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場殘酷的兄弟戰爭
郭建龍，獨立作家、前財經記者、IT工程師
當戰爭結束時，伊朗人才發現當年的革命政權已經在不知不覺間長成了參天大樹。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了一切，不僅掌握了武器，還將經濟命脈收到了手中，所有的支柱產業都在不知不覺間成了政府的玩物。在槍杆子的作用下，這個政權已經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也沒有可能擺脫了。
在德黑蘭的南部，有一大片叫做扎赫拉（Behesht-e Zahra）的墓地，這片墓地從1950年代啟用以來，已經如同一座小鎮的規模。
每到周末或者過節之時，幾乎全德黑蘭的人們就會乘坐地鐵前來祭奠親人，在墓地的一端，是正在建設的一座巨大陵墓：高高的圓頂上用黃金覆蓋，在下面躺著的，就是伊朗革命的奠基人霍梅尼。
在官方地位上，霍梅尼和他的繼承人哈梅內伊已經脫離了普通的教士階位，被尊稱為伊瑪目。在正統什葉派的體系中，伊瑪目一共只有十二個，分別是阿里及其他的十一位直系後裔。第十二位之後，伊瑪目的譜系就斷掉了，其餘的人士最多稱大阿亞圖拉，表明自己在宗教上的權威。只有到了霍梅尼時代，人們才再次拿出了伊瑪目的稱號，贈與了他。
不過，不止一個人告訴我，霍梅尼的稱號「伊瑪目」與什葉派傳統上的伊瑪目不是一回事兒，傳統的伊瑪目是阿里的後裔，是安拉知識的繼承人，而現代的「伊瑪目」只是一種稱號，不具有實際意義。特別霍梅尼的繼承人哈梅內伊被選出來時，只不過是一個中層的教士，當時他在人間的職位已經很高（總統），但在教士階層只是胡加特·伊斯蘭，在教階中排第三等級。
霍梅尼墓的另一側，就是巨大的公墓群了。在公墓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士兵墓群。
伊朗由於總是在打仗，要麼與伊拉克發生戰爭，要麼派兵去世界各地支援革命，死亡士兵人數眾多，他們大都埋在了扎赫拉公墓之中。
扎赫拉墓地中年輕士兵墓葬。他們死在阿富汗，從相貌中可知他們屬於哈扎拉人。 郭建龍
我去公墓那天正好是周末，公墓中有許多人在祭奠親人。伊朗的墓穴大都只是一塊平躺的石碑，上面寫著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頂端有一塊石頭或者玻璃，蝕刻著死者的形象。有時在墓後還有一個玻璃盒子，裡面放著死者生前的用品。
站在墓地里，望著無數的蝕刻人像，他們彷彿在從另一個世界回望著這個曾經養活他們的人世，顯得格外唏噓。
我來這裡的目標是尋找兩伊戰爭的痕迹，卻由於語言不通，被人帶到了另一個區域。「阿富汗，這裡全都是最近在阿富汗死去的伊朗人。」我猜測，那人在離開我之前是這麼說的。
這裡的死者大都是在最近兩年死亡的，地點都在阿富汗，他們大都是士兵。蝕刻的畫像上，有的穿著軍裝，有的拿著槍，驕傲地望著畫面之外。大概他們拍照時想不到自己會這麼早離開人世。
持槍的士兵墓葬。 郭建龍
離開了阿富汗戰爭墓地繼續向里走，經過了一片特殊的墓群。在墓群旁邊，放著一張宣傳畫，這幅畫取自一張八十年代的老照片，一位長相像孩子的士兵笑著坐在窗檯，他的膝蓋上放著一把槍。執政者一定認為，士兵無邪的笑容是在控訴侵略者，可我卻以為那是在控訴一切戰爭。在畫像的後面，就是兩伊戰爭公墓了。
這幅畫是伊朗最著名的戰爭宣傳畫。一位年輕的戰士面帶微笑，持槍坐在窗台上。 郭建龍
在其他正常的墓地，死者大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這裡的卻都是年輕人，他們有的彷彿剛從學校離開，有的鬍子都沒有長齊。死亡的時間大都在公元1982到1988年間，與兩伊戰爭的時間相對應。
