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蟄之後》研究筆談：生活、情懷與責任擔當——關於《驚蟄之後》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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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靚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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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蟄之後》研究筆談
編者按：《驚蟄之後》（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9月）是當代散文作家李育善的第三部散文集。作品以寫實的方式原生態地記錄了當下社會轉型階段中國城鄉的真實狀況，講述基層百姓的故事，呈現一個有悲憫情懷的作家、一個有責任擔當的公務員的真實經歷。作者乃賈平凹所扶持和推崇者，亦以自己的創作實踐踐行著賈平凹倡導的「大散文」創作觀。作品立足當下、視閾宏闊，筆法真摯樸素、大而化之、不計工拙，如賈平凹所言是「以實寫虛」。與前兩部散文集相比，其內容和形式給人以更多「形而上」的感覺。
「阿靖與江湖」今刊發著名評論家、學者李成、楊輝、程華等論述《驚蟄之後》的一組文章，以饗讀者。
採訪人｜程 華
受訪者｜李育善
圖文、編寫｜阿 靖
《驚蟄之後》是李育善的第三部散文集，作者以近乎實錄的方式，呈現工作和生活中的真實經歷，多了一份社會憂患和責任意識。在這部作品集中，作者拋棄散文的「盆景」製作，也不願營造散文的「後花園」，而是走到老百姓的生活中，認認真真思考，扎紮實實寫作，是直面時代、心繫百姓，有生活質感的作品。
問 答
一、從工作生活中獲取寫作素材
程 華（以下簡稱程）：李老師，你的第一部散文集《李育善散文集》多寫親情和友情，感情真摯；第二部《山裡的事》的突出之處在為山鄉里的人物素描，也反映出農民心態和農村社會的發展。《驚蟄之後》是你的第三本散文集，在這本書中，你記敘「個人生活之事」少了，「工作之事」多了，客觀寫實多了，主觀抒情少了，這是生活經歷和閱歷的原因，還是你對散文寫作有了自己的認識和體會？
李育善（以下簡稱李）：這本集子側重於工作經歷，工作中接觸的社會面比較廣，不論是從我們的業務工作，還是從扶貧工作，能更多了解老百姓真實的生活狀況，也能體現出自己作為公務人員對百姓生活的感悟。這裡面的題材，一方面寫食與葯，寫怎麼要讓老百姓飲食用藥安全，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感到了執法過程中糾結的東西，要嚴格執法，也要對弱勢群體有悲憫之心，到現實執法中，確實很糾結。
程：《食與葯》中寫到一個離婚女人生活條件不好，你在執法過程中，看到她的生活現狀，在執法的同時，也給予她相應的物質資助。
李：這是不由自主的感覺，不是非得表現一下，是很自然的感情流露。扶貧這塊，也都是真實經歷。貧困戶挨家挨戶地過，心情很沉重。黨中央的扶貧政策是高明的，如何落地生根？是我們這些公務人員做的事。怎樣讓老百姓過上小康生活，一點一滴地幫助他們，和他們交心，來想辦法脫貧。我扶貧的這個村子在柞水皂河村，那個地方是山地，濕度大，可以種木耳，也可以養豬、養雞、種香菇。我和貧苦戶坐到一塊商量如何脫貧？主意拿定之後，想辦法怎麼樣把這事情做起來？像過日子一樣，比如錢從哪來？在信用社貸款，誰來擔保？具體的幫扶過程如何？我就想把這些過程記下來，這是很真實的過程。
程：這個皂河村的故事，就是真實的中國農村的故事。貧困戶是一個怎樣的情況，你們是如何從資金上、方法上幫扶，你寫得很細，越是這樣細緻，越能看出中國農村的扶貧面貌。
