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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朴民:春秋四大國的戰略地理解讀

本文為作者「春秋戰國的戰略地理研究系列」主題文章,試圖總結春秋戰爭歷史的進程及其影響,深入考察當時主要列國的兵要地理狀況,揭示其所處的地理環境與其戰略動態、發展前景的內在聯繫。鑒於篇幅較長,拆分為上中下三篇,此為第一篇。原標題為:解讀春秋四大國的戰略地理。

作者 | 黃朴民,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軍事活動總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春秋時期並非立體或多維的戰爭,都發生在地面和水上,因此,今天我們要總結春秋戰爭歷史的進程及其影響,就有必要深入考察當時主要列國的兵要地理狀況,揭示其所處的地理環境與其戰略動態、發展前景的內在聯繫。

春秋初期見於《左傳》等史籍記載的大小諸侯國大約有140餘個,其中絕大多數面積狹窄、人口稀少,且往往有被稱為夷狄的少數部族錯雜散居其間。所謂「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衰,此處為遞減的意思)」(《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就反映了這一客觀現實。在長期的兼并爭霸戰爭中,它們先後為大中型國家所吞滅。終春秋之世,真正具有經濟、政治、軍事實力和影響的大中型國家,不過十多個而已。它們是周、晉、楚、齊、秦、魯、宋、鄭、吳、越、燕、曹、衛、陳、蔡、許等。我們分析論述春秋主要列國的兵要地理,當以這些國家為具體對象。

春秋諸侯大國簡圖


一,徒有其表的天下「共主」:周王室

自平王東遷洛邑後,周王室在名義上仍為天下的共主,在春秋初年,它尚擁有一定的實力,在某種程度上還能夠起控制中原局面、調節諸侯關係的作用。這是與其擁有較大的疆域,地居天下之中,地理形勢優越有直接的關係的:「西有虢,據桃林之險,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呂,扼天下之膂,屏東南之固;而南陽肩背澤路,富甲天下; 轘轅伊闕,披山帶河。地方雖小,亦足王也」(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卷四)。大體而言,當時東周王室奄有方圓六百里地的統治區域,包括今河南省洛陽、原陽、濟源、修武、孟縣、溫縣、沁陽、武陟、鞏縣、嵩縣、登封、新安、宜陽、孟津、汝陽、魯山、臨潁等地。

然而,好景不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王室衰微乃是不可逆轉的趨勢,這也包括周王室在周圍勃興諸侯國的不斷進逼、蠶食之下,統治地域逐漸萎縮,優越地理條件日益喪失的因素。對此,宋人呂祖謙在其《東萊博議》「卷三」中曾有概括的揭示和慨嘆:「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國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競競自保,猶慮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削酒泉畀虢。文、武境土,歲朘月削。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是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形象地顯示了周王室戰略地理環境日益惡化的必然歸宿,這遂決定了「周固羸國」(《國語·周語下》)的地位。

人們耳熟能詳的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二,當之無愧的龍頭老大:晉國

晉國為武王子唐叔虞始封之國。其根據地在今山西省南部一帶。春秋之初,晉國並非頭等大國,郭偃稱:「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指齊、秦等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周語·晉語一》),就是明證。然而,由於「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國語·鄭語》),晉國自春秋初年起便擁有了政治上的主動。至曲沃武公代晉自立,統一晉國,晉國便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歷春秋之世,晉國先後滅亡周圍諸多蕞爾小國,如唐、韓、耿、霍、魏、西虢、虞、邢、滑、沈、姒、蓐、黃、趙、雍,邘、翼等,又從周王室手中取得溫、原、攢茅、焦、楊等要邑,並征服諸多戎狄部落,國勢迅速增強。

晉文公重耳(資料圖, 圖源網路)

到春秋中葉以後,晉已略有今山西省的大部分,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西北端,陝西省的東端、兼及山東省的西端,縱橫跨五省的境地,成為北部中原首屈一指的大國。這中間固有政治清明、外交成功、軍力強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也與兵要地理環境優越直接有關。從地理形勢看,晉東有太行之險,南有王屋、崤函之固,西部跨越黃河而可依黃河、洛水為守,盡佔中原北部河山之形勝。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清人顧祖禹云:「周之衰也,晉得南陽,而霸業以成」(《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


三,諸侯列強中的最大「另類」:楚國

楚國的始封君為熊繹,傳言周成王時受封,都丹陽(今湖北秭歸一帶)。春秋初年,楚和晉國一樣,其面積和實力均尚有限,所謂「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土不過同」(《左傳·昭公二十三年》)。但楚國的兵要地理 環境也相對優越,加上其以蠻夷之國自居,不受周禮傳統的束縛,故始終以兼并小國、爭霸中原為立國發展的基本宗旨,「楚蚡冒於是乎啟濮」(《國語·鄭語》)。在春秋的大部分時間內,楚國一直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此地居南北中樞,北據漢、沔,接襄漢之上游,襟帶江湖,東連吳會,西通巴蜀,遠接陝秦。且內阻山險,易守難攻。故顧祖禹引胡安國語:「荊渚,江右上流也。故楚子自秭歸徙都,日以富強。近並穀鄭,次及漢東,下收江黃,橫行淮泗,遂兼吳、越,傳六七百年而後止。此雖人謀,亦地勢使然也」(《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八)。

