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即上墳」的鄭嘉勵：用最極端的語言形容盜墓對文物的破壞都是合適的

原標題：「上班即上墳」的鄭嘉勵：用最極端的語言形容盜墓對文物的破壞都是合適的

「我是一個考古工作者，上班也就等於上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嘉勵的這一金句，讓他成了一位「網紅」。 這句話雖是調侃，卻因道出了人們對各自職業和上班生活的種種不情願而迅速風靡網路，並催生了許多仿句，諸如「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上班等於上學」，或是「我是一名飛行員，上班等於上天」等等。

實際上，在一開始，鄭嘉勵對「上墳」這個工作的確極度抵觸，他從小就對墳墓、死人以及跟死亡相關的各種意象心存恐懼。高考結束，一心想念歷史專業的他收到了廈門大學考古專業的通知書，頓感自己「這輩子絕對是報銷了」，還為此哭了一場。1995年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從事田野考古發掘，最初幾年主要做的是浙江的瓷窯考古，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於：這項工作不需要挖墓。「這樣說來，其實我還是在逃避這個問題，但是逃避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後來我就想，索性怕什麼來什麼吧。」

漸漸地，鄭嘉勵發現，古墓和往生者常常能夠激發他對人生的思考。此外，進行古墓發掘可以把墓葬和具體的人物甚至歷史事件結合起來，連接起了史學的內涵與趣味。就這樣，他慢慢對墓葬脫敏了。在瓷窯考古和城市考古以外，鄭嘉勵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浙江宋元墓葬的發掘上，並把發掘中的思考寫成專欄文章，這些文字集結成冊，便有了《考古的另一面》與《考古四記》兩本書。

「學者能夠給社會作出的貢獻，不就是寫文章嗎？」在鄭嘉勵看來，考古工作者一般只寫三種文章——考古報告、學術論文、科普文章——前兩種文章距離公眾太遠，科普文章又難以容納考古工作者的豐富閱歷和內心感觸。於是，他開始用考古散文這種文體，結合遊記散文的感性和田野調查筆記的理性，試圖以自己的文字喚起讀者更多的共鳴。在《考古四記》出版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對這位寫散文的考古學家鄭嘉勵進行了專訪。

鄭嘉勵在鄉下調查

01

「用最極端的語言形容盜墓

對文物的破壞，都是合適的」

界面文化：你在《考古四記》一書中多次提到了盜墓，你談到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盛世藏寶」之風，盜墓更加猖獗，造成「文物保護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什麼90年代以來的盜墓這麼猖獗？

鄭嘉勵：盜墓反映了人心追求財富的慾望，自古以來就有。

民國時期修建杭州到寧波的鐵路，這條線路途徑很多墓葬，吸引了很多古董販子，老百姓也會去挖墓。建國以後，在50、60年代，盜墓慢慢消失，這不是因為人心變好了，而是因為建國以後取締了古董市場，「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80年代，古董市場回歸。到90年代，電視里出現了很多鑒寶節目，它們最吸引觀眾的一點，就是把文物換算成了價錢。雖然是空口一說，也不一定能夠變現，但是對社會的影響很大。那時候一個人上班一年，也沒有多少錢，但挖一個墓就能一夜暴富。盜墓是犯罪行為，但地方文物幹部和公安人員都有限，和重大暴力犯罪相比，盜墓案件沒有非破不可的壓力，真正被立案偵破的盜墓案件很少。

風險低、潛在利潤大，盜墓自然猖獗。以浙江來說，盜墓最厲害的是紹興。十年下來，紹興地區沒有一個古墓是完整的。最猖狂的時候，還有人開著挖土機去挖墓。紹興一個民間藏家收藏了一百多通墓誌，以每發掘十座宋墓出一通墓誌計算，這就意味著一千座宋墓遭到了盜毀。我們2008、2009年去紹興，發現很多墓葬像是經過了大掃除，裡面已經沒有任何文物。我們挖到一個戰國時期的墓葬，墓壁周圍都是抓鬥的痕迹，原因就是當地老闆組織老百姓明目張胆地挖東西，可以說是完全失控了。