李：這就是中國特色、中國故事。這幾年，我對生活的感悟太多了，這幾年的散文，很少發主觀的感情。個人情感的東西往往在記錄真實生活的文字後面，你看到的都是生活過程，重在寫生活過程怎麼樣，把你看到的做到的寫出來，把工作和生活的具體過程呈現出來，這裡面包含著情懷。
二、皂河村的扶貧故事
程：說到扶貧，你的《驚蟄之後》《過了霜降》《在皂河村過重陽》《擔保支書》《到村上去》，這些作品可以說是你2016年扶貧工作的完整呈現。你是怎樣理解扶貧工作？想通過這些文章表達什麼？呼籲什麼？純粹只是實錄嗎？有沒有哪些人哪些事給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一種非寫不可的慾望？
李：印象深刻的是皂河村的匡丕華，二十多年前，他在礦上打工，落下矽肺病，等於判了死緩。和一般人不一樣，讓他到鎮上當保安，他不去。屬於那種小錢看不上，大錢也掙不了的人，住的房子是石板房，我個人給他資助了5000塊錢先蓋房，住的安全了，再談如何脫貧？去年的三、四月份，地還是空的，他有點現代頭腦，前年種重樓（一種藥材），網上買的種子，種子撒到地里一苗都沒出，今年怎麼辦？我通過扶貧渠道，因為我們監管藥品行業，聯繫天士力公司，給他買了丹參種子，今年我看長得不錯，到明年就有收入，我讓企業上門來收。像這類的人，怎樣真正幫扶，一是不能只給錢，二是要讓他們自己有造血功能，幫扶他們開通致富渠道，下來還要自己好好經營。通過這個幫扶行為，他還是很感激你的，給我拿點雞蛋，那是他的一片感恩之心，我還是給他留了200塊錢，我的意思是等他真正富起來了，小康了，那時大家都高興。
程：說到幫扶，就像你說的要有造血功能，要幫助扶志，其實，中央的精準扶貧政策里也強調扶貧重在扶志。這個事例你在作品裡也有說明，令人印象深刻。你的作品裡還寫到一些人從外面回來，成立合作社，通過合作社扶貧，關於農村合作社你寫得比較詳細，你在《驚蟄之後》里寫了7個合作社，這裡面是不是有你對農村的未來的思考在裡面？
李：農民工這個事，是一個階段性的現象，城鎮化發展到一定的時候，必然要返鄉，農民的根還在農村；城鎮到一定階段，速度會慢下來，基礎設施上不會再發展。我去台北考察，從台北到台南，幾乎看不到塔吊，這說明台灣的城市化建設慢了下來，在城市化建設中已經沒有大的建設動作。從這個角度看，內地的城市化建設在未來的發展中也會逐漸緩慢下來。從政府這個角度看，政府也提倡返鄉創業。合作社是農村致富的思路，通過村中能人，把貧苦戶組織起來，達到致富目的。
程：合作社與企業的股份有點像，出政策的出政策，出資金的出資金，出勞力的出勞力。
李：他們辦合作社，我們幫扶單位給資金獎勵，我們包資金，包渠道，能人包智慧、包技術，貧苦戶包勞力。比如皂河村有一個陳曉虎帶動貧苦戶種香菇，通過三種辦法，幫扶貧困戶脫貧致富。合作社以入股分紅的方式，或以吸收勞動力的方式，或以產品外包的方式帶動貧苦戶脫貧致富。
程：柳青《創業史》中的能人，比如互助組組長梁生寶，把中農、貧農和富農團結在一塊，共同致富，平均分配。時代不同了，在合作社這個農村經濟增長點上，你寫出幫扶脫貧的一個新方向。尤其是你的《擔保支書》中寫到的擔保支書，具有新時期村幹部的特點。
李：村一級的幹部，在自己致富的同時，更多是責任和擔當的意識在裡面。擔保支書要考慮每家每戶，比如，有一家人死了之後，他自己貼錢安排後事，責任和擔當是農村幹部的職責，我當過基層幹部，這點體會尤其深刻。另外，當基層幹部具有擔當意識，肯為老百姓辦實事，也是能夠打動百姓人心的。對基層幹部的認識，要從一點一滴認識。很多人認為，基層幹部很大片都是壞人，存在很多問題。李繼高老師曾問我，作家的職能在於批判，要發現社會中的問題，然後從這些問題中發現矛盾，起到警示和批判的目的。就我在基層工作的經驗來看，我看到的正能量的東西還是多。還有一個就是，中國政權的底座在鄉村和農村，這麼大的底座都壞了，大廈不就倒了？對農村幹部，我個人來說，一大半都是好人。再一個，擔保支書有自己的私心，咱們將心比心，他也要過日子，他現在的支書不是梁生寶時期的支書，現代的村級幹部，在我致富的同時，我要考慮群眾，他們是致富的先覺者。
