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的思想特質
作者簡介
韓秋紅，女，教授，博士生導師；
王馨曼，女，碩士研究生。
原刊信息
韓秋紅, 王馨曼. 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的思想特質[J].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8(01):42-47.
[摘 要]在西方形形色色的現代性理論中，西方馬克思主義繼承馬克思主義批判立場，辨證汲取當代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彰顯其現代性理論的獨到之處。在哲學基調上，由近代西方哲學倡揚的「擺脫蒙昧狀態」轉變為對「現代性的墮落」的有力批揭；在批判主題上，由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資本的揚棄」轉化為對「現代社會的總批判」；在價值取向上，由後現代主義主張的「解構元敘事」到對「未竟事業」的不懈追求。呈現出一副對現代性命運理性批判和情感眷注的全新哲學姿態。
[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思想特質
西方馬克思主義萌生於20世紀，其出場語境是現代性這一宏大理論主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理論將現代性視作對時間進取性的領會，是一個歷史的生成性過程，與西方理性形而上學傳統相契合，穿越近代哲學而貫穿於整個人類思想史中。自現代性的啟蒙理想規劃誕生以來，現代性所誘導的合法性危機及現代化發展所衍生的種種負面效應便充斥於現代性的歷史征程。面對現代性不絕如縷的批揭之聲，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吸收近代西方哲學和文化之思想財富，繼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立場，轉換馬克思的現代性理論邏輯，努力重建現代性事業，對資本主義甚至整個西方文明給予了自己的思考和應答，開顯了其獨特的理論特質。
一、從「擺脫蒙昧狀態」到「現代性的墮落」：哲學基調的歷史性嬗變
現代性是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時代的文化成就與精神產物。恰如尼格爾·多德所言：「現代性工程是社會理想化的結果，它試圖在啟蒙思想的基礎上進行建構。」在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變革進程中，現代性表現出一種要同過去拉開距離而面向未來的新時間意識。這一新時間意識實現了啟蒙運動在思想文化層面的自我確證，明確了啟蒙運動的「宗旨是運用理性來破壞宗教迷信和盲從，用科學知識來消除神話和幻想，使人擺脫其蒙昧狀態，達到一種思想與政治上的自主性。」康德在答覆何為啟蒙時也對啟蒙運動的思想信念進行了表述：「啟蒙運動就是使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這種啟蒙精神直接衍生出對「人性至善」、「理性至上」和「個性至尊」的崇奉。在啟蒙精神的指引下，人們的世界觀、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均衝破了傳統宗教蒙昧的束縛，理性意識逐步覺醒，人們開始在人生信念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謀求合理性的抉擇，為現代社會注入了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思維方式和世俗幸福的生活方式的新時代內涵——在政治上，鼓吹自由、民主、平等、博愛、人權等政治理念與社會制度安排；在經濟上，追求市場化、商品化和社會化大生產，形成世界市場體系，以獲取資本的增值；在思想上，倡揚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價值信念，由近代笛卡爾的理性主義所奠基的現代主體哲學成為主流；在技術上，唯科學而至上，倡導標準化、模式化、程序化的齊一狀態。總之，啟蒙精神使現代社會從舊觀念和舊制度中解放出來，同時代之以精心設計的壟斷、官僚、權力機構為主要特徵的現代社會組織形式，開啟了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導模式的宏大社會格局。無疑，相對於保守封閉的中世紀，現代性象徵著理性自覺、自由至高而又充滿進步希望的社會理想。
然而，現代性並不都意味著是凱歌高奏、突飛猛進。事實上，支撐現代性的主體主義、理性主義、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理想內核一開始就暴露出許多互相牽連的問題與危機，使得一些高瞻遠矚的思想家發覺現代性似乎並沒有構成啟蒙的繼續和發展，反而表現出對18世紀以來的啟蒙主義基本原則的斷裂或背離，他們進而從注目於現代性聖潔光輝虛假表象轉換到現代性悖論的不堪現實。馬克思首先對現代性進行發難，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下闡釋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徵，揭示了現代世界諸多矛盾的根源——資本，指出要在超越現代性的革命維度中克服現代性的異化狀況。20世紀經典現代化理論的集大成者馬克斯·韋伯也曾表述：理性精神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帶來的理性化後果——一是去魅，二是禁慾，從而建立起了一個理性化的社會。這個理性化的社會，他發現實際上是一個鐵籠社會，有著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衝突這樣一個無法擺脫的悖謬。