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轉型之藝術干預基本模式初探
中國城市轉型之藝術干預基本模式初探
李蕾蕾，人文地理學博士，深圳大學傳播學院教授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5年第5期
摘
要
隨著中國當代藝術日益受到國際重視，由藝術家、策展人、建築師等構成的廣泛群體對中國城鄉發展的進程和城鄉空間的重塑方興未艾，藝術對中國城鄉的干預變成一個顯性問題，但是，國內有關研究相對不足。梳理近年來西方學術界有關藝術與地理的相關文獻,結合藝術干預中國城鄉建設的具體個案，可以探究出藝術對中國城鄉干預有6種基本模式：對城中村藝術干預的多元差異化模式；藝術介入老工業城市轉型和老廠房改造的文藝商區模式；對房地產新建項目和城市綜合體藝術介入的藝術品味與符號資本模式；對旅遊城鎮藝術干預的小資消費模式；對文創園區藝術介入的政府扶持模式；對城市藝術雙年展項目的瞬間激活模式。
關鍵詞
藝術干預；城中村；工業遺產；藝術雙年展；文創園區
一、藝術干預實踐引人注目
藝術對城鄉發展的干預、影響和作用，隨著社會轉型、文化創意產業的崛起、創意城市的發展以及文化藝術之社會影響力、公眾參與度和政府資助力度的加大，日益成為一個全球現象。藝術干預主要是指（廣義的）藝術家通過藝術策展、藝術活動、藝術項目和藝術作品等進行實地干預，試圖影響當地居民、各類組織、各級政府和城鄉變革。隨著1960年代以來西方「觀念藝術」和「當代藝術」的發展以及職業策展人的崛起，藝術走入社會和公眾，藝術家和藝術干預實踐的範圍極大地擴展。一些地理學者、城市規劃實踐者、建築師、新媒體科技人員、科學家、哲學家、文藝評論家、房地產開發商、國際機構、各級政府、各類基金會等相繼參與和介入到藝術的城鄉干預。例如2013年的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就介乎工業遺產、城市規劃、建築設計、公共參與、藝術干預等多重領域。
對於國內外有關藝術干預城鄉的研究文獻，學術界還沒有全面開展相關的跨學科文獻綜述以及系統化和理論化的研究。但是，藝術對中國城鄉干預的社會表現和實踐進程卻不乏實例，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從早期的「圓明園畫家村」、「東村行為藝術」，再到如今的「宋庄」、「798」藝術園區乃至上海「紅坊」、廣州紅磚廠、深圳OCAT創意園、大芬油畫村、杭州白馬湖等等，都顯示出藝術、藝術家和創意階層對城市核心區、邊緣區、老工業區、城中村等城市空間的重塑和干預效果。此外，最近幾年興起的藝術地產以及在大型商業中心設立美術館、博物館和豪華影院等文化藝術設施的曲江模式、萬達模式和香港K11藝術商城模式等等，都顯示出藝術深度介入城市中心區、傳統文化旅遊區、城市商業綜合體CBD、城市居住小區的實踐。
發生在一線城市的藝術干預，已經擴大到二、三線中小城鎮乃至瀕臨凋敝的鄉村地區，例如連州和平遙通過長期舉辦國際攝影節，獲得國際知名度和城鄉發展的活力和機會；安徽黟縣碧山村出現藝術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干預項目「碧山計劃」 ，該項目試圖通過回顧梁漱溟、費孝通時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動員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來到鄉村生活，與當地村民合作，活化鄉土建築、歷史遺迹、聚落文化、民間戲曲和手工藝等等。又如，攝影藝術家渠岩以當代藝術方式對陝西和順縣許村實施藝術干預，激活鄉村文化。此外，受威尼斯、卡塞爾和巴塞爾等地國際藝術雙年展、文獻展或三年展啟發，由深圳發起的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不僅加強了深港之間的互動交流，而且吸引了全球頂級藝術機構如MOMA、V&A 的參與 ，成功推動了深圳華僑城老廠房工業區向創意園的轉型以及深圳「城市邊緣」蛇口工業區的活化。
