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案的關鍵人物胡均鶴：屢屢轉向的多面人

來源｜廣州政協網 原載《同舟共進》>2016年第八期

作者｜賀越明

原題《胡均鶴：屢屢轉向的多面人》

青年胡均鶴

近世中國，長期處於外患內亂的動蕩變遷之中，生存其間的不少人應時隨機，不斷變換政治立場。這當中，不能說沒有心甘情願的，但更多的恐屬形勢所迫，不得已而為之。被視為潘漢年案關鍵人物的胡均鶴，可稱為這一類人的典型。

首度轉向，成中統特務

在中共早期黨、團歷史上，胡均鶴曾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人生履歷的起始處充滿鮮紅色彩。他於1907年生於江蘇省吳縣甪直鎮，幼年喪父，母親靠給人幫傭養家糊口。他本人在蘇州長大，由叔叔資助念完小學，14歲離開家鄉到上海謀生，在醬油店當學徒，去舊衣店做店員，後進紗廠成為工人。這個出身貧苦的熱血青年，積极參加中共組織的工友聯誼和學習，在1925年反帝愛國的「五卅」運動中表現突出。這一年，他經瞿秋白三弟瞿景白和李強介紹加入了共產黨。按照黨組織的分派，胡均鶴主要從事中國共青團的工作，擔任不少重要職務。到了1931年，他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因列名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中央執委會，在白色恐怖下化名陳炳文開展工作。此時，他才25歲，風華正茂，已是代表中共領導共青團的職業革命家了。

1932年春，共青團中央在上海租界秘密舉辦各地團幹部訓練班，主持這項工作的胡均鶴結識了來自哈爾濱的女團員、後來壯烈犧牲的「抗聯」領導人趙尚志的六妹趙尚芸，在互相接觸中產生感情，不久共賦同居。這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正在位於租界內的機關熬夜工作的胡均鶴，突然被幾個破門而入的外籍巡捕堵在屋裡，隨後被引渡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特工總部。先後被捕的還有其他幾位同志，團中央遭到重大破壞。這應是內部出了叛徒，由中統特務提供線索給巡捕房出面抓人。在獄中，胡均鶴經受了嚴刑拷打，起初表現堅強，一度還萌生自殺的念頭，但因為看管太嚴而未果。特工總部主任徐恩曾見硬的一手不管用，就採納主持過中共特科的原中央委員、大叛徒顧順章「攻心為上」的獻策，命中統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史濟美用軟的一手試試。一天，史濟美弄來幾本中共的內部刊物，到牢房拿給胡均鶴看，說共產黨已經把他除名了，可他居然還在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史濟美還告訴他，趙尚芸臨盆在即，總不能讓孩子出生後就沒有父親啊。胡均鶴禁不住敵人用離間計和親情牌組合的心理攻勢，終於投降了。

胡均鶴在1933年春節前重獲自由，與妻子和母親團聚。他頭一回坐牢，不過兩個月時間，卻背叛了革命理想，決定效力於中統特務機關。這種政治立場上的變化，給他後來曲折的人生歷程種下了苦果。

二度轉向，變汪偽特工

雖然胡均鶴進入中統等於從頭開始，但由於國民黨大力鎮壓共產黨人，而他熟知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方式，並有一定的人脈，在偵破和搜捕中不時建功，升遷很快，先後出任中統特工總部南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國民黨平綏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主任等職。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又獲任中統局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科科長，擁有了更高的職位和更大的權力。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1938年末從「陪都」重慶出走越南河內，公開宣布與日本侵略者合作，第二年5月回國抵達上海，籌劃在南京建立偽國民政府。日本軍方為增強汪偽實力，將早前落水當漢奸的原中統特務丁默邨、李士群系統撥給了汪精衛，成立特務委員會特工總部，設在上海極司菲爾路七十六號，專門打擊國民黨特工系統、共產黨地下組織以及其他愛國人士。這年9月，也是中共叛徒的中統局蘇滬區副區長蘇成德向「七十六號」自首，悉數供出與他共事的同僚。但他不知道區長徐兆麟的行蹤，就在餐館設下「鴻門宴」，對胡均鶴和其他同事軟硬兼施，逼迫他們轉而投靠「七十六號」。散席後，他又故意把答應變節的胡均鶴放回家，但條件是將徐兆麟誘騙拘捕。果然，胡均鶴到家不久，徐兆麟來電話通知蘇成德出了問題。胡均鶴這時沒有按蘇成德的計謀去做，也沒有提供他所知道的徐兆麟住址。蘇成德的叛變，使中統在滬特工幾被一網打盡，但由於胡均鶴有所隱瞞，徐兆麟及會計蔡均千得以倖免。