雖然兩伊戰爭已經過去了三十年，但這些士兵的墓仍然被精心照料，有的墓上撒了一撮糧食，有的墓碑剛剛擦拭乾凈。那兒一對老人坐在墓前，他們到底是在懷念自己的兄弟，還是兒子？還有年輕姑娘靜靜地立著，墓地里埋著的或許是她的父親。
部分墓地有著統一格式，掛著燈盞，放著鮮花。還有的墓地則連個名字都沒有，只寫著死亡的時間和墓穴的編號，這就是無名烈士之墓了。
成排的士兵墓葬。在墓上放著鮮花，表明世界上還有惦記著他們的人。 郭建龍
婦女走在掛滿了燈籠的墓地里。每一個燈籠，都表明一個年輕生命的離去。 郭建龍
據說，有至少50萬伊朗士兵死在了兩伊戰爭中，而大約有20萬都埋葬在了這個公墓之中。從士兵墓一抬頭，就可以看見遠方伊瑪目霍梅尼墓那金光閃閃的金頂，領袖的奢華與普通士兵的寒酸，恰好說明哪怕在一個「伊斯蘭共和國」，食物鏈兩端的人們也有著不可逾越的距離。
霍梅尼的金頂在不遠處傲視著這些簡陋的墓穴。即便是伊斯蘭共和國，人們也是有等級的。 郭建龍
▌戰爭挽救了教士政權
公元1981年，是伊朗年輕的伊斯蘭共和國最驚濤駭浪的一年。對共和國考驗最大的不是戰爭，而是兩次來自內部的大爆炸。
這一年的8月30日，新上任的伊朗總統拉賈伊（Mohammad-Ali Rajai）和總理巴霍納爾（Mohammad-Javad Bahonar）在總理辦公室舉行一次國家安全會議，參加者除了他們兩人，還有一些政府的高級官員。當會議開始時，一位叫做馬蘇德·克什米里（Masoud Keshmiri）的親信拿進來一個手提箱，放在了總統和總理之間，然後離開了會議室。當開會時，有人打開了手提箱，突然間天崩地裂，箱中的炸彈爆炸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統和總理在這次爆炸中雙雙喪命。與他們一同赴死的還有國家警察頭子等三人，此時距離拉賈伊當選總統只有一個月時間。
由於克什米里將手提箱帶入會議現場，他本人隨即被調查。人們發現，就在總統死亡前8天，克什米里就拿著手提箱跟著總統和總理，前往霍梅尼處去介紹新成立的內閣班子。只是那一次，克什米里的手提箱沒有獲准帶入，讓霍梅尼免掉了一劫。
而在兩個月之前，另一個炸彈在伊斯蘭共和黨的保密會議上爆炸，將共和黨書記阿亞圖拉貝赫什提（Ayatollah Mohammad Beheshti）、四名部長、27名議員在內的至少72名伊斯蘭共和黨成員送上了天堂。
在總統死後幾天，另一枚炸彈又將檢察長炸死。
在這一連串的爆炸中，浮現出的是一個叫做人民聖戰者（People』s Mujahedin of Iran）的派別，這個派別與後來的伊斯蘭右翼極端派不同，是一個傾心於社會主義的左翼政黨。
安放炸彈的克什米里就屬於這個聖戰者派別，而這個派別的可能後台，就是伊拉克的總統薩達姆·海珊。薩達姆·海珊屬於阿拉伯復興黨（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從政治理念上，是一個世俗的社會主義派別，與伊朗伊斯蘭聖戰者的左派傾向恰好吻合。
在伊朗剛革命時，除了溫和民主派，最重要的兩個極端派別是霍梅尼的（宗教極端派）伊斯蘭共和黨，以及左派的人民聖戰者。這兩個極端派別都不吝於殺人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在殺人比賽中，由於霍梅尼控制了國家機器，在競爭中佔據了上風，人民聖戰者也受到了強烈的鎮壓，只好訴諸於恐怖和暗殺。
人民聖戰者的暴力行動只是風雨飄搖中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一個代表事件而已，實際上，自從霍梅尼通過了憲法、與美國斷交之後，麻煩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世界上最符合教義的共和國。