程：我們村就是這樣，現代人的理念發生了變化，現在的村長，是要給百姓修橋修路拉項目，這也是基層政府的使命所決定的。
李：擔保支書代表新現象，為老百姓奉獻，和以前的支書不一樣，他是當下的人物，是精準扶貧最重要的動力。除此之外，還有一層意思，這個社會，一定要是一個誠信的社會，擔保支書用他的誠信帶動一村人的誠信，誠信太重要了。沒有誠信和道德的社會，不可想像。他拍著腔子說我來擔保，這就是誠信。
程：說到誠信，還有一個關於扶貧的重要問題，農村裡還是有人不講誠信，比如，擔保支書就要給那些跑掉的人墊付利息。匡丕華上當受騙買了假藥材，卻不知道哪裡申訴？你的作品裡還提到，老百姓如何用合同和法律保障自己的利益？
李：說到老百姓的法律意識，這是新的問題。需要提高農民的法律意識，幫扶的過程，是一點一點的過程。這些老百姓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教訓，從另一方面也說明，幫扶，也要幫觀念轉變幫文化宣傳。
三、在關注當下生活中注入憂患情懷
程：你的散文有生活實感，時代氣息濃厚，尤其是《食與葯》《驚蟄之後》等關注轉型期老百姓的生活，比如關注老百姓的食葯安全問題，以及精準扶貧等國家均衡發展等問題，是用散文講述當下的中國故事，讓我想起了陝西文學的傳統。建國初期的散文作家李若冰、魏鋼焰等作家也是紮根生活，將生活作為創作的大學校，作品具有濃厚的時代背景和生活實感。談談你對散文與時代和生活的關係的理解。
李：我感覺，散文還是要寫當下，寫社會轉型期城市和鄉村表象之後的東西。比如在城鎮化實施的過程中，山裡人不願意下來，因為住到鎮子上後，什麼都要掏錢，老一輩還願意在老家。中央的政策是「要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如何兌現？這些現象，是轉型發展過程中的問題，作家就要透過現象，提出問題，關注轉型深層次的東西，有些矛盾，在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是不是還有一點暗礁，暗礁帶來的不協調的東西怎麼解決，我想這裡面就有了一些憂國憂民的情懷在裡面。
程：文章寫到一定程度，就是憂國憂民。
李：關注這些現實問題，面對這些現實問題在想辦法時，就有了更加具體的方法、方式以及思考，就要觸及什麼是本質性的、矛盾性的東西，要把這些本質的矛盾通過寫作表現出來。
程：秦地作家強調作品的史傳特徵，史是事實，傳是記錄，把真實的事實記錄下來，是一種文學傳統，也能體現作品的風格，你在作品中是如何體現的？
李：我就是實實在在生活，踏踏實實記錄。在看法和生活現象之間，看法隨著時間終會發生變化，但生活的事實（現象）總歸是事實，是不會變的。我把事實寫出來，看法和觀念的東西就在是事實和現象後面，有一些東西讀者能讀出來的。在我具體的生活後面，有我的情懷和情感在裡面。
四、關於「以實寫虛」的散文觀念
程：說到這裡，就說到大散文的話題了，賈平凹老師說到「以實寫虛」，寫作如何達到形而上，只有在大量寫實的基礎上才能將理解和思考體現出來。
李：賈老師所說的我達不到，也學不好。
程：賈老師早期的虛，更多是從性格中來，他天性中存有靈動的一面。
李：王安憶說，作家都有天才的天分，像我這別寫了。
程：你和賈老師不一樣，賈老師到西安之後，也提倡寫作要混沌、蒼茫，他倡導「大散文」寫作觀念，就是努力從性靈里走到生活中，你寫的那些恰是貼近生活的經歷和經驗，是把生活進入到散文里去的文字，有生活實感在裡面。
李：文學不管到哪個時代，都是要講老百姓的故事。謝有順說過，生活永遠要比想像精彩，生活比編織出來的故事更富有情節。說到這裡，我最近做一個功課，搜集關於丹江船運的歷史資料，丹江，對陝西最大的歷史貢獻是水運。明朝年間，關中大旱，幾萬擔大米通過水運到龍駒寨，再到關中。撰寫丹江上的歷史故事，我基本上每個禮拜會抽一天專門去走去看去寫，有信心寫好。