即便如此，胡均鶴投向「七十六號」，終究是背棄了民族大義的叛國行為。汪偽政府特工總部的正、副主任丁默邨和李士群，早先均是中共黨員，被中統特務逮捕後叛變自首，加入了中統並成為頭目，抗日戰爭開始後又搖身充當日本軍方的鷹犬。胡均鶴與他們有著相似的經歷，本為中統舊識，因而頗受重用，先是被「七十六號」派任南京區副區長兼情報科長，不久調回上海本部出任二處處長，主管情報工作，專責對付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及情報人員。

在同事們眼裡，胡均鶴平素不苟言笑，心狠手辣，屬於李士群的心腹。李士群的經歷更複雜，曾被中共組織選送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間又到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下屬情報學校受訓，一年後回國，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後來一再變節，是個利欲熏心、善辨風向的角色。他在「七十六號」內與丁默邨明爭暗鬥，後來不僅升為主任，還當上汪偽政府的警政部長、江蘇省主席。同時，他又暗地裡和國民黨特工人員有往來，也與共產黨情報系統有聯繫。1939年4月，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潘漢年奉派上海、香港等地組建華南情報局，面對複雜的形勢和險惡的環境，為了調動和利用一切有利因素，與擁有日偽情報資源的李士群建立了聯繫，胡均鶴便充當了李這一方的聯絡人，並負責潘在日佔區的人身安全。興許是天良未泯，胡均鶴像對待來自重慶的國民黨特工一樣，也為潘漢年的情報系統做了不少事情，有的還很重要。1942年11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組織部長王堯山及家眷撤往淮南新四軍根據地，便由潘漢年負責安排，讓升任汪偽政府特工總部副廳長兼江蘇實驗區區長的胡均鶴護送，並命屬下鎮江特工站站長劉毅送過封鎖線，最後平安抵達目的地。

三度轉向，漢奸罪獲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一面下令各戰區搶先接受日偽軍隊投降，一面籌劃從重慶還都南京，一面準備懲處漢奸以平民憤。9月20日中秋之夜，已成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上海辦事處的杜美路七十號花園，一派節日氣氛。胡均鶴手持軍統局局長戴笠的請柬，與周佛海、丁默邨、蘇成德、萬里浪等數百名汪偽政府的文官和軍官來參加中秋賞月晚宴。戴笠致辭表示：「八年抗戰，現已勝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戰期間出任偽職，這當然有各種原因。從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贖罪，政府是寬大為懷、既往不咎的。」這些吃了定心丸的大小漢奸，節後又收到分別於23日、24日去愚園路等處的邀請函，誰知按時到達後個個自投羅網，束手就擒。胡均鶴自然也在其中。第二年，他和羈押多時的同僚一起，站在了首都高等法院審理「漢奸罪」的被告席。

有研究者認為，因為胡均鶴當年沒有向「七十六號」出賣中統局蘇滬區區長徐兆麟，這位前上司為他說了好話，使他得以保住了性命。這不無道理，與胡均鶴不相上下的汪偽特工頭目丁默邨、蘇成德、萬里浪等，均以死刑而被處決。當時為他說了好話的不僅是徐兆麟，還有其他中統特工人員。胡均鶴任職中統局上海區時的同事陳奕作供，胡均鶴任職「七十六號」時，暗中掩護中統特工人員，解救國民黨的黨官和軍官，還提供電台等重要通信工具，確實為抗戰大業出過力。但在法官看來功不抵罪，這些事實不能洗刷他的漢奸劣跡，雖未判死刑，還是處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南京老虎橋監獄服刑。