本文關注藝術干預的中國實踐，通過回顧相關文獻，結合中國藝術干預的主要案例，說明藝術對中國城市進行干預的基本模式和獨特語境，初步探討藝術干預的潛力。
二、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有關藝術對城鄉發展干預的研究在國際上跨越藝術學、城市研究、地理學等多個領域，文獻比較分散，也缺乏相應的綜合性介紹。依據我們的文獻閱讀，將藝術對城鄉發展干預的文獻劃分為四個類型：1.涉及紳士化（gentrification）和城市更新的研究；2.涉及文化經濟和創意城市的研究；3.有關公共藝術和社區藝術的研究；4.新興的藝術地理學(art and geography)和創意地理學 (creative geographies)的研究。其中公共藝術研究領域基本上屬於藝術學科範疇；而紳士化和城市更新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學的重要研究議題，在文化經濟時代呈現出與文化創意產業和創意城市相關跨學科研究的融合；此外，歐美最近幾年初露端倪的藝術地理學或創意地理學的新興跨學科研究，反映了地理學的藝術轉向和藝術學的地理轉向或空間轉向，有望發展成為討論藝術干預城鄉發展的另一引人注目的知識來源。
（一）藝術與紳士化的相關研究
國內對紳士化和城市更新方面的文獻綜述和案例研究表明「新建紳士化」(new build gentrification)[1]、「學生紳士化」 (studentification)[2]、「旅遊紳士化」(tourism gentrification)、「郊區紳士化」(suburban gentrification)[3]、「鄉村紳士化」(rural gentrification)[4]等成為紳士化的新類型，這些文獻說明了新興房地產開發、大學城建設、旅遊業的發展以及開發區和衛星城建設等對於城市非中心區的升級改造作用。紳士化不再只是中產階層的遷入使得城郊相對衰敗的工人貧困社區得以提升的行為和結果，而與藝術家的介入關係密切，例如美國學者Zukin[5]對紐約SoHo工業區的原創性研究，將美國1960年代以來的抽象表現主義藝術的崛起與SoHo的紳士化聯繫起來。David Ley[6]強調具備獨特的文化資本、美學能力和文化生產能力的中產階層藝術家，是紳士化社區之經濟資本得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何深靜等[7]注意到藝術家集聚的廣州「小洲村」因「草根」藝術家被「精英」藝術家和藝術學生所逐漸取代而產生的對小洲村的影響。
（二）藝術與文化經濟和創意城市的相關研究
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和創意城市是21世紀全球經濟轉型和城市轉型的重要方向和政策工具。有關「創意階層（Creative Class）」[8]、「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9]以及文化產業生產體系和創意集群的研究文獻，將藝術家當作創意階層的重要組成，但相關研究偏重於討論藝術家的空間選擇與分布格局及其對城市的影響[10]；有關創意城市和文化之都的研究偏重於描述歐美城市如何通過文化藝術項目開展城市更新和復興[11]，如畢爾巴鄂通過興建「古根海姆美術館」成功轉型。
（三）公共藝術和社區藝術的相關研究
藝術介入實現社區干預的案例研究，國外不乏相關文獻。這些文獻強調藝術干預所解決的問題不僅僅是經濟問題，還是溝通和心理問題，藝術介入憑藉獨特的藝術形式本身，以及藝術家與社區公眾共同參與的工作方式，能夠重建社區人口的自信心、認同感、集體合作、公共決策和公民參與，從而達到社區復興、鄉村復興、城鄉環境和景觀的變遷。「新類型公共藝術（ new genre public art）」將特定地方和空間作為通過藝術獲得賦權和政治抗爭的場地[12]。西方這些有關介入社會和現場干預的公共藝術研究，與國內的城市雕塑類公共藝術和環境藝術十分不同，強調的是藝術化的社會運動（artivism）。