韋伯甚至針對現代性的理性化過程給出這樣的評論：「有人精通於專門之學卻沒有了靈性，有人沉溺於酒色卻沒有了真實感；這種虛無狀態自以為是，認為它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受這兩位偉大思想家思想的影響，也開始覺察到「現代性的墮落」。盧卡奇正是在吸收馬克思主義異化理論的思想養分之後，創立了批判社會結構領域困境的物化理論，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先河。關於物化的意涵盧卡奇在代表性著作《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如是描述：「從這一結構性的基本事實里可以首先把握住，由於這一事實，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於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於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據此意涵可以看到盧卡奇的觀點：商品拜物教問題是現代資本主義時代中的一個特有的問題，現代社會發達的商品化和物化已經導致了人的精神的異化。除此之外，盧卡奇還把韋伯的「合理化」和科層制的概念引入到物化問題的討論，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描述為韋伯意義上量化的標準化進程，而科層制的推行又將這種合理化的勞動過程制度化了。認為人類置身於自己所創造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之下，喪失了對自己創造性活動的控制，也喪失了對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的控制，從而被普遍地「物化」。無疑，盧卡奇在繼承馬克思和韋伯的思想資源的基礎上，在現代性理論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對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技術理性批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另一位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本雅明則較早披露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令人悲哀或不盡人意的成分，他將這些現代化之非人性因素控訴為「現代性的墮落」，對之進行無情的批判，其現代性理論題旨主要體現在他對審美現代性的批揭上。本雅明認為藝術和美學領域最早遭際現代性的危機，他不遺餘力地揭示藝術作品「靈韻」的衰竭如何使自身失去原有的魅力，現代都市人的生活如何變得令人懼怕和不安。本雅明並沒有將現代社會藝術經驗消失和人文關懷失落的肇因歸諸新技術的出現本身，而是更進一步揭示了時代變化所賦予機械複製藝術賴以存活的根基就是現代都市生活所帶來的新的感知方式和知覺形式，即「驚顫體驗」。他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甚至寫道：「人類自身的異化已經如此嚴重，以至於人類將自己的毀滅作為最高的審美享受來經歷。」除此以外，本雅明還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個徹底被啟蒙洗禮的西方世界，顯然並沒有如啟蒙最初所願為世人呈現一派理想景象，反而暴露出理性無度、物慾膨脹、道德萎靡等扭曲異化現象，即本雅明所形容的「緊急狀態」。在緊急狀態中，公共組織和私人行為幾乎完全失去可預測性而處於普遍失范狀態。本雅明「緊急狀態」的提出，質而言之，是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對「恐怖與文明不可臾離」的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感知，也是對「現代性的墮落」的直接披露與緊張回應。可以說，當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孕育的現代性啟蒙理想已經走到人類應該理性檢視繼而開啟歷史新篇章的十字路口，對現代性問題的積極反應充分體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對全球化情勢下現代性命運的極大關注。他們在批判繼承近現代哲學和文化思想財富的基礎上，已然從陶醉於現代性的炫目光芒的「信奉追隨者」轉向這一傳統深刻的「叛逆批判者」，這一轉向實現了哲學基調的歷史性嬗變。
二、從「資本的揚棄」到「現代社會總批判」：現代性理論的主題轉換
貝斯特和凱爾納曾指出：「卡爾·馬克思是第一位使現代與前現代形成概念並在現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論觀點的主要的社會理論家。」作為開創社會批判與社會發展理論的第一人，馬克思主義既理論地揭示了現代性啟蒙理念的內在矛盾，又現實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他通過對啟蒙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批判，重啟「現代」之「蒙」——在政治經濟學層面上對資本主義現代性進行歷史地揚棄，揭穿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與制度體系的現實矛盾，使人們擺脫資本的統治和明晰自身真實的需要，從而為在批判繼承啟蒙遺產的基礎上創建更合理的人類文明秩序開闢新路。馬克思對現代性透徹的批判，不僅使他的現代性理論成為19世紀社會思想界對現代性問題批判反思的理論制高點，而且其批判旨趣也直接影響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態度。