而宣判的權力就掌握在主教——斯大林手中。
臉色決定悲劇
前蘇共總書J尤里?安德羅波夫在去世前曾說：「蘇聯社會體制在其存在的所有時期都從未被理解過」。這個「從未被理解」究竟意味著什麼？
蘇共時期，對它的認識、分析、反思、批評都會被視為誹謗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都會被視為反蘇分子而被追究刑事責任。蘇聯解體之後，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還在延續那種僵化、教條的意識形態，來理解與分析蘇聯社會體制的產生與滅亡，將蘇供的垮台以及蘇聯的解體看作是帝國主義「和平Y變」的結果，看成是蘇共黨內叛徒出賣共產主義事業的結果。
關於革命在不符合它理想的條件下發生以後，可能甚至會出現蛻化變質的問題，恩格斯曾經說過：「……國家再好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228頁、229頁】普列漢諾夫在與民粹派進行論戰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人民如果在不成熟的社會條件下取得政權，「革命可能蛻變為一種畸形的政治制度，即G產主義背景下蛻變為一種與古老中華帝國或秘魯帝國相類似的改頭換面的沙皇Z制制度」。【（蘇）羅?梅德韋傑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343頁】從先哲們的論述中不難看出，斯大林主義的出現絕非是歷史的偶然。
當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條件不成熟的條件下，使用國家強迫手段完成了西方國家利用工業革命及資本主義制度所完成的同樣事物後，從本質上來說，這隻能算作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革命。在這場革命勝利中所建立起的各種關係，其實就是國家資本主義關係，無論它是以什麼樣的名義建立的政權。在這樣的國家形態下，新政權所需要的就是全面掌控社會的資源，它要將全國範圍內的資產視為己有，要用「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或「國家財產」等名義，將所能控制的政治、經濟、軍事、信息、輿論宣傳、文化、教育、科技、藝術、醫療衛生……統統集中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的是，它直接插手分配全國收入和利益，分配那些實際上已經變成公共財產的各項物質，以及包括人民生活資料在內的各種物資。
社會一旦出現對財產國家獨佔的質疑，都會使當政者產生失去權力的恐慌，他們對於不同政見的批評、主張以及要求的敏感與恐懼，是與其統治與行使權力的高度壟斷密不可分。只有理解了這些，才會懂得為什麼蘇聯會在斯大林統治下演變為高度J權性質的國家，才能認清這種國家形態內部的各種關係的特性。
就像一位普魯士的名人說過：「任何國家的統一和強大都是經過了鐵和血的洗禮」，這幾乎成為J權國家的統治原則。托洛茨基早在1904年就曾針對列寧的黨的組織方法寫道：「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這些方法導致以下結果：黨組織代替了黨，中央委員會代替了D組織，最後，一個『獨C者』代替了中央委員會。」所有這一切，誠如斯蒂芬?茨威格所言：當「一種教條一旦控制了國家機關，國家就會成為Z壓的工具，並迅即建立恐怖統治。任何言論，只要是向無限權力挑戰的，都必須予以鎮壓，還要扼住那持Y議的言者和作者的脖子。」【斯蒂芬?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引言》希望出版社】
在這樣的國家中，社會的一切運轉的目標都是為了「國家利益最大化」。這是因為國家往往有著偉大而神聖的烏托邦目標，有了這樣崇高的目標，就有了為了這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的道德制高點，就可以有理由採用各種手段來打壓一切政治Y見者。為了使人民能夠團結一心，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當政者往往虛構出外部「敵對勢力的陰謀」，並反覆謊稱「虎狼在側」，「亡我之心不死」，以及不斷發現「內部產生的階級敵人」的政治謊言，以此強化J權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以及個人統治的權威。這類伎倆在20世紀的J權國家中屢見不鮮。這一方面證明了「主政」者的極端無恥和無賴，另一方面也證明了在這樣的國家中的民眾的懦弱和集體健忘症。魯迅對此譏諷道：在這樣的國家中，老百姓從來就沒有爭到過「做人的資格，至多是奴隸的資格」。「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國拿來作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得了不得……所以多有這種『合群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魯迅：《「熱風」隨感錄三十八》】