（四）藝術地理學和創意地理學的相關研究
英國藝術地理學者Harriet Hawkins在這一領域的研究較為突出，她提出創意地理學(creative geographies)[13]的概念，以區別於強調不同地理環境形成不同藝術風格的傳統藝術地理學，她強調創意地理學與當代藝術和當下現實的關聯性，地理學家與藝術家合作或直接進入藝術領域，通過藝術方式表達地理學對城鄉研究的成果以及通過城鄉規劃和公眾參與實現社區改變。從工作方式來看，創意地理學日益與藝術領域的社區藝術和參與性藝術融合，但突出的是藝術領域需要地理知識以及地理學領域需要藝術方法的觀點。
三、藝術干預的中國模式
通過以上對中國城鄉藝術干預實踐的初步介紹以及國外相關文獻的回顧，可以發現，藝術對城鄉發展的干預屬於廣義藝術家（如創意地理學中的地理學家、城市規劃師或建築師等）及其相對獨特的藝術實踐方式所產生的作用，也涉及地方政府文創扶持的作用。不過，有關藝術對中國城鄉干預的典型案例、實踐過程、基本模式、相關機制、政策效果和社會影響等問題的研究十分缺乏，本文試圖基於實地觀察、文獻綜述、媒體報道等，將藝術介入和干預中國城市的基本模式初步總結為如下六種模式。
（一）城中村的藝術干預——多元差異化模式
藝術家對城中村的干預長期存在，早期就有藝術家積聚在北京圓明園畫家村的現象，雖然這個畫家村現已消失，但目前北京近郊的宋庄也集中了大批藝術家，廣州臨近大學城的小洲村以及深圳的大芬村、梧桐山大望村、白石洲等城中村都集中有藝術家，並進行相關的藝術活動和社區干預。藝術家對這些城中村進行藝術干預的方式和影響存在內部差異，這些差異主要取決於這些城中村在城市中的具體區位、藝術家本身的積聚狀況和活動方式和與政府和政策有關的制度因素等等。
例如，深圳大芬村成為中國著名的半手工油畫複製品出口基地的重要原因，乃是因為1990年代初，大芬村處於「二線關」附近，且與進出香港便利的「一線關」羅湖口岸很近，當時只有持特區通行證的內陸公民才能出入「一線關」，進入「特區」，香港華商選擇大芬村有利於大批從內陸南下的畫工無需進入特區就可複製行畫，不僅解決畫工勞動力的需求問題，而且相關的房租和人力成本也可降低，通過香港出售行畫最終形成著名的大芬村油畫出口基地。當然，在最近幾年發展文博會和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政府政策支持下，以及西方金融危機導致油畫出口下滑，大芬村試圖從油畫複製基地轉型為原創藝術村，因此，新建了新的美術館以及人才公寓，對大芬村本身作為城中村的城市景觀和城市變遷影響較大。
而梧桐山由於位於城市邊緣且擁有良好自然風景，吸引了不少追求清靜和創作的藝術家，租住相對低廉的農民房，進行藝術創作和藝術生存，這裡的城中村因此成為梧桐山藝術小鎮的主要部分。政府在此過程中試圖引入本土和民族性的藝術門類例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等，而海外藝術家多以舉辦藝術活動如參與深圳香港雙年展項目實現藝術干預，這些海外藝術家偏重於以藝術的方式進行有關深圳本土的創作如「發現深圳」項目，這與本土藝術家對本土的忽視、追逐國際當代藝術，形成比較鮮明的對比。
位於城市中心區的白石洲城中村儘管已經列入舊村改造計劃，但藝術家的干預也以外國藝術家為主，他們組織了「城中村特工隊」這樣的民間組織，創作「物戀白石洲」木偶劇，展示城中村作為「落腳城市」和「城中城」對於深圳特區本身的意義和價值，這些藝術干預很有可能會影響到未來白石洲的城市更新和改造方案的具體實施。