紹興最有名的是古越國時期的墓，毫無疑問是國家級文物，但當地政府沒有動力把它們推進高級別的文物保護單位。因為一個縣裡的文物幹部是個位數，而散落在農村裡的墓葬成千上萬，如果墓葬成為了國保單位，一旦被盜官員就要接受問責。實際上，這些墓葬全都被盜了。

用最極端的語言去形容盜墓對文物的破壞，都是合適的。舉個例子，黃岩南宋趙伯澐墓是2015年老百姓在宅基地建設的時候發現的。我們去發掘了以後，發現趙伯澐上身有八層衣服，下身有八層褲子，人和棺木之間的空隙也塞進了大量衣物——這些都是重要的文物。如果不是經過專業考古工作者的清理，而是被盜墓者發現的，會有什麼後果？盜墓者要的不過是金銀財寶，也許最後保留下來的只有趙伯澐腰間的玉璧掛飾，衣物會被糟蹋。就算盜墓者很細心把衣服都拿下來，也不可能知道衣物的層次。而經過科學發掘的墓葬，哪怕是一塊磚頭或一個罐子，過一百年或一千年，我們都可以準確還原到它具體的三維空間——這樣的發掘記錄才是有用的。盜墓者把東西拿出來，不用幾年就完全失去了時空框架，最終呈現出來的就只是一件有藝術價值的古董，學術價值幾乎等於零。

2001年杭州雷峰塔地宮發掘

界面文化：書中的考古工作者往往是在古墓遭到破壞時才進行發掘，這是為什麼？

鄭嘉勵：專業考古工作基於的原則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當文物尤其是墓葬面臨破壞，或者在現實中有很大的被盜風險，考古工作者才會主動發掘。野生動物也存在著被非法盜獵的可能性，但我們不能夠因為有這種可能性，就搶在盜獵者前面把野生動物都抓起來。

一方面，古人也曾是有喜怒哀樂的生命，不主動去發掘墓葬是倫理的要求；另一方面，這也是文物保護的要求。上世紀50年代，郭沫若等專家學者發掘了萬曆皇帝的定陵，發掘很轟動，也成就了一些所謂的專家，但是現在來看非常遺憾。如果定陵能夠保存到21世紀來發掘，那麼我們文物保護的手段、信息採集的手段、對文物的解讀，一定比50年代進步很多。同樣的，如果我們現在發掘了秦陵，未來的人們會覺得發掘得不夠細。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應該把文物這種有限的資源留給認知水平和技術水平都更高的後人。

界面文化：所以現在的考古大都是搶救性質的？

鄭嘉勵：主要是搶救性質的。還有少量的主動的、帶有明確的學術目標的發掘，比如我們浙江考古所要搞清楚良渚文化的分布範圍，就這個問題開展為期一年的發掘。但從來不會說為了看一看秦始皇陵里有什麼寶物而去發掘。

界面文化：在保護文物時，你們不可避免會遇到文物保護和生產建設之間的矛盾或者人力不足等等問題，理想的文物保護究竟是什麼樣？

鄭嘉勵：考古工作有時候會為了解決某一個學術問題進行主動發掘，但我們從事歷史時期晚段的考古工作，更多是為了配合基本建設進行發掘。高速公路、鐵路的修建會涉及遺址和墓葬等地下文物，我在這樣的工作當中感觸很深。

文物本身不會說話，大多數文物也不會像金字塔、兵馬俑一樣，讓大家顯而易見地感受到它的重要。人們常常認為活人比死人更重要，所以很多情況下，文物保護會為經濟建設讓路。考古工作者會用文字、圖紙、照片、錄像等形式，將墓葬信息完整地記錄下來，垂之永久。如果大家認為沒有原址保護的必要，那就挖掉，讓公路通過去。這裡存在一些隱患，有些文物可能確實沒有公路的及時通車來得重要，但有些不見得如此。可是它們一旦被破壞，就永遠沒有了。