在一個經濟、民主與科學並不發達的國家中，斯大林的J權與Z制的出現，首先是個人迷信的勝利。愛倫堡在自己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中寫到: 1935年回國後，他到克里姆林宮出席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大會，第一次看到了狂熱的個人崇拜。當斯大林出現時，全體起立，開始瘋狂地鼓掌，會場里響徹「偉大的斯大林，烏拉！」「光榮屬於斯大林！」大家剛剛落座，又有人高喊：「斯大林，烏拉！」於是，大夥又得站起來，一切從頭再來。長達十幾分鐘的狂熱稍作平息，人們開始陸續坐下來，突然會場的角落中傳出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叫聲：「光榮屬於斯大林！」此刻，會場上的群眾像打足了氣的皮球，「又跳起來鼓掌」。回家的路上，愛倫堡想，斯大林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可這一切怎麼有點像薩滿教的巫師？由此，愛倫堡思考：「在1938年以前，『迷信』一詞用得比較正確，只限於它最初的宗教含義。斯大林在千百萬人心目中變成被神化的神話英雄，人們都誠惶誠恐地反覆呼喚著他的名字，相信只有他才能挽救蘇維埃國家免遭入侵和崩潰。」對斯大林的迷信，正如其他任何迷信一樣，產生了將黨變成一種特殊宗教組織的傾向與可能。黨內的「牧師們」（以永遠「偉大與正確」的「神聖主教」斯大林為首的一批既得利益階層）要求全D和全體人民把斯大林當成神，利用宗教式的心理和幻想，對「教徒們」進行自我勸導，對事物不需要思索和分析，一切以L袖的教導為指針，排斥「革命導師」教義以外的一切思想，把一切揭露事實真相的言論，都看成是對「無產階級政權」、「反對社會主義」的異端邪說，讓全體人民沉溺於只要篤信全能的「革命導師和L袖」的教誨，就能無往而不勝，不僅能奔向社會主義的康庄大道，而且可以建成共產主義天堂。
對這種全民式宗教崇拜，希特勒曾經做過最露骨的詮釋：「個人迷信是一種最好的統治形式」。紀德在《從蘇聯歸來》這本書中，也記述了蘇聯狂熱的個人崇拜現象，在當時，無論是地方官員，還是普通百姓，想要給斯大林發個致敬電，如果在斯大林的名字前面不加上「勞動者的L袖」、「人民導師」之類的頭銜，電報就發不出去。
蘇聯解體之後，隨著歷史檔案的解密，對於斯大林「個人迷信」的認識與反思也愈發深入。在解密的檔案中曾記載：聯共(布)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斯大林將當時蘇聯主要的黨政軍領導人，召集到他的別墅孔采沃。這是斯大林的慣例，邊宴請，邊商議黨政大計。席間，斯大林要求在座的要員們對黨代會的報告草稿發表看法和意見。習慣於用L袖的大腦來代替自己的思考的高官們，自然是對這份草稿歌功頌德，阿諛奉承。
誰知斯大林的臉色一沉，厲聲呵斥道：「給你們看的這份報告草案是我準備把它淘汰不用的，而你們卻在這兒唱讚歌……稿子要全部重寫。」此言一出，在座者頓時目瞪口呆，無所適從。
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令人難堪的樣子，貝利亞趕緊打圓場：「在這份草稿中我們已經領略到您的手筆，而您再修改潤色一下，那麼，可以想像，這個報告是多麼地出色！」【馮紹雷：《20世紀的俄羅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9月出版66頁】
記得曾有一位哲人說過：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中世紀」的歷史。在人類長達300多年的中世紀歷史進程中，曾經有數不清的黑暗和愚昧，「異端」的呼號與慘叫穿透了全歐洲人的耳鼓，人肉燒焦的氣味也曾瀰漫在整個歐洲的上空。這是一個荒誕的時代，也是一個人類的自由與民主掙扎的時代。在蘇聯斯大林統治時期，也正是這樣一個類似於人類歷史進程的「中世紀」的時代，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慘烈事件與人民的英雄業績交織在一起。
黑格爾曾經說過：「一個人的命運不僅僅是他的個人命運；他代表著普遍的、道德的悲慘命運。」【《黑格爾文集》10卷87頁】作為斯大林來說，他的悲劇恰恰在於,在歷史的某一個階段，作L袖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人，不再是有認知局限的人，而是作為「真理」的化身、道德的典範、無所不能的「超人」。成千上萬的民眾不僅將他看成是社會主義的象徵，而且將自身的利益與福祉、甚至是命運完全寄託於他的身上。如此一來，就將一切消極現象歸罪於「敵人」的陰謀，把一切成就歸功於L袖個人的智慧和意志。
為什麼人們會如此輕易地在J權統治面前俯首稱臣？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2006年反省多元文化主義的專著《認同與暴力》（Identity and Violence）書中指出，人類生命重要的意義在於負責任地理性思考並自由選擇。但是，當人們對某一群體（如文化、宗教、種族）產生一種強烈的、排他的歸屬感時（他稱之為「自我的縮影化」），不但扭曲人性，更會導致衝突和暴力。筆者以為，正是由於這種深深紮根於人類盲從的心中的J權主義，使得那些對自由和獨立思考感到恐懼的民眾走向集體的狂熱、自動交出自己的心靈，甘於被奴役，需要被強暴。統治者的無限貪婪和被統治者的普遍容忍縱容了獨C與Z制的可能。
趙剛：《獨立作家》專欄作家。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隨筆》《書屋》《經濟學家茶座》《歷史學家茶座》《讀者.原創》《雜文月刊》《南風窗》《散文》等報刊，並且在《中國經濟時報》開設專欄。
獨立作家
日本講談社《中國歷史》10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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