廣州的小洲村由於臨近大學城，藝術干預的方式與大學生群體和廣州美術學院的關係比較密切，美院學生可利用小洲村廉價的房租，進行面向大學生的文藝商品和小店鋪的經營，也可開展面向美院考生的藝術培訓活動，因此，小洲村集中了大量所謂「草根大學生藝術家」，這裡暫時成為他們的收容所[14]，是他們走向未來的出發地。
南方城中村的藝術干預與北京不同，例如，宋庄的藝術家很多是從被商業化的中國當代藝術中心798排擠出來和轉移出來的，這批藝術家在當代藝術方面的原創能力很強，涉及的藝術門類除了架上藝術，還包括裝置、紀錄片和影像藝術等等，顯然，這與宋庄位於中國當代藝術大本營的北京有關。不過，由於北京城市化外擴進程加快，宋庄很有可能被新的城市規劃所切割或分化，因此，在宋庄可以看到不少體量巨大、明顯區別於南方城中村的高大建築被貼上違建標誌，這些建築是藝術干預發展的產物，有些還是大體量的藝術展館，但都有可能面臨拆除的命運，這說明藝術家的城中村生存空間不得不服從於超大城市的城市化進程對空間和土地的需要。因此，藝術家的抗爭成為城市化抗爭的重要組成部分，理解中國城市化進程必須研究藝術家的介入和參與。當然，北京宋庄的藝術家由於藝術本身的政治抗爭性，往往也成為政治關注的焦點，不少藝術家如艾未未、栗憲庭等都成為藝術與政治的符號。
（二）藝術介入老工業城市轉型和老廠房改造——基於工業遺存文藝商區模式
老工業區和老廠房是藝術家積聚和藝術干預的另一類重要場所，這與老廠房被保留並實現藝術轉化的先鋒案例有關，也與國際上工業遺產概念在中國的傳播和擴散有關[15]。老廠房被轉化為藝術區的最成功的先鋒案例就是北京798，它是國有企業轉型、國有資產尋求出路的結果，因此，將不再從事工業生產活動的廠房騰空出租，是北京798形成的最初原因。798早期的地理位置還算偏僻，租金不高，加之老廠房獨特的高挑空間感，最有可能被藝術家包括海外藝術機構看中，如同上海的蘇州河工業區在1990年代之交被台灣建築師看中。這些高大開闊的廠房不論798還是蘇州河，目前都已脫胎換骨，轉化為北京和上海最重要和最時尚的藝術區和文創園區，而且日益商業化，因為藝術商品和文創店鋪[16]的可支付租金的能力大大高於藝術家工作室和展覽空間。
與798和蘇州河有所相同也有不同的老工業區和老廠房藝術變身的案例，恐怕是瀋陽鐵西區、南京1860工業區、武漢「楚河漢界」、西安大華紗廠1935、北京石景山首鋼地區，以及一些被列入工業文化遺產名錄的地方如貴州銅仁萬山貢礦等，它們有的是代表中國半殖民地時期延續下來的工業遺產，目前正試圖結合藝術和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實現老工業城市和工業區的轉型和工業文化的開發。
當然，分布在沿海開放地區僅僅只有30多年改革開發歷史的三來一補老廠房也面臨轉型升級，如深圳F518創意園區、田面設計之都、華僑城OCAT當代藝術中心等等，都是依託年輕的舊廠房轉型升級為藝術干預的場所。藝術干預的方式各有分工，OCAT偏重於當代藝術及其學術性，這與OCAT擁有國家級美術館何香凝美術館以及來自華僑城的資金支持有關，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擺脫藝術商業化的驅動，專註藝術本身；而F518和田面設計之都兩個園區都處於以往的工業廠房及其所處的城中村廠房，選擇通過藝術和設計方式實現有形商品及其價值轉化，因此，相關的藝術干預包括工業設計、動漫遊戲等，而音樂、行為藝術和創作與展示等干預門類未構成主流。
總之，藝術對城市工業區和老廠房的干預，日益流行，不僅與老工業區所處城市區位因城市化外擴而逐漸變成城市中心區位有關、也與廠房體量有關，還與工業遺產保護和開發利用與活化有關。此外，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老廠房藝術干預方式和結果有所不同，有待進一步開展專題研究。
（三）藝術介入房地產新建項目和城市綜合體——藝術品味與符號資本模式