四度轉向，蒙冤廿八載

不過，胡均鶴正式服刑不足三年就獲釋了。原因是抗戰勝利沒多久，國共和談破裂，雙方開始了軍事較量，人民解放軍在戰場上由弱變強，節節勝利。1949年初大局已定，國民政府危在旦夕，倉促撤離，將獄中的刑事犯統統釋放，以圖給共產黨接管政權製造混亂。胡均鶴出獄後，被特務機關委以重任，要求他潛伏下來戴罪立功。但是，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他不願再為之賣命，就托往昔的部下劉毅去香港找潘漢年，轉告他在大局變動之際尋求出路的想法。

潘漢年思慮胡均鶴等人雖當過漢奸，但暗中也為中共做過一些好事，上海解放以後還可發揮作用，就讓他們到匯聚了各路接管人馬的丹陽去，並電告中共華東局社會部考慮接納。於是，胡均鶴去了丹陽，隨解放軍在5月下旬進入上海。上海市公安局成立後，他獲任該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兼專員，也穿上軍裝，參與破獲和肅清國民黨特務的鬥爭。他憑藉多年經驗和社會關係，及時整理出《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人員表》，而公安部門依據這份關於前中統和軍統特務的詳細資料，順藤摸瓜，掌控或搜捕了許多潛伏和派遣特務，為新生的紅色政權清除了隱患。胡均鶴成為人民政府公安戰線的一員，使台灣的特務機關頭目大為惱怒，先通過電台點名威脅，後派特務當面策反。過去在關鍵時刻幾度動搖而轉向的胡均鶴，此時十分堅定，還和公安人員抓獲了前來策反的特務分子。

這是胡均鶴心情最舒暢的時期，可惜為時不長。上海公安部門任用一些反正特工、變節分子「以特反特」的做法，原經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饒漱石同意，但中央公安部門的領導層有不同看法，認為存在著嚴重錯誤。1951年初，政務院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到滬檢查公安工作，下令對市局任用原國民黨特務進行清理，並表示如上海對胡均鶴處理不便，可將他調到北京。3月，華東公安部派員啟動清理工作，市公安局局長揚帆為此作了檢討，胡均鶴則被解除情報委員會主任之職，脫下軍裝，留在上海控制使用。這位早年的中共重要幹部，一度回歸其昔日立誓奮鬥的革命事業，但畢竟有過投敵事偽的不光彩經歷，當任用他的上級遭到懷疑和處分時，好時光也就到頭了。

1954年9月，胡均鶴接到通知，要他赴京去公安部彙報工作。他抵達後一下車即被拘押，要求交代有關問題。12月底，已被免職的揚帆也被突然拘留送去北京審查。他們二人被隔離審查，這與黨中央開始從組織上處理 「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密切相關，要從饒漱石主持華東局及上海市的工作中發現並確定罪錯，而重用包庇特務、反革命分子的「以特反特」被列為其中一項。這一來，中共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常務副市長潘漢年不免產生心理壓力，因為他也同意市公安局採取「以特反特」的工作策略，而且是他介紹並建議使用胡均鶴等人的，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他多年前情報工作中被動釀成一個敏感事件而未向上級報告。

那是1943年初，抗日戰爭形勢極為嚴峻。有跡象表明，日偽可能對淮南新四軍根據地發動大規模「掃蕩」。為了儘早獲取敵人軍事行動的情報，潘漢年趕往上海與胡均鶴聯繫。但沒想到的是，李士群出於自己在汪偽政府內部爭權奪利、抬高身價的動機，讓胡均鶴出面以找他為由，把潘漢年從上海引到蘇州再引至南京，又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安排潘漢年與汪精衛見了面。雖然時間很短，雙方只談了幾句話，也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但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以及後來去延安，囿於各種主客觀因素而未向上級和中央報告此事。在他個人而言，無疑是犯了政治紀律的錯誤，自然也構成了一塊難以消除的心病。

