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札」中的晚清官風民情

《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一書是晚清著名學者、詞人譚獻的師友書信集。我一看到「復堂」，就感到親切，並有「久違了」之感。《復堂詞話》是我初學詩詞時熟讀論著之一。五六十年前，它與周濟的《介存齋論詞雜著》、馮煦的《蒿庵詞話》合在一起，納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譚獻的學術視野很開闊，在經學、史學、諸子、校勘諸方面均有涉獵，而且有所發現。譚獻一生功名僅至舉人，數次會試都未能踏入進士的門檻，後來通過「納貲」（通俗地說就是買官，但這是朝廷明碼標價出賣的，並非私下買賣的）做了幾任縣一級的官員。其官位不高，但交際卻很廣泛，與他往來的雖然沒有什麼高官顯宦，但碩儒名流確實不少。這與譚獻的生活環境（江浙一帶宋代以來就是文人淵藪）以及他的謙卑好學、為人隨和有關。因此才有那麼多名士與之書信往來，積存下大量的「手札」。

所謂「手札」，就是親筆書信。清代科舉注重書法，有意進取的文人都要花大量時間與精力練習書法，留下的手跡大多楚楚可觀。把朋友之間往來的書信保存下來，裝成冊頁隨時翻看，既憶及友情，又欣賞書法。前輩耆宿黃炎培先生的書信手跡極為秀美，聽說毛主席晚年常常躺在床上翻閱黃先生的早年信札。

「手札」是座寶庫，不同的讀者從中會有不同的發現。愛好書法的讀者可以一見清代士人不是為了應付科舉只會寫「方大圓光」台閣體的字，書信中大多是行書或行草，不少如行雲流水，美不勝收，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對於經學、儒學有興趣的讀者也可以看到譚獻在這些方面的思考。從往來的書信中可以感覺到晚清今文學派的興起、流傳、繁榮是與西學東漸有關的。西學之來不是衝垮了儒學，而是啟發了儒學在社會大變動時期再度興起。關心世情民風的讀者從中也許會有新的發現。例如，前面說到的「納貲」就是「買官」，但這與讀者熟悉的買官不是一回事，那是當時文士的一條出路。讀書做官是古代通例，有些讀書人有了一定的功名，如進了學，成了秀才，或再高一些成為貢生，甚至中舉，有了這些功名一般還當不上官，如果再中了進士才能名正言順地做官。但考中進士談何容易？三年一科，每科中進士者一二百人，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人。全國的讀書人按照這個比例來算，每年出仕者一個省只有幾個人。許多讀書人一輩子一事無成。

另外，晚清國家多事，戰亂頻仍，打仗需要錢，而清代年收入不過三四千萬兩銀子，第一次鴉片戰爭如果包括《南京條約》賠款就花了二千多萬兩，清代祖制又是「永不加賦」，這些錢到哪裡去找？無非是開源節流，而開源中就有一條是「納貲」為官（名聲好聽，不是賣，而是對於為朝廷做貢獻者的回報），朝廷划出一些官職可以賣給一些特定的人。這遂成為一些讀書人的出路。

譚獻是「納貲」為官的，名臣張蔭桓也是，龔自珍因為書法不好，久考不中，也「納貲」為內閣中書（後來又中進士了）。晚清的士人做官又多了兩條路，即「納貲」與「從軍」。社會對於「納貲」者並不歧視。「手札」中第一封信就是當時浙江巡撫楊昌濬的，同治十三年久考不中的譚獻已經四十三歲，決意「納貲」為官，可是錢不夠，作為頂頭長官的楊昌濬（湖南人，功名僅至秀才，追隨曾國藩等從軍立功而為高官）從旁聽說譚獻經濟困難，便送來二百兩銀子和這封信。信中稱他為「仲修仁弟大人足下」,告訴他官場擁堵，人情險惡，不能憑性情做官行事，臨行以「智圓行方，膽大心小」八字為贈。他的老師杭州知府薛時雨是安徽人，譚獻也是到安徽做縣官，也在信中告訴他，安徽遠不及杭州繁華，特別是經戰亂之後，日常很枯寂，了無生趣，但東西便宜，要他安於寂寞，認真做事，不要在「出處」（出仕與退隱）再兜圈子了，盼望他把這一任官好好當完。我們從這些書信勸誡與勉勵中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納貲」為官已經成為士人出仕的正當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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