房地產開發商是推動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在藝術干預中，他們也是另一個重要主體，雖然這一主體的參與稍嫌遲緩，而且在早期，他們甚至是藝術家的對立面，是拆除城中村、老廠房、排斥草根藝術家的「推土機」。不過，隨著藝術為城市生活，土地升值帶來「小資」利潤，一些房地產開發商加入到城市藝術建設和藝術干預的隊伍，主要表現為在新建的居住社區中、在大型的城市商業綜合體中安置藝術項目和藝術空間，一些房地產開發商也進入到藝術品藏家的行列。例如，北京的蘋果社區裡面就建設有「今日美術館」及其周邊相關的藝術街區，包括廣告、時尚藝術園區，這種藝術與居住的混合，不僅提升小區本身的品味價值，而且有利於吸引藝術人才入駐並從事相關藝術活動，如開辦美術和音樂培訓班、開辦畫廊和文藝店鋪等等。又如，著名的萬達房地產開發商在進行商業綜合體開發時，特別關注電影院等設施的投入和設置。此外，藝術型商城也日益增多，如深圳歡樂海岸和海岸城等大型商業中心，也會展示藝術品或開展「藝穗節」活動。不過，從香港藝術商城K11 的發展來看，其藝術空間在城市綜合體中不斷縮小，反映出在香港這一商業都會，藝術在與商業的較量中節節退敗，這或許與香港作為國際化藝術交易市場，偏重於藝術交易、展示而非創作的定位有關，也是K11藝術商城轉戰到上海的原因之一。藝術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干預生活居住空間和城市商業綜合體，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觀察的領域。
（四）藝術對旅遊城鎮的干預——小資消費模式
今日中國的藝術發展和市場前景往往與「小資」群體的擴大聯繫在一起，小資和文藝青年作為藝術的愛好者和消費者往往會積聚在特定城鎮如江南古鎮、麗江古城、廈門鼓浪嶼等等。藝術對中小城鎮的影響恐怕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不容忽視的一個面向。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一員的麗江古城，雖然保留有大量的中國傳統民居建築、古村落和村鎮格局，部分村落還保留了水系格局。麗江在保護古城風貌的同時，將新的城市建設安置在古城之外，不過，即便如此，麗江在人們的印象中恐怕還是濃縮在小資天堂的符號中。古城已經很難找到原住民居住的房屋，這些房屋不是變成了客棧就是變成了各種商業店鋪。當然，這裡出售有當地民族工藝特色濃厚的商品如扎染、銀器等大量旅遊商品，也出售年輕人喜歡的酒吧音樂，特別是非本地的非洲鼓樂很流行。但是，當地的音樂遺產——納西古樂能否在85歲高齡的宣科之後還能持續，卻是一個疑問。事實上，小資們對納西古樂的熱愛遠不如對「一米陽光」、「千里走單騎」等影視作品所展示的酒吧和客棧的熱愛，即便雪山藝術節試圖將束河古鎮打造為藝術小鎮，但束河藝術小鎮本身卻是一個房地產項目。
總之，小資和藝術商人在旅遊城鎮創作和開發出來的藝術商品和藝術活動，其實是一種對本土藝術進行高度選擇性的藝術開發方式，選擇的依據往往是其所具有的跨地域銷售的能力。例如在北京798可以看到來自麗江市場上一模一樣的手工藝文創商品，因為北京的小資與麗江或其他地方的小資的審美判斷力差別不大。這種藝術干預，不僅置換了當地藝術，而且將當地變成一個不是當地的當地（placeness）、別處的當地和遊客虛妄的故鄉。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這對於本土文化藝術的傳承是不利的，反而由於小資的同質化減少了地方藝術的多樣性，以這種代價換取的是旅遊古鎮的旅遊收益以及旅遊古鎮的去地方化、商業化和同質化。
（五）文創園區的藝術介入——政府扶持模式