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馬克思的辯證法在本質上開啟了一個革命的辯證否定維度，重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首要任務，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新反思和構建現代性，實現理論對現實的批判作用，賦予人們清醒的意識去發掘被現代性所隱蔽和壓抑的一切。西方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盧卡奇在開闢其現代性理論的批判視野時，毫不避諱批判性是他現代性理論的主要特質之一。甚至，法蘭克福學派則是直接稱呼自己的理論為批判理論，旗幟鮮明地對當代西方工業社會進行無情批判。
現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卡西爾說：「當18世紀想用一個詞來表述這種力量的特徵時，就稱之為『理性』。『理性』成了18世紀的匯聚點和中心，它表達了該世紀所追求並為之奮鬥的一切，表達了該世紀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伴隨著現代性的建立，啟蒙精神不斷籌劃落實理性主義原則，使得一切都要置於理性批判的法庭才能探查其合理性與合法性，人性的最高規定被確立為理性，處於「零批判」地位的科學理性對人生信念與生活世界進行全面殖民。然則這種「目的——工具」理性的獨斷也使現代性深陷狹隘、片面的理性主義專制，使現代性蛻變為窒息人性自由、社會革新、有機家園的「鐵牢籠」。因此，從盧梭、荷爾德林開始就不斷質疑理性至尊，理性也紆尊降貴成為黑格爾現代性批判的規範基礎，馬克斯·韋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等人，更是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現代性社會的理論基礎——近代理性精神和邏各斯哲學。而馬克思卻推翻了近代以來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批判的理論範式，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存在論根基上開創了以資本為核心的現代性理論主題。正是在此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又重新回到了以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性理論的規約基礎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真正使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思潮在現代性的舞台上大放異彩的，正是它對現代性的核心——啟蒙和理性的批判。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就是對技術理性批判的初步嘗試，它將馬克思主義的商品拜物教理論與韋伯的合理化分析結合起來，從理性批判的角度揭穿了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勞動的合理化、機械化剝奪了人們通過創造性的生命活動而確證人的存在方式，從而得出資本主義社會中人人都難逃普遍物化的命運，確定了後來西方馬克思主義技術理性批判的價值取向。霍克海默、阿多諾在1947年發表的《啟蒙辯證法》是技術理性批判的典型範本，其中更是將現代性與啟蒙建立了關聯，揭示出啟蒙意欲以去蔽和祛魅為己任，但在現實中卻經由實證化走向了自身反面的啟蒙辯證法；重新強調了對理性，尤其是對技術理性本身成為自覺的、總體性的統治力量，從而將人類推向新的野蠻狀態的批判，以此證明近代以來的啟蒙走向了自我毀滅之路。
對現代性理論主題的轉換進一步推動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的現代性理論的多元發展。由於20世紀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消退以及資產階級日益強大的統治，使得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在世界同時實現的預見變得遙不可及。這就促使西方馬克思主義敢於提出不同於傳統馬克思主義教科書的理解，結合新的歷史實踐，運用新的4理論成果，反思第二國際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策略及其哲學基礎，積極探索新的理論解釋框架，找尋新的對資本主義批判的路徑，促成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理論內容龐雜及視角多元的言說特質，使該言說特質紮根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的生長過程中並所獲得了新的延展。本質地講，這種多元發展主要體現於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邏輯架構的轉換上：首先，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實現了從馬克思的經濟、政治鬥爭領域向哲學(文化)鬥爭領域的轉向，即改變馬克思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入手對資本異化和勞動解放邏輯進行的現實批判，轉向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乃至整個西方理性形而上學的理論批判。