有研究者稱，到1955年潘漢年事件發生前，此事的當事人汪精衛、李士群早已死去，參加會見的汪之秘書陳春圃也死了，唯一活著的胡均鶴關在獄中，成了僅有的見證人。又說，依照胡均鶴的經歷與性格，作為唯一還活著見證「潘汪會面」的證人，一定會向有關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這一說法與事實有較大出入。此事的知情者中，汪精衛、李士群固然已於1943年和1944年相繼死去，但陳春圃並沒有死，解放後因「叛國罪」在上海提籃橋監獄服刑，直至1966年3月19日瘐死。另據已知的此案內情，胡均鶴受審查期間，並未交代潘漢年見汪精衛之事。有論者對此分析稱，這也許是他對潘漢年大權在握時對其重用而未殺人滅口的回報。然而，可能更為合理的解讀是，以胡均鶴曾在中共有過的經歷，會以為潘漢年當年肯定已向上級報告，這樁陳年舊事不在他主動交代的範圍。當然，從胡均鶴赴京被審查起，潘漢年的內心開始糾結，他自己或許並未想到這一層。

1955年3月下旬，潘漢年作為上海代表，進京出席全國黨代會，會議的議程包括通過《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有關文件中還有饒漱石、揚帆在上海重用、包庇和掩護一批反革命分子的材料。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提到，凡是和高、饒有牽連或歷史上有問題而沒有交代的高級幹部，都應當主動把問題向中央講清楚。這讓潘漢年感受到更大的壓力。4月1日，他向率上海代表與會的陳毅和盤托出12年前見汪精衛的經過，說明自己長期沒有向組織報告的原因，並請陳毅把書面報告轉呈中央。次日毛澤東接報後作出嚴厲批示，並下令拘留審查。於是，潘漢年的問題與饒漱石、揚帆的問題夾纏在一起，後被整成「饒、潘、揚反革命案」，胡均鶴既算證人又成同案犯，竟被當作國民黨潛伏特務，犯下了反革命罪。不過，他只是其中之一，該案還牽涉一大批潘漢年的戰友、部屬以及有過工作關係的人被捕受審。連胡均鶴的妻子趙尚芸也受到牽連，被關押受審，數年後被釋放，但成了「反革命家屬」。

曲折人生，「腳踩幾隻船」

在漫長的牢獄生涯里，胡均鶴與潘漢年很多年同囚秦城監獄。1980年4月，經家屬申訴和中央領導批示，揚帆由公安部平反並恢復黨籍。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發文為潘漢年平反，恢複名譽。可是，他已於1977年4月14日在湖南茶陵縣一個勞改茶場病故，無從知曉這一切。而胡均鶴直到1983年才因年老多病假釋。在其子申訴下，有關部門經過複查，於1984年作出結論：「胡均鶴曾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特務，歷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後其已向組織上作了交代，並早在1941年即與我建立了聯繫，為我做了工作。根據黨的政策，對其歷史罪行應既往不咎，潛伏特務問題系錯定，應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鶴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應予否定。」就此，宣布撤銷原有判決，無罪釋放。鑒於胡均鶴受潘、揚冤案牽連，身陷囹圄長達28年，上海市公安局申報上級批准，安排他享受行政15級離休幹部待遇，安度晚年。1993年3月，他以86歲高齡謝世。

綜其生平，政治面目變換之多，似已無關政治信仰，實乃夾縫中求生的必然結果，是脆弱的人性本能使然。客觀上，不同政治力量的情報系統為達各自目的招降納叛，也給他的屢屢轉向提供了機會。其實，亂世中像胡均鶴這樣的人並不少見。2015年很火的諜戰劇《偽裝者》，主人公原型據說是某位擁有四重或五重明暗身份的「紅色特工」，游刃於幾股政治力量之間，故事情節因而離奇得匪夷所思。其實觀眾稍微想想就明白，現實中一個人再三變換政治面目時，信仰和立場還能那麼堅定嗎？人格和氣節更無從談起，他們無非面對變幻莫測的時局「腳踩幾隻船」，為自己多留後路而已。

那些亂世的多面人，大抵由此而生。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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