程：這就是「大散文」，你有豐富的閱歷，這是你寫作的資本。
李：我是如實地寫，就像《驚蟄之後》，我在皂河村駐村扶貧，一周走了十幾戶，是實實在在去生活去思考，然後每天晚上將白天的經歷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下來，不加雕飾，後來這些日記基本上沒有改動，全是生活細節。《食與葯》也是工作經歷，這些文章里有「實事求是」的東西在裡面。
程：柳青曾經就說過，文學寫作不僅需要想像，也需要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文學的實事求是就是深入生活，在紮根生活中獲取寫作素材，在紮根生活中形成文學觀念，也在紮根生活中塑造經典形象。或許恰是真的生活在呈現，你的散文與生活不「隔」，語言也如話家常，做到這一點，是很不容易的吧？
李：就像工作一樣，寫作也是把人當人看，把事當事看。在寫作的過程中，和他們一樣生活著，不站在他們旁邊說話，進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之中，採取的是「平視」的方式，無論什麼人，在交流的過程中，把他當做和你一樣的人看待。
程：這是寫作立場和態度上的平等，一般人很難做到。我們在寫作過程中，要寫我們之外的人的生活，總覺得是在講「他們」，很難將他們看成和我們一樣，所以，在視角上，總有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你的「平視」的講述方式和平等的寫作視角，與您的農村生活經歷有沒有關係？
李：打破「看與被看」的方式，最好不要以講故事的方式或領導講話的方式進入文本，就是自然而然地將看到的想到的寫出來。其實，「平視」最主要的是作者要對寫作對象熟悉。我自小在農村長大，在鄉鎮工作多年，說的是老百姓的話，乾的是老百姓的事，能很自然地進入到百姓的生活中去。我也能了解和理解他們的生活難題，能像家庭成員和親戚一樣，真誠面對他們，和他們話家常，文字自然就是家常話。
結語：
李老師實心對人。對待貧困戶，和他們交心，面對弱勢群體，寄予理解和尊重，從不居高臨下，總是平等視之，這就是做人的良知和品性。這種良知通過文字表達出來，也就是文學的良心。謝謝李老師，讓我從您的文章中學到作文之法，也學到作人之道。
關於作者：
程華，女，陝西韓城人。商洛學院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商洛文化暨賈平凹研究中心」研究員。出版專著兩部，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曾獲陝西第五屆文藝評論獎等。
李育善，筆名雨善，中共黨員，陝西省丹鳳縣棣花鎮苗溝村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文學院第二屆、第三屆簽約作家，「陝西百名優秀中青年作家藝術家資助計劃」入選人才。曾先後榮獲第三屆「柳青文學獎」等十多項文學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文學創作，先後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美文』『延河』『散文』『作家』等報刊發表小說、散文數百篇。『鄉鎮幹部』『一個村子的選舉』先後被『新華文摘』等刊選載。2006年出版『李育善散文集』（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散文集『山裡的事』（新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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