2017年，嘉興子城的北城牆位置做了一條解剖探溝，深達5米左右，從現代的水泥地面，直到戰國時期的地層，嘉興城市兩千多年的發展史直觀地展示在剖面上。

我們必須要讓公眾意識到文物是有價值的。文物價值一般是這三種：科學價值，比如古橋樑對研究古代的造橋技術有價值；歷史價值，比如盧溝橋見證了抗日戰爭的爆發；藝術價值，比如盧溝橋上的獅子栩栩如生。實際上，這種敘述是非常精英的，一般老百姓並不在乎。文物應當還有情感價值：盧溝橋存在了幾百年，已經成為了家園的標誌，如果破壞了，也摧毀了某些情感。

我寫過一篇文章《文峰塔》，浙江麗水東南邊有一座明末的文峰塔，建造時主要目的是改善當地風水，建立以後由於長期存在，就成為了這個地方的象徵。1949年，麗水當地一個孩子跟家人隨著民國政府離開去台灣，他長期對家鄉的記憶，就是坐船離開時候，回頭看家鄉漸行漸遠的那座古塔。1988年兩岸恢復探親以後，他回家到麗水，一路上滄海桑田什麼都不一樣了，但車開到文峰塔的腳下，一抬頭，他看到的還是記憶中的塔，感覺自己回家了。如果說我們把塔炸掉，表面上可能是毀掉一個老舊文物，實際上卻摧毀了整個社群的向心力和人的美好情感。而一些相對私人的文物，比如祖公墳，也對維繫家族的凝聚力有很大作用。

界面文化：那麼考古工作者面對保護與破壞的矛盾，能做些什麼呢？

鄭嘉勵：有大量的文物在可保可不保之間。在這個時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對文物作出強有力的說明。很多人抱怨，在文物保護這件事情上，領導沒有水平、沒有文化，但這是因為考古工作者的說服力不夠。假如文峰塔和修路衝突了，如果考古工作者說，文峰塔這種文物到處都有，年代也不是很早，領導肯定就說算了。如果把剛才的故事講一遍呢？領導就會覺得，這是我們鄉土的標誌，是和老百姓的情感息息相關的。

公眾也是這樣，只有意識到文物和自己的生活、情感有關，才有可能進行保護。高速公路建設中發掘的一般文物很難被保下來，無非是大家認為和我無關。這也和很多施工者是外地人有關係，如果是這個地方成長的人，就會在公路建設和文物保護髮生衝突時，想一想值不值得多花一兩個億改一下道。

02

當中原儒家倫理與南方世俗風水相撞，逝者應該怎麼埋？

界面文化：你對墓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其中你又對呂祖謙家族墓地尤其重視（呂祖謙是南宋時期與朱熹、張栻齊名的著名學者。宋室南渡後，自其曾祖呂好問南遷以來，五代家族成員，綿延150餘年，悉數聚葬武義明招山，形成了江南地區罕見的家族墓地），並認為它是喪葬觀念中「宋元明轉型」承上啟下的一環。能不能展開談一談？

鄭嘉勵：我在書中《尋墓記》這一章節里最大的抱負，就是建立起對浙江南宋時期墓葬的整體思考的框架。

考古是需要想像力的。明招山的呂祖謙家族墓地已經是文保單位很多年了，而我去做調查是基於這樣一個設想：這批士大夫家族在河南老家已經建立了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但因為靖康國難，他們跑到了自然環境、人文傳統與中原地區都格格不入的南方。而這裡由於追求世俗風水的習慣，並沒有形成族葬，那麼他們該怎麼辦？