如果說工業區、開發區、高新區是以往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的重要標誌，那麼，文創園區似乎成為當前城市化進程的最新標誌。文創園區是中國政府在吸納國際社會發展創意城市和文創產業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城市轉型、產業轉型而提出並扶持的一種城市空間推進模式。不少藝術家自發積聚的空間被政府授牌為文創園區，也有地方政府通過划出特定空間人為設立或打造文創園區，通過招商引資，試圖吸引涉及動漫、遊戲、設計、時尚、藝術、媒體、創客等文創企業和階層進駐，實現城市轉型。前文有關城中村、老工業區、城市街區、旅遊區等藝術介入模式的案例中，也有不少屬於被政府貼牌和收編的文創園區或文化產業基地，獲得政府的開發扶持，如北京798是文創園區、深圳大芬村是國家級文化產業基地、華僑城OCAT是創意園、上海田子坊作為城市老街區和住區也是文創園區。當代藝術植入文創園區能夠提升園區的政治能見度[17]，如北京798。當然政府推動的文創園區由於借鑒高新區的園區政策，對於藝術模式本身的獨特性關注不夠，導致文創園區或藝術園區的失敗也不乏實例，例如，深圳寶安某攝影藝術園區被迫轉向美食街。被授予文創園區的藝術干預空間，往往容納的藝術門類比較多樣，例如旅遊地文化產業基地偏重於旅遊演藝；還有的文創園區以新出現的創客空間命名，容納藝術與科技的融合。
（六）城市藝術雙年展的干預——瞬間激活模式
文創園區模式對於城中村、老工業區、城市產業空間轉型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影響在最近幾年結合城市藝術節特別是雙年展模式得以擴大，比如上海從1996年開始發起的藝術雙年展，不斷關註上海城市本身的發展問題，這一點可以從2014年上海雙年展的主題「社會工廠」和「城市車間」窺見一斑，近年來上海新建的當代藝術館對洋務運動時代延續下來的江南造船廠遺址的景觀變遷影響很大；深港城市建築雙年展則日益體現出藝術家和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和城市建築的合作關係，如2013年末開展的深港雙年展主要立足於蛇口工業區，主展館依託倒閉的浮法玻璃廠和舊有的蛇口碼頭客運站，特別是大量的展覽和藝術項目都與城市問題有關係，展覽的主題即為「城市邊緣」，這種借鑒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模式形成的建築雙年展，試圖通過藝術方式解決城市問題，體現了政府層面對藝術干預城市的逐漸認同。而連州和平遙則是通過具有國際級別的攝影節激活偏遠的城市。總之，國內外藝術家、相關媒體和藝術愛好者藉助藝術節和雙年展，在城市現場討論藝術和城市問題，是典型的藝術雙年展的干預方式。雖然這種藝術節的干預模式顯示出某種臨時性，卻能引起全社會相當的關注度，為藝術干預的落地形成輿論環境。
四、結論與討論
藝術在城市中的存在儘管歷史悠久，不過，改革開放前或者文化創意產業在被納入國家戰略話語之前，音樂、舞蹈、戲劇、繪畫、雕塑等藝術的城市存在方式主要表現為作為城市文化基礎設施的一部分，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政治服務的一部分，不論是大城市的音樂廳還是美術館，亦或中小城市或鄉村的古代戲台等等，對城鄉的影響多為靜態的。反觀近些年的發展，藝術對中國城鄉建設的干預日益成為一股生產、消費和流動的大潮。藝術干預從國家壟斷中釋放出來。藝術家、策展人、國際機構、海外資本、房地產開發商、城市規劃和建築領域、媒體和文藝青年、小資群體等等，都在不同程度地協作影響藝術在城市的存在和流變方式。
本文將藝術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干預模式初步總結為六種模式：對城中村的干預模式、對老工業區和老廠房的干預模式、對新建城市綜合體和居住區的干預模式、對歷史名城和旅遊城市的干預模式、對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的干預模式、以及採用藝術雙年展和美術展的干預模式。前四種從干預的空間類型進行區分，後兩種主要突出目前最普遍採用的藝術干預方式。每種類型內部存在細微的差別。例如，城中村藝術干預模式內部之間的差別比較大，與城中村本身所在的城市級別及其具體區位有關，也取決於城中村藝術家及其藝術本身對於政治性和商業性的選擇。老工業區和老廠房的藝術干預模式則取決於對工業遺產價值的認識，遺產價值低的地方，多為藝術的商業化干預；遺產價值高的地方，或可發展出獨特的工業藝術門類。本文對六種模式的命名也主要是從最突出的特徵出發，並非來自統一標準，這也顯示出藝術干預的豐富、多樣和複雜性。
