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安樂死的日本老年

作者：劉蘇曼

近日，朋友圈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刷屏，作者記錄了身體健碩的岳父在一場「未知流感」的淫威下、病情一路惡化、走到生命盡頭的過程，讀來讓人十分難受。醫護人員非一般的辛苦與無奈，幾代人的積蓄也支撐不起一位老人在ICU多搶救一陣時間，全家齊上陣也無法實現周到的病床照看，對死亡的諱忌讓老人沒有機會說出完整的遺言，選擇手術方案時唯獨沒有考慮到老人本人的意願……

最讓我心疼的，還是介紹人工肺手術痛苦程度的那一段，說很多患者做完手術後都會痛打親人，咆哮為何要讓他們承受這樣非人的痛苦，因為實在太痛了，痛得像噩夢一樣，更可怕的是，醒來之後，他們知道這一切都是真的。

文字樸實而沉重，不知觸痛了多少讀者。文中涉及的問題，就是步入老齡社會之後，幾乎每家每戶都會遇到的問題。

超高齡的日本社會

而日本，正馬不停蹄地賓士在「超高齡社會」的道路上。不僅國家財政負擔巨大，老人自己壓力大，家庭看護也壓力山大。請別人看護，費用負擔不起；自己看護，又很難保住全職的工作。

用錢能解決的問題，都不是問題。但這些問題，對於沒有錢的普羅大眾來說，都是跨不過去的問題。

百歲母親專業護理，費用高達上億？

櫻井よしこ的母親今年106歲了，90高齡時還很硬朗，能去學跳舞。但94歲時突然膜下出血，幸好送醫院及時，經過了複雜的手術，保住了一命，但從此卧床不起，第二年還患上了髓膜炎，連話也說不出來了。醫生建議：「自家看護難度太大，建議進入專業護理院。」

櫻井家去很多家醫院、護理院實地考察過，那些讓人覺得不錯的護理院，費用高得驚人。於是，櫻井最終決定自家看護。幸好早在一年前，她就已經把家裡裝修成無障礙風格了：從門口到室內沒有台階，一樓到二樓裝了電梯，廁所也改裝成容得下輪椅。這一切，都是因為母親還健康時，她曾經做過承諾：「如果媽媽生病了，我一定會照顧您的，請放心。」

從那時起，櫻井就在工作與看護之間兩頭奔忙。母親無法靠自己的力量翻身，所以需要24小時幫她做必要的翻身，飲食也需十分注意，免得引起誤咽性肺炎。但是，無論她如何努力，總有實在扛不住之處，只能調整心態，僱傭了一位專業看護在家幫忙分擔，有時早出晚歸忙工作也更加心安。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平成25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退休後的平均健康壽命，男性僅有6年，女性僅有9年；而「需要看護的期間」，男性平均9年，女性長達12年。這冰冷的數字讓人不禁感慨：無論年輕時有過多少快樂，在人生這漫長的最後一程上，什麼都會煙消雲散吧。如果老後的時間，幾乎都需要看護，那麼日本拚命成為長壽國家，又是為了什麼呢？想想就讓人悲傷。

她想要安樂死

看完了作為女兒的櫻井的故事，再來看看作為老人的橋田壽賀子的故事。

橋田是一位編劇，她寫了一篇文章，叫做《92歲的我想要安樂死的理由》。

「我想要安樂死，自有我的理由。我已經活得足夠長了，工作做得過於多了；世界上想去的地方已經去過了，沒什麼可遺憾的。30年前，丈夫先我而去，我們沒有孩子，也沒有親密的友人。天涯孤身一人，既沒有人希望我活得長久，也沒有人讓我想為了他活得長久。」

橋田說，如果能一直不給別人添麻煩，倒也沒什麼不好。但畢竟已經92歲了，萬一神不知鬼不覺患上老年痴呆之類的，從吃飯到上廁所，都要借別人之手，「我討厭這樣，這是涉及「尊嚴」的問題。

橋田說：在自己尚且能控制的時候選擇死期，只有安樂死才做得到，因此，安樂死是一種積極的死。但是，很可惜，目前只在歐美極少數國家與地區是合法的。大多數的國家只能接受「尊嚴死」，也就是：在病危時，允許放棄「延命治療」，自然等待死亡。

而且，日本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尊嚴死」，所以，需要患者本人明確地表示過：「我不接受延命治療。」橋田說，什麼胃瘺、呼吸機啥的，她肯定是一概不要的，但「尊嚴死」沒法選擇死期，仍然不符合她的需求。

認真思考死亡

中國人和日本人一樣，都盡量避免談論「死亡」，但橋田說，最好明確地說一下去世的當時（是否進行延命治療）以及去世之後希望家人怎麼做（葬禮辦不辦、怎麼辦之類的），不然家人可能會不知該如何選擇而十分困惑。

她本人會認真思考這些問題之後，挑一天靜悄悄地去瑞士（只有瑞士可以接待外國人的安樂死申請，費用是80萬日元（摺合5萬人民幣）左右）。並且她發現，身邊有安樂死需求的日本老人，並不在少數。她於是想，既然這是一部分老人十分現實的需求，能不能期盼有一天，日本境內也可以使安樂死合法呢？

小感

讀以上這三篇文章，心中的感慨和無奈莫名的，差不多。人生路漫漫，多多保重，長長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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