呂祖謙（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

南宋著名理學家、文學家

呂氏家族在明招山形成了五代人的家族墓地。呂氏子孫散居在各個地方，住得最近的距離金華也有一百多里地，但上百人去世都埋在這裡。這樣的行為背後有著很大的觀念的支撐，和中原地區原先的族葬傳統有關。當然，到了江南，族葬也產生了很多變化。這樣做研究，就把對一個墓葬的研究就放在了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去，也把中原和江南連接起來。我在30歲之前，看到一座墓就是一座墓，現在我可以將這些墓看成一盤大棋裡面的幾顆棋子，當中最關鍵的一顆就是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地，這顆棋子把整盤棋盤活了。

界面文化：剛才談了承上，那它是怎麼啟下的呢？

鄭嘉勵：中原地區家族墓地南渡以後在江南的做法，影響到了元明以後的士大夫、理學家的做法，這樣就在邏輯上串成了一條線。江南地區每個人都追求「左青龍、右白虎、前有案」的風水，沒有辦法形成族葬。風水是世俗化的追求，族葬是儒家倫理的追求。有些讀書人調子唱得很高，去世之後卻不聽聖人說的，只聽信風水先生，造成骨肉分離、兄弟離散，甚至大儒朱熹也這樣做。很顯然，世俗風水觀念對儒家倫理造成了破壞，理學家會就束手待斃嗎？他們想出了取法《周禮》的「昭穆族葬法」：家族統一葬在一塊墓地，不同人之間根據長幼尊卑安排位置——就像主席台上官位最高的坐中間、第二的坐左手下、第三的右手下，墓葬也是一樣。在整個兩宋時期，這種做法只是一種觀念，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說，沒有一戶人家是這樣做的。

但是到了元代和明代，這批墓葬在江南地區出現了，後來又影響到了中原地區。這個靈感來源於我在溫州龍灣區調查明代王氏家族墓地時，這個家族在明代嘉靖年間出了很多進士，前面五代人都埋在上朱垟的一片山上。後面幾代人有些人的墓埋在山上，但有些人的墓旁邊就是山，他們卻埋在了平地里。江南地區地下水位很高，埋在平地顯然不合適，稍微一挖地下水就出來了。那麼他們為什麼放著高地不用，而要在平地上修墓？因為如果把墓埋在山上，只能像呂祖謙家族墓地一樣，做到幾代人相對集中，沒有辦法把位次按照順序排列。只有在平地上，才能非常理想化地埋起來。果然是這樣，只要在平地上的墓地，就是按照長幼尊卑的順序埋葬；在這種墓地里，風水的因素已經降到最低，最大化地呈現出了儒家倫理的追求。

2016年溫州龍灣明代王德家族墓地發掘場景

在北宋，中原地區韓琦家族、富弼家族等多代人的家族墓地，一方面有風水因素，同時也有儒家倫理因素。宋室南渡之後，士大夫在江南進行實踐；元代發展的昭穆族葬新模式，又在明代統一中國之後從南方全面推向中原。這是喪葬思想一個非常長的歷史脈絡，可以看出宋元明轉型的變化。其實足夠寫出一本書了。

界面文化：所以你的下一本書還是計劃寫墓葬嗎？會再擴展一下這個主題？

鄭嘉勵：最近我讀了羅新的《從大都到上都》，裡面有兩條線，一條線是自己走路的過程，一條線是中原明朝和游牧民族的互動。這兩條線始終串在一起，覺得很好看，我也能寫。

我在《尋墓記》里沒有講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紹興宋六陵（南宋皇陵）。南渡的皇室來到了和中原完全不一樣的江南地區，怎樣把河南鞏縣北宋皇陵的那套制度移植過來？皇陵作為國家政權正統的象徵是不能變的。宋六陵南北都有山，但卻因為在江南水鄉實踐祖宗之法，要把墓建造在平地上，地勢要往西北越埋越低。不過這種實踐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到宋高宗還可以，到宋孝宗的時候，地下水的水位很高了。朱熹對此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認為這簡直是把皇帝至於水深火熱之中，他看到富春江邊的山很好，說可以埋到那裡去，他這是南方人崇尚風水的想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朱熹還發表了非常誅心的言論，說北宋皇陵的那套做法給我們帶來了靖康國恥，宋徽宗、宋欽宗都被俘虜了，宋高宗都不會生兒子。於是，本來嚴格按照北宋皇陵做法的宋六陵，在宋孝宗陵以後出現了變化，折回來，把本該埋在宋高宗永思陵西北方向的位次，改到了高宗陵的東南方。