青年盧卡奇正是現代意識形態批判的首開者，他力圖掙脫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的陰影，在馬克思關於商品拜物教分析的基礎上，融合韋伯科層制的分析以及對泰勒制所帶來的人類生活方式的改變的討論，明確提出物化理論。同時又求助於歷史總體性辯證法，將社會進程被打破從而失去歷史總體性的無產階級的失敗歸因於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物化現象和物化意識所致使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喪失。他還尖銳批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與其自身利益實則是一種矛盾對立關係，充分肯定無產階級階級意識具有能夠把隱藏於經濟過程的相分離的徵兆後面的自身統一性視作社會的總發展趨勢的力量和優勢，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視為革命的入口，提出恢復以無產階級能動的階級意識衝動為核心的革命觀。另一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霸權理論則開啟了文化革命的思想先河，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構成了「一個社會集團對人民(或市民社會)的其他部分的領導權機器：狹義的政府的——強制的機器的國家的基礎」。在這裡，國家並不單純是一個強制機器，「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即強制力量保障的霸權」。在這個意義上，國家變成了擁有「強權加同意」二重本質的複合體。所以，在西方社會，革命的首要任務不是用暴力打碎舊的國家機器，而應該是同資產階級爭奪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態領導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更是指認了人類追求自我持存的啟蒙理性中蘊含的自我毀滅——啟蒙的邏輯，並將其視作現代性的秘密，進而對蛻變為工具理性的啟蒙理性展開批判，將價值理性作為工具理性的對立面加以弘揚。其次，實現了從馬克思的勞動理論向交往理論的轉變。哈貝馬斯從馬克思主義的「交往關係」、「社會關係」和「生產關係」出發，主要立足於社會合理化體系與生活世界、個人生活與公共空間的矛盾對立的分析框架，試圖變革啟蒙現代性的規範基礎，設想在普遍語用學的前提之上，建立起一整套以交往理性為核心的規範性社會進化理論，旨在克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個體主義的弊端，使個體和社會共同體的矛盾在溝通中得到協調一致的共識。在這一點上，哈貝馬斯把哲學的視角引入對「公共領域」的交往行為與話語方式的關注，對今天民主政治社會的構建也頗具貢獻意義，激勵著現代性事業之未竟征程。再次，晚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從馬克思主義的商品出發，經由景觀向符號理論的轉變。鮑德里亞在其早期著作《物體系》中，就從具體的物逐步轉向「符號」領域，突出符號的地位和價值，逐漸走向以象徵交換為目的的顛覆性理論。這種從具體的以使用價值為基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轉向抽象的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擯棄與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但其畢竟是隨著西方現代消費社會的到來而出現的，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已有思想基礎上進行的現代性理論的繼續和深入，不可否認鮑德里亞對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
三、從「解構元敘事」到「未竟的事業」：現代性理論立場的捍衛
如果說現代性理論代表了人類一種美好的社會願景，那麼發展到今天的現代性理論就更像是為現代性辯護的一種理論框架或規範性工程。這一框架竭力維護著現代性的價值和信念，如理性、自由、公正、普遍共識等。但是，當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在當代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無度膨脹，現代性僭越了自己的邊界一步步走向自身對立面，變成了封閉、僵化、絕對和冷漠的「頑固體」，徹底喪失不斷奔湧向前的價值追求，其存在的合法性已然岌岌可危。這使得一些敏銳的思想家開始對現代性進行重新審思，尼采、海德格爾以及後期的維特根斯坦都對現代性提出了自己的批判。到20世紀60、70年代法國諸多理論家對作為啟蒙精神核心的主體主義和理性主義及其形成的話語霸權進行集中性的消解，如福柯對「主體」概念的解構和「人的死亡」命題的提出、德里達對「在場形而上學」的解構、利奧塔對現代性的「元敘事」特徵的抨擊等等，使得這種後現代主義思想迅速擴展成為一種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的哲學思潮。事實上，後現代主義是在「理論知識」居於首要地位的後工業社會中，傳統的價值體系遭遇摧毀、人的生存境遇出現危機之際產生的一種新的理論表達和訴求。從特里·伊格爾頓這段話里我們清楚看到其實質：「後現代主義是一種思想風格，它懷疑關於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觀性的經典概念，懷疑關於普遍進步和解放的觀念，懷疑單一體系、大敘事或者解釋的最終根據」，而這是因為「源自西方向著一種新形式的資本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向著技術應用、消費主義和文化產業的短暫的、無中心化的世界的轉變」。