可見,楚國就是憑藉著這一優越有利的兵要地理條件,致力於對外擴張,兼并小國,兵進中原,與晉國為首的中原列國同盟一爭高低的。在三百餘年中,它先後翦滅權、鄷、鄢、鄖、絞、蓼、息、鄧、申、呂、黃、江、巢、沈、舒蓼、舒庸、舒鳩、郕、唐、微、濮、許、杞、隨等六十餘個小國,使自己的疆域擴大到今湖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南部,江西、安徽的一部,以及江蘇的西端,陝西的南端,橫跨七、八個省,一躍而成為春秋第一大國。

四,歷經數百年而不墜的霸權:齊國

齊國為太公望姜尚始封之國,都營丘(今山東臨淄東北)。後又先後定都薄姑(今山東博興東南)、臨淄。自西周以來,齊一直是雄踞東方的大國。進入春秋以後,齊國的國力有增無減。早在春秋初年,就形成了「庄、僖小伯」的強盛局面。至齊桓公統治期間,更在管仲的輔佐下,「尊王攘夷」,成就一代霸業。齊桓公卒後,齊國雖喪失了霸主的地位,但仍不失為東方頭號強國的規模。

齊國戰略地理環境比較有利。它地奄今山東省的大部分地區,東負大海,南以泰山山脈與魯國為界,西及今山東與河南、河北交界之處,北倚黃河與北燕諸國相峙。地域東西長而南北狹,方圓約六、七百里。從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齊處於中原爭戰之地的邊緣,既可進而西向角逐霸主地位,亦可退而固守山川形勢,自成格局。對此古人曾有充分的論述:「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巨防,足以為塞」(《讀史方輿紀要》卷三十),「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雖數十萬之師,未可歲月破也」(同上),「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同上)。同時,齊國執行比較正確的爭霸治國的方針,發展農業,亟通工商,增強軍力,並擁有相當豐富的戰略資源。因此在春秋期間壓住泰山以南的主要對手魯國,吞併周圍紀、成、譚、遂、障、陽、萊、介、牟、任、薛、郭、項、夷州等十四個小國,與晉、楚、秦合稱為四大強國。

但是,由於齊擁有「懸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環境,亦影響了其實施主動進攻的戰略方針,而其實齊國兵要地理的重要特點之一,是「以自守則易弱而亡,以攻人則足以自強而集事」(《讀史方輿紀要·山東方輿紀要序》)。這也是為春秋歷史進程本身所證明了的,「齊桓公南征北伐,用霸諸侯;孝公以後,齊僅為自守之國。是以終春秋之世,累代聽命於晉,幾夷於魯、衛」(同上)。

五,稱雄西北的一方霸主:秦國

秦始祖非子,受封於秦(今甘肅清水東北),本是周室的附庸小國。至襄公時,因勤王有功,周平王賜以岐西之地,秦始得列為諸侯。此後,經歷代國君的苦心經營,秦國迅速崛起於西方,成為春秋時期屈指可數的大國之一。當時秦定都於雍(今陝西鳳翔),並以此為中心,向四邊蠶食擴張,大約佔有今陝西省中部及甘肅省東南一帶地,即東距黃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嶺,西依隴山,北或抵平涼、涇川附近。

申包胥哭秦庭的典故就發生在秦哀公時期。

為了確立自己的霸權,對中原局勢施加更大的影響,秦的主要戰略目標是東進,而其所處的兵要地理環境則為此提供了一定的幫助。所謂「陝西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陝西而發難,雖微必大,雖弱必強」(《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方輿紀要序》),說的就是這層意思。然而,對秦國來說相當不利的是,當其崛起之際,正值東方近鄰晉國國勢強盛,號令中原之時。其東向發展勢頭為晉國所阻扼,雖多年兵戎相見,進行激烈的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但終因國力不逮而基本趨於下風,未能從根本上扭轉被動局面。而其南下發展,又直接同楚國發生利害衝突,也無法實現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秦國統治者遂根據自己的兵要地理條件,致力於向西經營,開拓疆域,鞏固根基,平定汧渭之地,吞併召、芮、毛、畢、彭、鄷 、密、彤、郇、杜、亳、梁等十餘國,並進而攻滅周圍不少戎狄少數部落,「滅國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記》卷五《秦本紀》)。為秦國日後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完)

(本文為黃朴民教授專欄文章,文章版權歸屬本賬號,編輯:豆姑娘。圖片源於網路,合作、轉載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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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黃朴民,男, 1958年生於浙江紹興市,1978年至1985年就讀於杭州大學(今浙江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1988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山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文化網路傳播研究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理事、董仲舒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史、中國軍事史。

代表性專著有:《春秋軍事史》、《天人合一:董仲舒與兩漢儒學思潮》、《先秦兩漢兵學文化研究》、《孫子評傳》、《何休評傳》、《大一統:中國歷代統一戰略研究》、《道德經講解》、《孫子兵法解讀》、《黃朴民解讀論語》、《刀劍書寫的永恆:中國傳統軍事文化散論》、《大寫的歷史》(系列三種)等;曾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文獻》、《學術月刊》、《中華文史論叢》等海內外各類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二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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