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和外戚是如何影響了朝廷？
中國過去有所謂「家齊而後國治」的說法，但家最不能齊的卻莫過於皇家了。在皇族內部，沒有一個朝代沒有發展到流血衝突的糾紛的。——為了要做皇帝，兒子殺掉父親，弟弟殺掉哥哥，這是很平常的事。前舉隋煬帝殺父就是一例。赫赫有名的唐太宗也曾因為他的父親（高祖）不把帝位傳給他，就殺死了他的弟弟和被封做太子的兄長，逼迫父親立刻讓位。但皇室內部的衝突還不只是這一形式。
皇帝既然有最崇高的地位，皇族自然也當有特殊的尊榮。怎樣使皇族尊榮起來呢？漢朝的劉邦所實行的辦法還部分地保存著諸侯國的制度，他割土分封，封劉家子弟為王，分居各國。這是自己做中央的大皇帝，使各子弟們在各地做小皇帝。但結果小皇帝們都憑藉地方的力量起來反對中央的大皇帝，引起了所謂「七國之亂」。西晉也實行這制度，結果也引起所謂「八王之亂」。
原來，要實行分封之制是因為在那時，中央政權還沒有強大到足以直接控制全國。這正是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的條件還沒成熟的表現。封同族人做王，本是想由血統的聯繫來避免地方與中央的對立。但其實，地方與中央只要在政治經濟上有對立起來的可能，只靠血統的紐帶是無法抵消的。在這情形下，地方勢力和中央勢力的鬥爭便以皇族內部的鬥爭為形式而表現出來，並且正因為表現為皇族內部的鬥爭，所以更加激烈。
「七國之亂」是在漢中央政權的武力鎮壓之下平定下去了的。「八王之亂」鬧了二十多年，兄弟互殺，叔侄互殺，八個王都死於骨肉的殘殺中，真是幾乎令人不易相信的事。西晉的懷帝被匈奴的劉聰擄去之後，居然還回答劉聰說：「我家之所以骨肉相殘，大概是由於天意，給陛下自相驅除。」——這真是不知羞恥到極點了。
南北朝時宋齊兩朝骨肉相殘的情形也不下於西晉。宋皇族四世六十六男都在自相殘殺中殺完了。齊的明帝蕭鸞是齊的開國者高帝蕭道成的侄兒，他不僅搶了高帝直系子孫的帝位，而且把他們全部殺光，連一個小兒也不留下。
有了這些教訓，以後歷代皇帝都不敢再分封子弟，使掌地方實權了。而且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央集權可能更加強固，已沒有分封王國的必要。隋唐宋明各朝正如漢在七國之亂以後一樣，對皇族中人雖有封爵，但只是坐食俸祿，不操地方的實權，這固然消滅了皇族內部兵刃相見的衝突，但坐享尊榮的皇家子孫代復一代的繁殖，對於人民卻是一種極重大的負擔。
明太祖朱元璋時還復活了一次分封諸子的辦法，結果也引起了兩次皇族內的戰爭。有一次是燕王（太祖的兒子，即明成祖）從北方起兵搶去了惠帝（太祖的孫子）的帝位，惠帝逃走出宮不知去向，成祖怕他潛逃海外，還派人追到海外去到處搜索呢。
朱元璋
談到皇族內部的糾紛，還不能忘記了皇后的地位。某一個皇后或太后在宮廷內得勢，她的父母、兄弟、子侄也就聯帶著在朝廷上得勢，反過來也可以說，這此所謂「外戚」在政治上得勢了，於是宮中的這個皇后或太后也就權力增強，甚至凌駕皇帝之上了。
首開其例的是劉邦的老婆呂后。劉邦規定「非劉姓者不得王」，但他死後，呂后就掌握了政權，大封呂姓的人做王。結果劉家的人雖然再起來趕跑了呂家的人，但是整個西漢和東漢的歷史上，母后擅政和外戚專權的事仍不斷發生。大體的情形是：一個皇帝死了，他的皇后就乘機獲得權力，從皇族中選立一個年紀很小的孩子做皇帝，自己以太后的資格臨朝聽政，她的娘家人便成了顯貴。外戚的專權實際上正表示，在統治層中某一部分的勢力獲得優越地位，這自然就要引起別的部分的勢力的嫉恨。等到新皇帝也漸漸成人的時候，統治層中別的部分的勢力便幫助皇帝壓制太后，誅殺外戚。而這時，新皇帝的皇后及其外戚的勢力又開始成長了。這樣的所謂母后與外戚之禍不斷地反覆，把兩漢的政治攪得烏煙瘴氣。滅亡西漢的王莽便是這樣的一個外戚。