後現代主義者對現代性總體上呈現為反叛現代性的否定性維度，抱持一種「解構」與「重寫」的立場。就如利奧塔1986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那樣：「後現代性並不是一個新的時代，而是對現代性自稱擁有的一種特徵的重寫，首先是對現代性將其合法性建立在通過科學和技術解放整個人類的事業的基礎之上的宣言的重寫」。其主要表現：第一，後現代主義從哲學的根基處對現代性的「元敘事」加以解構，消解了哲學存在的合法性；第二，後現代主義由於拋棄共性、整體和同一，從而導致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泛濫；第三，後現代主義對科學的理解存在誤區，以非科學的其他文化形態來重新詮釋科學，背離了科學的本性；第四，後現代主義主張走出主體性哲學的陷阱，卻又陷入到「唯我論」之中。同時，後現代主義根本無視現代化運動帶給人類的福音，全盤否定現代化運動，極力否認歷史的連續性和進步性。把現代化運動中出現的一切問題歸罪於現代化本身，認為一切問題是現代化運動合乎邏輯的必然歸宿，要求回到前現代模式去。可以說，後現代主義對啟蒙現代性和現代化運動已經抱以一種無可救藥的悲觀態度，其對現代性的批判也因此變成了「無效的虛無」。
與後現代主義的悲觀態度相反，西方馬克思主義在積極揭露、批判當代西方社會中現代性的負面效應時，並不認為現代性的負面效應與現代性本身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也不完全否定現代性對當代人的積極作用，在批判視角和價值取向上體現出對後現代主義現代性批判理論的超越，彰顯出其現代性批判理論的思想特質。從批判視角上看，後現代主義拒絕總體化哲學，堅持反對一切傳統形而上學遺迹，否定任何有關歷史進步的言說，走向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和反基礎主義。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強調回歸實踐、回歸人的感覺經驗和實際生活，積極地堅信歷史進步的必然性，並以馬克思主義「總體性辯證法」為哲學方法論基礎建立一種嶄新的本體論和形而上學，充分折射出了其現代性思考內蘊的思想張力和開放空間。其次，後現代主義主張徹底否棄理性和主體性，把理性和主體性原則視為現代社會的萬惡之源。而西方馬克思主義則及時扭轉這種敵視理性的傾向，主張啟蒙理性只不過是在現代化發展中產生了偏差，演變為了技術理性，成為奴役和控制人之為人本性的「怪物」。堅持現代社會的負面效應不該歸責於現代性理念本身，提出理性自身仍有著批評和重塑的可能性，強調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堅持理性和主體性原則，而是在於如何使人擺脫技術理性的奴役而恢復人之為人的本性。這就為現代性的理性和主體性批判帶來了轉機，為理性和主體性的現代性致思路徑找尋到新的突破口。從價值取向上看，西方馬克思主義喊出「重建烏托邦」的口號，力求拯救現代性危機、恢復現代性精神、重塑現代性的價值內核，指引出現代性批判與人類形而上精神的內在契合之路。因此，我們才會在本雅明那「歷史的廢墟」上看到新的樂觀的態度；在阿多諾的「星叢」中發現希望之光；在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中驚異感性的解放；在弗洛姆的異化世界中窺見健全的社會。哈貝馬斯更是直接強調要辯證地對待現代性，不惜對現代性批判者進行批判，明確提出現代性永遠不會終結，並開出具體的現代性的救治藥方。他提出要像馬克思對待黑格爾那樣對待現代性，「務必小心翼翼，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然後再翱翔於非理性的天空」。認為現代性儘管處於問題百出的境地，並飽受後現代主義的詬病，但依然應該堅持維護這一未竟的事業。他向世人公開宣布自己「不放棄現代性計劃」、「不屈尊於後現代主義和反現代主義」的鮮明立場。高茲也認為現代性的問題並不出在自身，而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越出了自己的範圍，亟待去做的是著力找尋理性真正的應然狀態。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堅信，應對現代性弊端正是現代性開啟現代性模式的契機，只要對現代性的錯誤路徑加以避免，換之以合適的社會制度、社會組織方式和價值觀念，現代性理念以及作為這一理念具體實施的現代化運動就完全有可能不斷催生出新的社會樣態和新的人類要求，在時間維度的連續性中不斷開始前行。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入情入理的分析和批判中，無處不深蘊著人類形而上精神發展的正確方向，無處不體現著對馬克思主義人類解放事業的不懈追求，也許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那樣，將馬克思主義時代化需要「時代的理解和解釋框架、問題系列、話語體系與思想品格」，西方馬克思主義正是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時代問題相互結合中不斷進行著努力與嘗試。總之，西方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呈現的是一種辯證的積極態度，相較於後現代主義的逃避甚至是極端非理性的處事方式，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性理論不僅展現出對作為本體的人的承諾和歷史關懷，也更富有理論監督和建設性意義。
原文刊發於《東北師大學報》2018年第1期。為了閱讀方便，省略了注釋和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