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館閣體」的出現，是書法史上清代官方倡導的一件盛世空前的大事

嚴格地說，清初是個帖學的時代，且不說宋元明如此眾多的刻帖為清代人帶來了現成模式，就是從晉韻唐法宋意入手，也已有許多現成楷范供清代人採用。清初的許多書家如劉墉、王文治、梁同書都是帖學好手，就是專攻篆隸的鄭簠，也是聊無雄強生辣之氣而更多溫潤之態。至於當時的畫家如揚州八怪的金農、黃慎、鄭燮，也都是從帖學一派走出來而加以繪畫式的形式變化，根本動搖不了它的根基。因此，金農、鄭燮的畫家書法可以幫助我們思考書法走到明末在風格上出現的種種困境以及當時藝術家拚命想掙脫的種種心態，但卻不能指望這種畫家書法會倡導起清代書法的大潮。它只是一種偶然出現的變體而已。

我們可以說，清代前期的書法是以帖學為主流、在觀念上崇尚晉唐、追隨皇帝趣味、以董其昌、趙孟頫等近世爛熟格調為表面形態的一種局面。

「館閣體」的出現是清代官方倡導的一件大事。士子應試可能因為一張試卷中的某一個字寫得不太規範而被徹底否定。康熙皇帝崇尚董其昌，乾隆皇帝崇尚趙孟頫，帝王個人的愛好對當時的朝野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玉喋金題，匯登秘閣」是一種不加掩飾的寵遇。當然，趙孟頫、董其昌是二王以來的最重要的繼承型書法家，但在康熙、乾隆的低層次詮釋之下，他們卻被歪曲成一種平板和規範的欽定模式，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們竟成為清代 「館閣體」的主要依託。線條光潔、方正、濃黑，這樣的考卷，皇帝和主考官都很喜歡，而趙、董的精髓，也在這喜歡之中被消蝕殆盡。以書取士在清代的表現是 「館閣體」的盛行，而這顯然是一種非常令人倒胃口的趨向。

以清代 「館閣體」和明代 「台閣體」相比，「館閣體」幾乎沒有什麼優點可尋。當時的主要書家如張照、查士標、沈荃、姜宸英、陳奕禧、姚鼐以及梁同書、成親王等人，在書法上都是刻板一律，缺少生命力，即使是劉墉也未能免俗。前面我們總結明代 「台閣體」時還指出它得失參半，不管怎麼說，台閣體畢竟還尊重書家本身，像沈度、沈粲雖說規範，但作為一種楷書，還不失書法的格調。

而到了清代，「館閣體」幾乎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因為它受皇帝實用的、科舉的控制太厲害而無法擺脫。所以當時很多書法家對 「館閣體」作了各種各樣的叛逆舉動。傅山所處的時代，應該說 「館閣體」還沒有完全盛行，但已經有了雛形，其標準就是崇尚董其昌，後來崇尚趙孟頫，而傅山所作的努力，恰恰正是反對這兩個偶像，我想這並非只是一種偶然巧合，而是反映出時代的嬗變痕迹。傅山去世之後，很多書法家對一味崇尚董、趙這種日趨狹隘的審美趣味，表示出極大的憤慨，導致了兩類不同書家的書風。一類是從館閣體內部衝突出來的，以劉墉、翁方綱為代表，倡導以回歸唐法為基礎，反對既有的光潔、方整、濃黑的館閣體。

應該說，這種改良作為個人風格是成功的，作為技巧來說也是可取的，但是仍然只是改良。另一類書家，則採取比較激烈的態度，比較典型的是揚州八怪的畫家書，金農的漆書書法寫得很怪，金石味很濃，但又是裝飾性的，王羲之以來的書法沒有這樣寫的；鄭板橋的書法也寫得隨意和飄逸，近於佻；黃慎的書法也有開花散落之趣。我們可以來判斷一下他們叛逆的成敗得失。

金農是三位中書法最怪異的一位，他的隸書有很高的造詣。他的成功並不在於技巧，而在於他在金石學、繪畫上所把握的和書法相同的審美格調。這種格調決定了他的書法不造作、不輕佻，在怪異之中有一種傳統的支撐。這是一個比較成功的典型。他的漆書是他書體中最奇怪的一種現象，但仍然有大智若愚之風。

最成功的是黃慎，他對線條和空間的理解很出色。這種理解比起古典的二王系統來，可以說是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疏密的空間關係處理得非常大膽，而且有卓絕的想像力，線條非常有力度，技巧上無懈可擊。以他為例，可以證明書法也需要繪畫的支撐。如果沒有繪畫修養，他的書法在空間上不會有這麼大的突破。三個人中間最失敗的是鄭板橋。他的書法真令人有 「難得糊塗」之慨。失敗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觀點不對，他採取的是地道的畫家立場，只對書法的外形作改造。他的變形採用很簡單的辦法，把結構挪一挪，結合一點隸書的筆畫，再結合一點草書的筆畫，字寫得歪斜一點……各種筆法加進去以後，形式上固然是新，但這種新是大拼盤式的，非常輕佻和淺薄。

簡而言之，鄭板橋對書法的線條和空間都沒有很好的理解。鄭板橋可能在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是偶像，這樣的批評大多數人可能無法接受。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們看鄭板橋的成功與失敗，主要是看他的審美趣味。疏密空間非常表面化，格調也陷於做作，整個字形的欹側帶有一種拼湊感覺。實際上正是因為畫家站在繪畫的立場上對書法作表面的繪畫式的改造，才導致了這樣的失敗。

因此，繼承傳統也有成功與失敗之分，走向創新的也有成功與失敗之分。前面說過，從新鮮感走向深度是書法中後期的一個標誌，形式上的新鮮與深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目標。金農、黃慎可以說是成功的，他們對書法的理解有深度。鄭板橋的最大缺陷就是他只注重新鮮，「六分半書」這個詞我就不以為然。這裡拼一下，那裡拼一下，這就叫 「六分半書」？

試問這種分量與比例用什麼東西去計量？又怎麼能分出一分與半分的區別？這是一種很簡單的思維方式，也是一種很可悲的現象。如果在一幅完整的作品中，真能把風格元素一分、二分地計算出來，證明這書法根本沒有融會貫通、渾然一體，對形式也只是一種非常表面的理解。

當然，不管是失敗的鄭板橋還是成功的黃慎，他們在書法史上都是一代叛逆者。由於這一代叛逆者的出現和正面或反面的鋪墊，為後來風格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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