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一枚漢代木牘的匆匆對視

最新 03-16

文/欒建東

春節假期剛過，琅琊暨徐福研究會鍾安利會長告訴我：張家樓土山屯漢墓群的考古發掘已被列為2017年度「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候選名單，發掘出許多非常有價值的文物，其中包括漢代木牘。木牘！我大吃一驚，忙問：上面有文字嗎？鍾會長說：沒有文字那還叫木牘嗎？他要我抽時間去西海岸博物館看一看，然後寫點文章，無論是學術方面還是文學方面。

對於考古和文物，我是門外漢，但對於竹簡和木牘的知識還是有一點了解。簡牘這種物件，只使用於先秦至魏晉時期，此前中國文字的載體主要是甲骨和青銅等，此後由於紙的普及使用也就基本不再需要它了。

和青銅、玉器、陶瓷等歷史文物有所不同，簡牘的保存難度大，存世量少，幾乎都是出土文物，非常珍貴。其中最著名的當屬雲夢睡虎地《秦律》竹簡、臨沂銀雀山《孫子兵法》竹簡和郭店戰國中期《老子》楚簡等。簡牘以文字形式直接記載了古代社會情況，其史料價值遠在其他同期文物之上，西海岸地區能夠出土漢代木牘實在是難得的事情。

處理完手頭的事情，與翁建宏館長取得聯繫後，我來到西海岸博物館，要親眼看一看這些珍貴的古代文字遺留。翁館長告訴我：張家樓土山屯漢墓群發掘一直由青島考古研究所負責，我們博物館只是做一些協助性工作，現在土山屯漢墓的野外發掘已經結束，正在對出土的文物進行整理和修復工作，這些文物目前都存放在博物館裡。

她帶我到漢墓發掘隊的工作室，找到了這個項目的執行領隊彭峪先生，由他帶領我們參觀這些出土文物，彭領隊居然是一位80後的年輕人，他的團隊也都是由一些年輕人組成，這讓我感到驚奇。考古工作室是博物館原來的一個展廳，為了這個項目騰出來間為兩室，外面是隊員們的工作室，裡面一室存放文物。登記簽字後，彭領隊帶我們進入文物存放室。

存放室的架子、案子、地上擺滿了各種各樣的文物：原始青花、陶釉、銅鏡、漆器、玉器、琉璃、絲織品、毛筆、木杖、竹笥等，約有千件之多。這些文物有的已經很破敗，有的則保存非常完整。彭領隊介紹了土山屯漢墓發掘的大體情況和幾個比較重要的出土文物，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木牘，希望能親眼看一看。

彭領隊從架子上搬出一隻長方形的塑料水盆，盆子的清水裡還放著一個薄薄的水盒子，盒子不透明，可能為了避光。抽開盒子蓋，一枚木牘隔著一層清水呈現在我們的面前，這是出土木牘其中的一枚。

簡牘是先秦及秦漢時期文字的載體，二者的區別在於，窄者為簡，寬者為牘；簡牘有竹木兩種材料，簡多為竹，稱為「竹簡」，而牘以木為多，稱為「木牘」。竹簡的形體較細，每枚竹簡一般只寫一行字，而木牘較寬，每枚木牘可以寫多行字，還可以分段落。木牘的長度為一尺左右，故有「尺牘」之說。

我打量這枚木牘：看起來沒有一尺長，也許當時和現代的尺寸長度有所差別吧。這是一個很規則很平整的長方形木片，上面有好幾段文字，每段又有幾行，文字是典型的漢隸書體，字跡清晰，書寫工整，只是木牘的顏色有些發黑。

我問翁館長：表面為什麼這麼暗？她說：剛挖出來的時候顏色要淺一些，但墓室內氣候和自然環境差距極大，處在飽水狀態的木牘，遇空氣就會馬上氧化變色，由於處理及時，木牘基本保持住了原樣，等脫水處理後，顏色應該比我們現在看到的要淺一些，字跡也會更清楚一些。

雖然沒有多少考古知識，但有些事情我還是聽說過的：考古發掘中，有機物性質的文物最難保護，當年定陵墓室打開的一剎那，五彩斑斕的絲織品瞬間失色；馬王堆出土的漆器里的新鮮藕片，接觸空氣馬上變成了一團灰。這些事例都成為考古界的慘痛教訓。這樣看來，我能見到這樣一枚木牘，已經是很有緣分了。

彭領隊介紹：木牘出土的漢墓是這次考古發掘的眾多漢墓中的一座，這座墓共出土了十幾枚木牘，由於木牘的存在，墓主人的身份、年代都反映得非常清楚：墓主人叫劉賜，堂邑（今南京附近）縣令，西漢元壽二年（公元1年）病逝在任上，回原籍落葬，同墓出土的「堂邑令印」和龜鈕私印也證實了這一身份。

出土的這批木牘多為「上計」文書，也就是地方官府向中央政府上報的一份年度報告，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司法、軍備、民政等各個領域，十分詳細。「上計」公文本來應該上報朝廷，為什麼會被帶到墓里去？翁館長判斷：這也許是一件「備份」，存放在主人的公文包（竹笥）里，主人去世後連同其他物品被帶回原籍陪葬了。

我看到的這枚木牘，只是出土木牘中的一枚，當然很希望能看到其他木牘。但我知道，這些文物還都在整理過程中，尚未對外公布，這期間只有領導和專家才可以觀看。我既非領導，又不是專家，有這樣一個機會已屬難得，不好再提過分的要求。再說，這裡面還涉及到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等諸多問題，不便過多了解。

不過，翁館長告訴我：儘管文物的整理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但考古成果會分期分批地向社會公布，您可以了解情況，寫寫文章，這也是對我們工作的支持和宣傳。我說：當然，別的不說，那些木牘我是要認真拜讀的。

這批漢代木牘會存有很多的信息，而且不同人會有不同的視點：書法家可以分析它的書法藝術，作家可以解讀它的文學風格，學者可以研究當時的社會制度、司法制度和行政體制等等。至於我，能從其中閱讀出什麼，現在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這枚木牘穿越兩千年的時空，在今天與我們相見，這本身就是一種緣分，我們在看它的歷史，它也是在看我們的現代。

我與這枚木牘只是一次匆匆的對視，以後也許還會有機會進行一次認真的對話，如果我夠資格的話。

作

者

簡

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