呂后
漢以後的各朝，因皇后和外戚而引起的紛爭，雖都不及漢朝的經常而嚴重，但也還是幾乎無代無之，最著名的是唐代的武則天和韋後，乃至楊貴妃。明太祖定下條例，嚴禁太后干政，正是害怕因此而造成皇族間的紛爭。清朝還有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事，慈禧和光緒帝的對立更顯然的是兩種政治勢力的對立的反映。
由以上所述，無論是皇族中同姓骨肉的相爭，還是母后外戚和皇帝的相爭，其實際內容都不僅是皇族內部的糾紛。正因為在君主專制政治下，皇族是站在整個統治機構的金字塔的頂點的，所以一切在統治層內部的矛盾鬥爭常都集中化地表現在皇族裡面，這就使得皇族內部的鬥爭成為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了。
在這種反映到皇室內部的複雜鬥爭中，又造成了一種很奇特的人的勢力，那就是宦官。這種沒有知識教養——甚至不大識字——在生理上有著缺陷的畸形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竟常常能在一個時期，隱然成為全部政治的支配者，這實在是君主專制政治下的怪現象。
宦官的存在於宮廷中，並不始於秦漢，但他們本來不過是處於皇帝的侍役地位而已；宦官的獲得大權也是由漢朝開始的。因為在當時的後黨外戚與皇帝的鬥爭中，皇帝在宮廷中所能找到的最親近的人便是宦官，於是他們便內得皇帝信任，外與官僚集團勾結，而成為對抗外戚勢力的主力。在外戚勢力最後完全消除的時候，宦官勢力已經不可動搖，宦官有封為侯爵的，他的親屬也憑藉勢力做了大官，甚至他們還有立新皇帝的權，並且造成所謂「黨錮之禍」，把當時官僚中的正人君子都消滅了。像這樣的宦官勢力在唐朝又出現了一次。
唐朝最後一百年間幾乎可說是一種宦官政權。宦官握有兵權，握有實際的政權，一切做宰相的不奉迎宦官便不能安於其位，宦官殺死過兩個皇帝，迎立了七個皇帝。當官僚中有一部分力量起來和宦官鬥爭時，每一次總是宦官得勝。到了明朝，明太祖手訂的祖宗家法，一條是太后不得臨朝，另一條便是宦官不準干政。但是在上述明成祖奪帝位的一幕鬥爭中，宦官卻盡了很大的力量。從此以後，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有宦官操權的事。到了明末魏忠賢時，宦官政權更發展到了最高點，滿朝的文武幾乎都做了這太監魏忠賢的乾兒子，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都紛紛給魏忠賢立「生祠」。
宦官集團本不過是皇族內的寄生蟲，它的所以能因緣時會，踏上政治舞台的最高峰，這顯然不是它自身的力量，而只是君主專制政體的腐敗的表現。當皇帝環顧左右，找不到最可信託的「心腹」時，結果只好找到這些既然不會生兒子，看來不會有什麼太大的私人圖謀的太監，把一切權力交託給他們。到了這時候，也就表示這一朝的皇帝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了。但是我們要想懂得宦官政治，還不能僅從皇族這一方面看，更得觀察君主專制政體下的官僚制度。
書名：二千年間
作者：胡繩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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