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論「知行合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朱子註解此章引尹氏之言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朱子又引張敬夫（張栻，字敬夫，號南軒）之言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歟？」

一

「知之」、「好之」再到「樂之」，三者境界上有高下。應該以「終」觀「始」，以最高境界「樂之」為核心解讀「好之」與「知之」，才有個頭腦。而尹氏所注，以「知之」為基礎逐層過渡到「好之」、「樂之」，未盡本章主旨。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生知」既是工夫，也是本體，「生知」是後天學問工夫成為可能的內在根據，故應以「生知」為根本來提撕「學知」與「困知」工夫。

孔子不言「性」與「天道」，只點到「樂之」，正如說自己「非生而知之」，只是能夠做到「好學不倦」。孟子在「樂之」的基礎上更拔高一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二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句話就蘊含著「知行合一」的思想。

所謂「知之」，「知」字義淺，這是決裂「行」而言「知」。所謂「好之」，一般認為「好」只屬於內心的感受，其實這裡是在說「行」。但「好之」又不同於一般的行為或行事，而是心上工夫，合於「知」而言「行」。從「知之」過渡到「好之」，在《大學》即是「知至而後意誠」，或如《中庸》所謂「自明誠，謂之教」。

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陽明先生既曰「知是心之本體」，又曰：「樂是心之本體」。所謂「樂之者」，即是「知」經由「行」再回到「知」，陽明先生所謂「行者知之成」，即是此意。此「知」已經升華為「德性之知」，能初步體會到心體之樂、德性之樂。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前者是「長處樂」，後者是「久處約」，兩處「三月」不是實指，而是取其「連綿恆久」之義分別來說「學」與「樂」。孔顏之好學與孔顏之樂是相統一的，學是學此樂，樂是樂此學。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冉求沒有修道之心，沒有為學之志，且為自己不精進修行而狡辯。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孔子說「今女畫」，一方面是對「力不足也」一句進行否定，如果把修道比作行路，冉求根本就不曾邁過腳。另一方面，孔子也是否定了前一句「非不說子之道也」。

《學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又曰：「人不學，不知道」。冉求不力行，焉能知「道」？不知「道」，焉能樂道？故冉求於孔子之道，不能「知」，也不「悅」。

三

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孔子無不知而作，也是在說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此「知」可上達「仁」，多聞多見，為「知之次也」，橫渠先生區分「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其義即取自《論語》此章。

「德性之知」與「聞見之知」，兩種類型的「知」雖然有高下之分，但也不是完全割裂的。陽明先生曰：「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答歐陽崇一》）

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語意婉轉，為聞見之知留有餘地。張南軒先生曰：「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把「知」字意思拔高了一層，「知至」即是《大學》所謂「知本」或「知止」。陽明先生曰：「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語氣決絕，站在知行合一高度說「知」，即是「德性之知」。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不一定就是「聞見之知」，而是主要從「知者行之始」這個意義上來界定「知之」。體察孔子說這句話的用意，是藉助「好」與「樂」來提撕「知」，讓此「知」有個頭腦，由博反約，下學上達，一步步向「仁」去躍遷。

孔子曰：「知者利仁」。「利」是「知」上達「仁」之階梯，從義理上體會「好之」與「樂之」，「好」與「樂」均是落在「利」上用工夫。

或者說，從「知之」過渡到「好之」與「樂之」，「知」為一貫工夫，由粗而精，由淺入深，三者都是在說「知」。《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四

孔子曰：「未『知』，焉得『仁』？」這個「知」是入於「仁」的必要條件，是德性修養的起點，儒家心性工夫須由「知」而入，下學而上達。從「知之」「好之」再到「樂之」，孔子是合於「行」而言「知」，目的是告訴學者，不要停留在聞見之知與博學多識上，而是要契入德性之知。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孟子為何以「故」說「性」？因為離開「故」而說「性」，只是懸空想個本體，須知，「堯舜性之」只是「湯武反之」入於精微。隨後，孟子以「利」來界定「故」，曰：「故者以利為本」。這正與孔子所謂「知者利仁」相呼應，從義理上體會，「故」即是「知」，只是通常對「性」言「故」，對「仁」言「知」。

孟子把「故」與「智」區分開，「故」可上達於「性」，而「智」則是穿鑿用智，陷於支離決裂。孟子最後以大禹治水為例來闡發「利」，「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啟發學者如何入手做工夫。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其力於仁」，此是孔子為學者指示學問工夫之頭腦。「未見力不足者」，也是間接點出「利」。

這個以「性」與「仁」提撕的「知」，常人是難以體會到的，一般都落在「聞見」「知覺」或「知見」上，不是被感覺牽引而放溺其心，就是襲取於外，追求博學多識，於孔門之學則不得其門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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