清代康熙《會稽縣誌》中所附的《宋六陵圖》

宋室南渡之後，皇家努力延續傳統並出現了變化。呂祖謙家族作為南渡的士大夫，不用承擔政權正統的使命，埋到了山上，在家族合葬的層面把中原的做法拿過來，但是在其他細節上卻在地化了。趙伯澐是第二代移民，做法基本上和南方一樣。徐謂禮作為江南土著也有他的做法。這樣可以看出，皇家、第一代士大夫移民、第二代移民、土著對喪葬的不同行為和觀念，梳理出了符合歷史內在邏輯的一條線。

宋六陵、明招山呂祖謙家族墓、趙伯澐墓、徐謂禮墓，這都是我個人主持發掘的。我在明招山住了一年，房東是養蜜蜂的。這一年裡，我不但成了呂祖謙墓葬的專家，甚至成了養蜜蜂的專家，怎麼釀蜜、怎麼做蜂皇漿我都會了。我可以寫我和房東的關係，寫蜜蜂是高度社會化的動物，和皇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非常接近。在宋六陵，我可以講和民工的關係。在趙伯澐墓，我可以寫如何和老百姓互動。在徐謂禮墓的部分，我可以講一個盜墓的故事和破案的過程——這樣構成了一條生活的線。

2012年發掘的南宋武義徐謂禮夫婦合葬墓

界面文化：教科書上說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但是一些學者對宋朝評價很高。你怎麼看待如今「宋朝熱」的現象？

鄭嘉勵：史學這20年來評價顛覆性最大的就是宋代。過去認為宋代是個「積貧積弱」的時期，現在對宋代恰恰評價最高。一方面來自於社會上對它實際產生的影響作出的評價。夏商周非常偉大，但和我們現代社會沒有關係；宋代尤其是南宋時期的理學對後世形成了實實在在的影響，而典雅樸素的青瓷、玉器、山水畫，以及士大夫優雅的生活方式，確實代表了民族文化在歷史上最高標準的審美。另一方面，宋朝豐富而多元的市民生活也讓人嚮往。

儘管如此，我還是願意生活在現代，不願意生活在宋代。因為歷史上有大量沒有留下記錄的老百姓，他們是沒有吃飽飯的，生活非常艱苦。中國歷史上老百姓真正吃飽飯是80年代包干到戶以後，農業科技的發展和生產力的解放帶來了溫飽。而且，中國人能夠保持近70年沒有戰亂，也只有我們這個時代。所以，僅憑著能吃飽飯和沒有戰亂，我就不願意回到宋代去。

03

大多數人對古人生活不感興趣

文物研究應更具人文內涵

界面文化：你怎麼看待目前國寶熱的現象？國寶很熱，但考古學卻好像依然門廳冷清？

鄭嘉勵：寫文章的永遠比不過拍電視的。考古作為科學，以追求新知識為目標，研究出來是專業領域的硬知識，絕大多數公眾對古人吃什麼、用什麼、怎麼造房子不感興趣。因此，我們只有賦予文物研究更多人文內涵，才會和更多人有情感、趣味和思想的連接。

十多年前我讀《傅雷家書》，受到了很大的啟發。傅聰寫了一封信談他對莫扎特音樂的看法，傅雷的回信真是好極了。他說對音樂的感性認識是必要的，但是演奏家不能停留在感性，必須上升到理性的認識，了解作曲家的背景、作曲時情緒的基調以及整個創作過程。這部分工作必須要做，不然就是一個膚淺的濫抒情的人。不過，停留在理性也還是不夠的，有很深入研究以後，又要訴諸感情，演奏時讓音樂和心跳和脈搏一起跳動。寫文章也是這樣，很多人寫歷史文章就是濫抒情，只有感性認識。羅新為什麼不是這樣？因為他對歷史有理性的認識。大多數人不看他的論文，是因為論文是純粹理性的。但人們要看《從大都到上都》，因為這本書在理性里重新訴諸了感情。