需要指出的是：藝術干預中國城市的主要模式與中國獨特的城市化進程有關，也與中國的當代藝術本身而不是傳統藝術有關。主要表現為藝術家積聚在哪裡以及從事怎樣的藝術活動。藝術對中國城市的干預和影響體現出與西方的不同，西方的紳士化運動主要是中產階層佔據工人階級居住空間的運動，這種階層的替換形成了藝術和生活相結合的社區。中國的藝術家佔據基本上以藝術生產為主，沒有形成綜合型的替代居住社區，也就是說，藝術家積聚在城中村並沒有導致整個城中村之階層、生活方式和社區的改變，城中村最終還將通過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徹底改變面貌；藝術家對老工業區和老廠房的佔據，也是強調展示和藝術商品銷售的作用。同樣，新興的藝術商城或城市綜合體、安置了美術館的居住小區以及那些專門為了吸引藝術家入住的文創園區，也具有某種相似性，難以形成穩定的熱愛藝術、既能生產藝術又能消費藝術的居民結構和社區結構。至於被小資佔據的旅遊城市和特色古鎮，也難逃商業化的侵蝕。少數真正關注藝術本身的干預模式，又可能因為過於偏重於學術，如深圳華僑城當代藝術中心（OCAT）所在的創意園區，而缺乏公共參與，這與西方的藝術干預特別是社區藝術的干預差別很大，西方很多藝術干預直接影響到城市居民和城市生活，例如藝術療法的興起。
正是東西方藝術干預的這種差別：即西方干預模式的在地化、社區化、實用性，以及中國藝術干預的相對小圈子化、或者過度商業化，導致藝術干預中的本土關注和本土藝術作品比較少，即便有本土關注也往往需要藉助外來和國際的力量產生影響，儘管這種影響往往是非公眾的。例如深港雙年展的作品、連州國際攝影節的作品等，在很大程度上倚重於國際影響力。
總之，藝術對城市干預的效果和影響有賴於中國藝術家和文藝小資們逐漸對藝術商業化之追求的擺脫，有賴於對本土城市問題和當地居民的動員、關注和公共參與，只有嵌入本土的藝術干預[18]，才能創造出藝術干預下城市變革的新面貌、城市生活方式的美學化、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替代模式。
註：
國內文獻對於gentrification的翻譯，常常有紳士化、縉紳化、中產階層化、高級化、高檔化等不同表述。
中國（南方）國際攝影產業園已變身為飲食娛樂城.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0-06/10/content_4663269.htm.2014-08-28.
上海雙年展官網.http://www.shanghaibiennale.org/cn/.201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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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周尚意，楊鴻雁，孔翔.地方性形成機制的結構主義與人文主義分析—以798 和M50 兩個藝術區在城市地方性塑造中的作用為例[J].地理研究，2011，10（9）: 1566-1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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