由於伊朗國王的激進改革，民主和議會制仍然深入人心，霍梅尼在訂立憲法時，只能在民主的基礎之上改造社會，也就是說，必須保留總統制，保留人們的選舉權，只是規定總統聽命於更高的教士指導罷了。與其他極權國家不存在選舉不同，伊朗始終是有選舉的。
在第一次總統選舉中，人民就利用手中的選票給了伊斯蘭共和黨一個下馬威。他們拋棄了伊斯蘭共和黨推薦的候選人，選擇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叫巴尼薩德爾（Abolhassan Banisadr），是社會主義、伊斯蘭主義的混合體，也就是混合了霍梅尼和聖戰者的綜合派，對於人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他不是一個伊斯蘭共和黨人，其他的都不重要。
巴尼薩德爾上台之後，雖然獲得了霍梅尼的認同，卻立刻遭到了伊斯蘭共和黨其他人的暗地抵制，一切法令都無法推行。他想解決少數民族問題、解決政府的控制力問題，還想把伊斯蘭革命法庭、伊斯蘭革命衛隊這些法外組織都納入到政府控制之中，避免這些教士的工具繼續遊離在法律之外。但他的努力得不到伊斯蘭共和黨的配合，一切改革都成泡影。
為了限制巴尼薩德爾，伊斯蘭共和黨還給他制定了一個政治流氓當總理，這個人依靠革命投機起家，他組織人馬打砸搶劫外國機構，到大學威脅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這個人就是後來被炸死的拉賈伊。
當巴尼薩德爾與革命黨人衝突越來越激烈時，霍梅尼只好行使高級教士的監督權，將這個總統罷免，取而代之的正是拉賈伊。
原本以為拉賈伊可以利用鐵腕穩定局面，沒想到剛上台一個月，拉賈伊就和新任總理一同被炸死，讓國內政治再次陷入了癱瘓的邊緣。
但就在這時，霍梅尼的轉機來了，一場給伊朗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卻成了教士們的及時雨，將原本四分五裂的國家團結了起來。
這場戰爭，就是兩伊戰爭。
▌兄弟鬩牆
公元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一聲令下，伊拉克軍隊開始了對伊朗的空襲，兩伊戰爭正式爆發。
從表面看，兩伊戰爭的起源是雙方的領土爭端。伊朗的主要產油區胡澤斯坦（Khuzestan）的主要人口不是波斯人，而是阿拉伯人，這給了薩達姆借口，他本來就非常垂涎這片地區。
伊朗和伊拉克在胡澤斯坦地區的界河叫阿拉伯河，在公元1975年之前，雙方的邊界不是以河水中線劃界，而是以伊朗一側的低水位線為界。1975年，在阿爾及利亞的斡旋下，雙方同意改為沿河中線劃界。薩達姆上台後，對這個協議一直不滿，試圖改回到原來的邊界。
但在領土爭端的背後，薩達姆的伊拉克也有苦衷。伊拉克是一個什葉派占人口多數的國家，但統治階層卻出自遜尼派。伊朗革命成功後，狂熱的霍梅尼總是想輸出革命，而首先被鼓舞的是鄰國伊拉克的什葉派。
如果在巴列維國王時代，薩達姆還不敢輕易發動戰爭，伊斯蘭革命後，伊朗開始對軍隊進行大清洗，軍隊的戰鬥力迅速下降，讓薩達姆意識到這是乘人之危的最佳機會，一旦讓伊朗的軍隊完成了清洗和重建，要想打仗就困難了。
薩達姆想通過閃電戰將伊朗打服，他沒有想到，自己卻幫了霍梅尼一個大忙。在伊拉克侵略之前，霍梅尼的政權仍然充滿了矛盾和爭鬥，伊朗人雖然不得不接受了伊斯蘭革命，卻並不心甘情願，許多人在觀望，等待機會推翻它。
但伊拉克的入侵將霍梅尼的壓力轉嫁了。面對入侵時，伊朗人不再考慮宗派和主義的爭執，而是聯合起來一致對外了。如果說，1979革命建立了政權，而政權真正的穩定，卻是在戰爭中獲得的。
伊朗的戰鬥力也沒有預期的那麼差。伊拉克在經過了短暫的上風之後，被更加強大的伊朗反擊退回了國境。到了公元1982年，薩達姆已經承受不住，準備議和了。