所以說，考古是學術領域裡的硬知識，只有賦予更多人文內涵才和更多人有關。但只有感性認識是不夠的，要形成深入的理性認識和研究，最後把成果轉化為情感。

界面文化：你的志趣是用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學，這種做史學的方法有什麼特別之處？

鄭嘉勵：很多路是被逼出來的。我考大學所有志願都是歷史，老師說考古和歷史是兄弟學科，其實它的路徑、趣味、方法和歷史學有很大差別。我對良渚沒有興趣。後來做越窯和龍泉窯，雖然很有影響也很有需求，但依然沒有興趣。最後我去做墓葬和城市，墓葬是有名有姓的，可以和具體的人物甚至歷史事件結合起來，能夠連接起我對史學的趣味。城市就更加是這樣了，它是一個時代人際關係最多、社會物質財富最集中的地方。

2014年桐廬象山橋南宋墓葬工作場景

真正做歷史的人，一天要讀12個小時的書。我們只憑讀書怎麼拼得過他們呢？我們要在田野里發現問題，才能做出別人沒有的東西。對宋代歷史來講，城市、建築、手工業，文獻記載是一個歷史，實物的保留又是一個歷史，只有把這兩部分研究結合起來，才能呈現出相對完整的圖景。拿我最有研究的墓葬來說，行為模式背後一定有觀念的結果。這些觀念《朱子家禮》等文獻有記載，但是實際上有些人遵循，有人不嚴格遵循，有些人完全不按照這種做法來做。這些情況是文獻里看不到的，只有做田野的人才能夠發現。這就能把文獻和現實中千變萬化的形式結合起來。《訪碑雜記》這篇文章里也體現出了田野趣味。只有長期做田野的人，才能分析不同地區墓葬的多少，為什麼嘉興墓誌最少，湖州次之，溫州最多？文獻里沒有這麼豐富的信息，這種視角只有做田野的人才會擁有。用田野考古做史學的這套方式不會成為主流，但可以對文獻研究有一定補充，縫縫補補的東西還是能做的。

界面文化：你在書的結尾說，大家都說考古不能吃不能穿，質疑考古無用，此前也有微博大V對文科教育進行了批評，拋出了智商低的去讀文科、文科找不到好工作、文科生總是站在批評者角度而不是建設者角度去看社會等等說法……你怎麼看這種考古或文科的無用論？

鄭嘉勵：文科是不是理工科的邊角料？我個人理科不是很差，就是想做歷史。工作難找可能是人文學科的普遍現象，相對來說，考古的工作機會還是多的，因為每個地方都有博物館、考古所、文物保護機構。其實近年來，考古當中也有很多理工科內容，有很明顯的自然科學化的傾向，我對此很警惕。理工科無論怎樣都有應用的前景，和國計民生有關。而考古本質上是研究古代人與社會的，是人文學科，沒有應用的前景。在工科化的過程中，考古學既失去了和大多數人交流的機會，也不可能變得對國計民生有用。

人文學科沒有受到尊重，有很多複雜的原因。為什麼散文在所有文學體裁里最不受尊重？散文好像誰都可以寫，它要贏得尊重必須要變成有難度的寫作，要求作者對某一個領域有非常深入的見解，或是擁有非常高超的語言文字能力。學術領域也是這樣。羅新老師對中古民族的研究，不經過十年二十年能做得到嗎？人文學科必須成為高度專業化的、有難度的研究和學科，才能夠贏得尊重。

《考古四記：田野中的歷史人生》

鄭嘉勵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12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潘文捷，編輯：黃月、朱潔樹，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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