即便到現在，兩伊戰爭仍然是伊朗政府尋打造社會凝聚力的好工具，在德黑蘭商業區的大屏幕上，都會放著戰爭回憶的紀錄片，播音員用鏗鏘的聲音控訴著侵略者。但是，對於伊朗人來說，戰爭卻讓他們五味雜陳。
在戰士公墓里，一位死於1986年的士兵墓前，他的弟弟這麼告訴我：伊朗人以1982年為界，對於戰爭的態度可以一分為二。在此之前，伊朗是一個受害國，只能團結起來對付入侵。但是到1982年，伊朗就已經將伊拉克趕回了國境，這本來是一個議和的好時機。
墓地的紀念布牆。 郭建龍
但霍梅尼為了推行革命，卻做出了推翻薩達姆政權的決定，拒絕了議和，強行將戰火燒到了伊拉克境內。「從這時開始，就已經是滿足霍梅尼個人野心的戰爭了。如果提早收手，伊拉克不會困獸猶鬥，動用化學武器，伊朗也不會死這麼多人，實際上，戰爭後期死的人要比前期多得多。」
就像薩達姆以為他可以征服伊朗一樣，霍梅尼也以為他可以輕而易舉推翻薩達姆。但此時，伊朗革命造成的孤立開始起反作用。
當伊朗接近於勝利時，伊拉克突然獲得了大量的幫助。整個阿拉伯聯盟都在借給它錢買武器，蘇聯人、美國人、西方人都參與了進來幫助薩達姆，卻沒有人來幫助伊朗。冷戰的雙方在這件事情上難得的意見一致。不僅不幫忙，還進行了各種各樣的制裁。伊朗的飛機曾經壓倒了伊拉克，但隨著零部件的損耗，飛機全都上不了天了。武器也找不到賣家，只能自己製造一些劣質品。
伊朗唯一擁有的就是人。從這時開始，伊朗的人肉戰術震驚了世界，軍隊從國內招募了大量的年輕人，沒有好好訓練就送上了戰場，他們被安排沖在前面，被伊拉克的機槍成片掃倒，或者被毒氣毒死。
世界對伊朗的敵視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公元2014年，俄羅斯支持的烏克蘭東部分裂勢力用薩姆導彈不小心打下了一架馬來西亞飛機，引起了世界的公憤。但是，同樣的事件在公元1988年就已經發生過。這一年7月3日，美國海軍錯誤地將伊朗一架客機當成了戰鬥機，用導彈擊落，一共290人死亡。伊朗在這件事上本來擁有著道德優勢，但是，世界在這一刻卻彷彿失明了，沒有人在意這些死去的伊朗人，也沒有人談論，更沒有人去指責美國。由於這些人來自一個古怪的政權，生命已經無足輕重了。
在整個世界的敵視下，伊朗又強撐了六年，直到已經沒有足夠的年輕人上戰場了，霍梅尼才承認是到了結束戰爭的時候。
兩伊戰爭給伊朗人造成的創傷是永遠也沒有辦法癒合的。除了數十萬人的死亡之外，還有大量的人從戰爭區域逃往了非戰爭區域。伊朗西部是人口稠密區，東部的馬什哈德本來是一個不大的城市，戰爭結束時，馬什哈德已經成了伊朗第二大城市，也是接收逃亡者最多的地方。
還有無數的人從國內逃往了國外，成了難民。他們有的是為了避開戰爭，有的是害怕被徵兵死在戰場上，還有的為了躲避革命政府的迫害。
當戰爭結束時，伊朗人才發現當年的革命政權已經在不知不覺間長成了參天大樹。革命衛隊已經控制了一切，不僅掌握了武器，還將經濟命脈收到了手中，所有的支柱產業都在不知不覺間成了政府的玩物。在槍杆子的作用下，這個政權已經根深蒂固地影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再也沒有可能擺脫了。
即便到現在，在許多士兵的墓前都會有一個小箱子，裡面放著士兵生前的遺物。許多箱子前除了有士兵的照片，還有霍梅尼的頭像。年輕的士兵在死後仍然暴露在老大哥的目光之下。
墓前的小盒子里擺放著死者生前的物品。霍梅尼和哈梅內伊仍然在背後監視著死人。 郭建龍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5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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